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巴西以北一座寺庙前休息。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刚刚坐下，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原来李特带的骑兵队追赶上来了。李特和几个警卫人员手里提着驳壳枪，在马上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逃跑，只有南下才有出路！”“四方面军的同志，停止前进！赶快回头。”这时，来自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遵义会议期间被解职的原“三人团”成员之一，共产国际代表）听不下去了。主动上前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还一边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担任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后卫任务的十团政委杨勇见李特带来的骑兵“手都按到了扳机上”，就下令十团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毛泽东笑着对对李特说，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反而激动地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的态度激怒了一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气得大骂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李特也似乎失去了理智。正在李特要发作时，李德一个箭步冲上去紧紧抱住了他。
毛泽东十分冷静地让李德放开李特后，语重心长地对四方面军干部说：“我们都是红军，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愿意南下的我们欢送，愿意北上的我们欢迎。”
据当时在场的宋任穷说：“这时，许多一方面军的同志都要教训李特。毛主席果断地制止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我相信一年之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大会师。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们走出5公里，翻过一个小山包，上了大路就是红四方面军部队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垭口，见山头上站着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哨兵，我们就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很怕真的打起来。如果双方一旦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才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弩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当时在右路军中，属于红四方面军的，有四军、九军和三十军；属于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已往前走了三天了。与中央和军委纵队一起行动的，只有红三军（团）。这么多的人，有没有发生“擦枪走火”的事儿呢？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干部团的同志回来以后，许多消息传开了。说是同追来的人干了几下，机关枪也张了嘴……随后双方僵持住了，对方也不打了，喊了许多口号，什么中央红军是‘右倾机会主义啦’，什么‘想到苏联吃洋面包啦’。”
试想，如果那天双方真有短暂交火，那么后来的停火，很可能是徐向前的命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特走了。李特所带的追兵也走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继续随中央纵队北上了。前敌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又被迫重返草地，向阿坝等地南下了。
同日，中央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并发给四方面军。全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换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9月10日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从历史的天空，走进现实的土地，我们在若尔盖地区各地遇到了一批批打探张国焘9月9日“密电”及其毛泽东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人们。于是，我们中就有人说：“这是好事者的游戏。”因为这个被人们炒了几十年的“热点”，早在1937年3月就有了结论。毛泽东在延安那次批判张国焘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张国焘1935年9月9日发给陈昌浩电报的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同样，在中共中央新编修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也没有沿用“密电”一说，取而代之的则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对于“九九密电”之热，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史学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包括大批的回忆录的出版，一时间众多版本的“密电”之说纷纷出现了。但是，争论的焦点还是停留在有和没有上。说有者，理直气壮；说没者，引经据典，到了真假难分的地步。这不，就连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卷”了进来，从毛儿盖、班佑、巴西、阿西，到阿坝、卓克基，竟也留意起了“密电”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份“密电”呢？长征史研究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应当承认有，但是不应该称密电。”
我曾请教过四川省阿坝县党史办主任翁少琼、松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继宗、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蒋桂花，甘肃省迭部县党史史志办的包世明，他们都是全国有名的长征史专家，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毛主席早在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张国焘要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更是最早看到“九九电报”的当事人之一，解放后他曾多次讲到过这一问题，就连1985年9月16日，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中也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正如石仲泉所说，我相信毛泽东和叶剑英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再说，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这没有什么奇怪。战争年代，有关文件和电报丢失，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儿。说到底，“密电”之争的关键是电报的内容。关键在于“密电”的内容。到底是“如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武力解决”。还是坚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我们都知道，当年的“武力解决”一出，就会引轩然大波。后经过中央党史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总政长征史编研室等单位专家们的多次考证，普遍认为此说缺少文字依据。因此建议，应以毛泽东1937年3月的讲话为准。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