苟吉寺，位于达拉乡次哇村东，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是洛让桑丹和云道扎西主持创建的，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了。寺庙建筑面积15000多平方米。在这样的地方可称之为规模宏大。寺院教派最初为苯教，后改奉格鲁教，是四川若尔盖阿西卓仓寺的属寺。寺主供奉“赛绰巴”佛，寺内藏有藏文经典400余部。现有住寺僧侣30多人。
寺里的一位老僧人告诉我们说：“据说。当时这里住了红军一个团，寺里有30多万斤粮食，红军炒粮时，炒坏了两口大锅，才炒完的。”
来此讲学的阿坝州政协副主席丹巴活佛说：“我调查过，30万斤是没有的，但十几万斤是有的，当时正是收割季节，寺里刚把青稞收回来，红军就过来了。喇嘛们不晓得红军是什么队伍，就都躲到附近山上去了。红军很守纪律，炒了寺里的粮都按当时的价格付了银元。炒坏寺里的两口大锅，也是为了打仗、抗日嘛，非常时期，完全可以理解！”
说完，活佛笑了。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沿达拉沟峡谷溯流而上30多公里，就是俄界。“俄界原名叫高吉。”康副部长说，“高吉，在藏语中是8座山头的意思。因为不同的音译问题，当时红军的通司（翻译），就把‘高吉’译成了‘俄界’。加上当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又定名为俄界会议。之后的几十年中，‘俄界会议’给高吉的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荣光，当地人自然乐意接受俄界这个名字了。”
在资源环境惨遭破坏的当今，地处岷山山脉中段的俄界却是四周古木参天，经幡猎猎，加上村前达拉河流水潺潺，古朴的民风，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十分宁静的藏族村寨。村子里现有42户人家，共270多口人。而当时的俄界是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
康学功对村子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从山坡上看了俄界的全貌后，他带我们去村里参观俄界会议旧址。刚到村口，他就指着蹲在路边晒太阳的一位藏族汉子喊上了。他用的是藏语，我们听不懂，但是那位30多岁的藏族汉子却热情地迎了上来。康副部长这才告诉我们：“这是念秀，当年的俄界会议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于是，念秀很热情地带我们向他家走去。
我们顺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小路，来到俄界会议旧址。旧址从外观上看像是一座土窑，窑处却是一幢全木结构小楼，上书“毛泽东旧居”几个大字。顺陡峭楼梯往上爬，到上层居室。正中，挂一张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在北戴河的像，像下置一方桌，摆几本留言簿。细看室内全是实木结构，连天花板也是粗大的木料装成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已被烟火熏得黑油发亮，像刷了一层黑漆。我估算了一下，屋内有三四十平方米宽，粮柜、神龛、碗柜、火塘、仓库，一应俱有。
由于我们不懂藏语，和念秀的交流全靠略通藏语的康副部长藏语加汉语的硬翻。我们才知道，当年房子主人是念秀的爷爷。这房子到现在已有至少200年的历史了。
我问念秀：“毛主席在这里开的什么会？”
他跟康部长连说带比划了半天。老康笑着翻给我们，说：“他说他说不来。”后来，老康告诉我们，因为这房子是他家祖业，村里让他看守旧居，每天补助他3元。
原来，俄界会议会址，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确认的。在这之前，念秀一家还一直住在这里，从1975年以后，他就一直守着这房子。
据迭部县党史办包世明同志介绍，俄界会议的原始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全部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爱人刘英（此时张闻天和刘英尚未结婚）记录的。由于会议十分重要，当年的与会者，对此都有着清晰的记忆。李维汉回忆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针，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会议是当天上午11时开始的。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和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和我。”杨尚昆回忆说：“俄界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会议是在藏民居住的一个临时棚子里召开的。小小的棚子里。墙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我们管它叫‘牛屎房子’。”
在俄界会议上，围绕如何处理张国焘，与会者发生了争论。不少人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然而，毛泽东着眼于大局，认为尽管“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但马上做组织结论。立即下最后通牒，是不应该的。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我们要用各种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后来，在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坚持下，会议只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而保留了张国焘的党籍，而且规定《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向全党公布。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张国焘率部南下，没想到连连遭挫。几翻雪山、三过草地、强敌高压，病魔肆虐……半年内。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4万多人。这时，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张浩，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1936年6月，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终于挥师北上。
包世明说：“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体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高度团结的姿态和高瞻远瞩的气魄。尽管张国焘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党中央还是为他保留了职务和党籍。到了陕北以后，又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动员一方面军的指战员：捐出所有御寒冬衣，送给红四方面军战友。今天我们做工作。仍然需要这样的胸怀、气度和眼光。”
车窗后，村头三棵古老的杨树，还在风中诉说着俄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到达俄界后，国民党军也似乎发现了红军北上的企图，蒋介石重新调集20多万军队，在川北、陇南等地层层设立封锁线，企图阻拦红军北上。急令西北“剿总”，称：“现阿坝之匪已向东移，包座之匪一部，约万余人向岷县北窜，判其企图，似欲乘我不备，予以各个击破，并冀与徐海东、刘子丹（即刘志丹）等股会合，造成陕甘新匪区。”当日，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第二路军总司令于学忠，向各路进剿红军的部队下达命令：“奉委员长令：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现已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同时，严令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和腊子口，妄图凭借天险。将红军围困消灭于川甘藏区一线。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部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团”当即决定，攻克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通道。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俄界村前的广场上，给红军营以上干部作《关于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报告，使红军将士们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之后，部队沿达拉河谷北上，向敌人重兵把守的天险腊子口进发。
当天红一军团即沿达拉河谷，向前推进，至旺藏地区。次日，中央纵队及三军团同时移防旺藏地区，进行休整。
9月14日，毛泽东在旺藏寺附近的茨日那村，对彭德怀和林彪说：“北上甘南，有鲁大昌部阻挡，此地又是隘路，非消灭该国民党军不能前进。而我们又必须快速拿下腊子口，北进甘南岷州。否则，仍不能说是摆脱了困境。只有用最强的部队完成这一任务。”
“你准备派哪个部队上？”毛泽东问担负主攻任务的林彪。
“只能是杨成武的四团了。”林彪说。
“好，就让四团上。限他们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三天时间紧了些。部队就是一路顺利，光行军就得两天多。”林彪有点为难。
“不行。就三天，三天内必须拿下来。”毛泽东坚定地说。
当天下午3时30分，林彪、聂荣臻奉命向一军团全军下达战斗命令：“一军全部迅速以主力占领哈麻、黑躲寺地域，以一部占领拉子口（即腊子口）、车眼，以作我军北上之据点。”这天下午二师师长陈光接到命令后，马上让传令兵带着命令快马追赶走在全军最前面的红四团。据说，陈光和肖华都是在马背上看到命令后，直接进行了传达。肖华大声地对杨成武等人说：“军团首长命令我们全速继续向北前进，以四团为先头团向甘南岷州前进，三日内夺取腊子口，并扫除沿途阻拦之敌。”
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后，带领全团以急行军速度，当天到达莫牙寺。杨成武说：“当时我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打下腊子口，国民党阻挡红军北上的阴谋就破产了。如果打不下来，红军北上就失败了，我们就得再回草地，再去找张国焘。生死存亡全在此一战了。所以当时一下命令，全团就激情高涨。部队只在莫牙寺停了一会，开会吃饭之后，于当晚11时，又高喊着‘坚决打下腊子口，迅速打到西北去’的口号出发了。”
当天，林彪和聂荣臻也率一军团主力，到达黑拉。
紧随其后，毛泽东和新上任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及中央机关。也于15日拂晓出发，当晚到达黑拉宿营。
红四团昼夜兼程，两天急行军200多里，于16日下午4时，到达腊子口山脚下。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至此，中央红军北上途中，进入甘肃的第一场战斗即将打响！
俄界村口，那几株高大古老的杨树，渐渐地模糊起来。
车子沿着当年红军北上的足迹，向着神秘的山村小寨茨日那走去……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从俄界到茨曰那，必须经过岷、迭两山的夹缝——尼傲峡，沿着白龙江大峡谷，绕过哈岗，视野里就进入了旺藏。
旺藏，是今天迭部县的一个乡。地名因附近的旺藏寺而来。藏语称旺藏为“旺藏扎西彭措林”，可直译为“吉祥之地”。据有关记载，旺藏寺，是由卓尼县境的七步寺和岗梢寺的俄仁巴·罗藏彭措和桑吉益希，建于清乾隆年间，鼎盛时僧侣多达400余人。但是，寺院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在的寺庙是1982年在原址重修了经堂等部分，现已初具规模。不过据当地的老人讲，无论规模还是建筑，都比过去的老寺庙差得太远了。
在旺藏乡政府驻地东南不远的地方，就是茨日那村。当地的干部说：“茨日那”是藏语，就是“这边”的意思。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方位来命名的村子。1935年9月13日，北上红军到达旺藏寺地区，一军团驻地旺藏，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则分驻旺藏寺和茨日那。毛泽东主席住在村中一户叫尕让的藏族群众家中，并在尕让家的木楼上，下达了“三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1978年，经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等人确认为毛主席旧居后，迭部县先后多次拨专款对该址进行了维修，至今保存完好。
我是第二次来茨日那了。没有乡政府的干部带路我们就来到了村子中间，我指着远处一座新旧结合的小楼，对我的同行者们说：“那就是茨日那革命遗址和毛泽东旧居。”
就在人们参观毛泽东旧居的时候，我再一次仔细地打量起了这栋房子。因为1935年9月，毛泽东主席曾经就在这栋小楼里住了两夜。
这是一栋典型的藏族建筑。记得第一次前来参观的时候，一进到院内就有一种特别的庄严感。院子门朝东开，小院由东向西，围着一道低矮的土墙，左侧是高大房屋的后墙，一栋小楼依墙而起，分上下两层，共六间房屋，全部用当地的松木结构建成。楼前的廊檐上装有近一米高的栏杆。毛泽东的当年的住室内，一幅肖像悬挂中央。画像下面，是一张不大的木床，床边搭建着一个土制锅台。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但是小楼及内部物品依然保持着原样，由此可见藏族同胞对毛主席、红军的感情之深。
桑杰，是现在这栋房子的主人，当年红军到来时，他的爷爷尕让就住在这里。桑杰说：“爷爷生前告诉我，那一天，村子里的人们，远远地看见黑压压的队伍开过来了。有的很害怕，就跑到村子背后的山上躲了起来。两天以后，红军走了我爷爷才回家，发现院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挑满了水。屋子里的粮食和肉少了一些。但桌上放着5块银元，银元的下边，还压着一张用汉语写的条子。爷爷不认识汉文，不知道那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就把它们全烧了，也是怕国民党的兵来了惹事。”
从红军走了以后。桑杰的爷爷奶奶依旧生活在这栋小楼里，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可是到了1978年，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重走长征路时。又来到了43年前他和毛主席一起住过的茨日那。进到村子他一眼就认出桑杰家，就是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在和桑杰的奶奶谈话时，陈昌奉还提到红军走时留下的五块银元和借条的事。陈昌奉说：“我们临走的那天，主席让我好好算算吃了老乡多少东西，给多少钱。因为当时钱不够，我就把身上的五块银元全放下，又写了个欠条。”这时，桑杰一家才知道，当年家里住过的红军，就是毛主席和他的警卫班。
送走陈昌奉，他们当天就把屋里的东西腾了出来，在对房子进行原样布置以后，又找来一幅毛主席像挂上。第二年，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肖华将军也专程赶来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临走时，将军语重心长地对桑杰和当地的干部说：“希望大家把这个房子维护好，管理好，让它成为教育后人的活教材。”
告别时，桑杰说：“自从这儿被列为革命遗址以来，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今年前来参观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多了。作为毛主席房东的后人，我很自豪！”
1935年9月15日拂晓，毛泽东离开茨日那，率中央纵队从村前的小桥上，过白龙江，向着激战前的腊子口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