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正在采访他的老朋友。这位美国人叫埃德加·斯诺。是毛泽东一生中本来就不多的外国朋友中，交往最深的一位。早在1936年，年轻的斯诺冒险来到延安。在昏暗的窑洞里，毛泽东在与斯诺彻夜畅谈之后，斯诺把蓝眼睛里看到的中国红军第一次介绍给了全世界，他的《西行漫记》成了当时轰动全球的畅销书。20多年后的重逢让双方都激动不已。连续几天，毛泽东和斯诺谈了9个小时。斯诺后来回忆道，“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但斯诺仍以他的职业敏感，觉察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了，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建设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损毁。”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
“毛，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说实话，这个问题也只有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敢问。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却出乎斯诺和所有入的意料。毛泽东笑了笑说：“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说这话时，毛泽东正处于权力的巅峰，是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入。那时的他正是一步步地走向神坛的领袖。
而此时的张国焘，当年那位敢和毛泽东分庭抗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却正躲在香港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一字一句地写《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正用文字诉说着令他心酸的往事。在拟写红军过草地这一章标题时，他举着笔思索了半天，才沉重而又艰难地写下了两个大字——“分裂”。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巴西不知哪来这么多的雨，我们在这里的几天中，几乎天天都在下雨。”这是我在2005年7月12日，在巴西附近班佑寺参观时写在采访本上的一句话。
凡是来巴西的人，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也不管你情不情愿，离开的时候，都会知道1935年秋天。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南下”和“北上”之争。也都会记住曾经主宰过这片土地的两个人——毛泽东和张国焘。毛泽东，一个让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人民领袖，而张国焘，则是一个已经被上一代中国人渐渐淡忘了、新一代年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压根就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的“叛徒”。
说起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恩怨。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他们之间的不和。应该是从两河口开始的。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据说毛泽东在谈到会师地点的选择时，曾十分认真地告诉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当初和张国焘会师在两河口。地名不好，最终我们还是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呀！“
周恩来告诉他：“会师的地点选在了甘肃的会宁。”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
著名美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曾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指毛泽东）。有次，张国焘曾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
但是，当时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交往，应该是当时的一、四方面军和中央领导人中时间最长的一个。他们是从1918年开始认识的。当时的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毛泽东在这里的图书馆当助理员，两人有过多次见面的记录。而真正的交往则是三年之后，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两人都是代表。但是，两河口再次见面后，两人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到了巴西，终于爆发了。
长征已经过去70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过，又以同志相称的人，反目成仇呢？
我站在巴西的夜空下想了很久，思绪就像草原上的风，从到达巴西那时起就没停止过。今天，当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作古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成为真实的见证。
今天，当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也许会对这段历史作出诸多判断，但这判断大多属政治层面上的。而很少有人从地理学或汉民族生存特点上来做剖析。作为汉藏文明的分界线，大渡河谷在丹巴分路后，向东北方向延伸的线路即原松潘大草地。其实，当年的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年，他曾多次说过。红军在这一地区只是“借道”。
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来。因为他们身后的那片草地和更远处的雪山，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再也没回过这里。有的只是一批批虔诚的访问者和旅行者不断涌来，企盼能找到更新的佐证，却恰恰不能。在今天的巴西乡，没有一个人是那场斗争漩涡里的见证者。当然传闻者却不乏其人。
因为70年的时光，可以忘却很多沧桑。如同那位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更特尔——一位和彭德怀元帅有着亲属关系的红军排长。他流落巴西几十年，在他被完全藏化之前和之后，他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位下级军官应该知道的政治和军事概念及其目睹的事实，而核心的东西只属于那些高层的亲历者们的记忆。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在结束对巴西地区的采访后，准备返回兰州时，若尔盖县党史办主任蒋桂花建议我们去阿西采访一个神秘的人物。这人叫更特尔，是彭德怀元帅的外甥，一位流落在阿西的老红军。更特尔原名叫罗永佑。他17岁参加红军后随部队一起长征。1935年包座战役结束后，在若尔盖筹粮时，遭敌人骑兵袭击，身负重伤。大部队开拔前夕，他哭着喊着不愿离开部队。但是最终，阿西大草原却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从此他更名叫更特尔。
我们来到阿西乡芽香寨，更特尔已经去世28年了。我们采访的对象是他的长子巴科尔。
巴科尔告诉我们：“父亲罗永佑是江西南康人，奶奶（指罗永佑的母亲）是湖南湘潭人。1928年，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时，他才14岁，就闹着要参加红军干革命，但因年纪太小，彭德怀没有答应。直到1931年，父亲才在红三军团当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1934年10月，罗永佑跟着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35年8月底，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他和战友们进入了杳无人烟的大草地。当时，20岁的罗永佑已担任排长。负责部队的后卫和收容工作。有一天，他正和几个受伤的战士，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向前挪动。这时，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走了过来，看了看瘦弱的他。彭总从干瘪的干粮袋里。抓出一些炒面，让他给大家分一下。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这时，大家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一定要走出草地。
穿越草地后，罗永佑和战友们来到若尔盖县的巴西地区。这时，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9月5日，罗永佑奉命带领战士去一个寨子里收庄稼，当通过寨子中央的小道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走在前面的罗永佑不幸中弹，左腋下的一根肋骨被打断，当场昏迷不醒。彭德怀得知他受伤后，亲自前往看望。
红军在巴西驻留几天后，突然接到了北上的命令。此时。罗永佑的伤情还未痊愈。大部队即将开拔时，彭德怀最后一次来看罗永佑，他对外甥说：“永佑伢子，好好养伤吧。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伤员，都交给了当地群众。身体康复以后，你们再来找部队吧。”听说自己要被留下来，罗永佑放声大哭。恳求彭德怀把自己带走，但是彭德怀没有答应。临走时，彭德怀对他说：“永佑，你是懂道理的孩子。”
罗永佑留下了，收留他的是一位藏族老人。半年后，他的病体痊愈，就告别救助他的老人，前往追赶大部队。然而，终因饥寒交迫，他流落到了阿西乡芽香寨。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学会了说藏话，并与一位名叫卓玛的姑娘成了家。在这里，藏族同胞给他起名叫更特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知道罗永佑的真实身份。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彭德怀同志给若尔盖县来函，证明罗永佑（藏名更特尔）是他的外甥，是一位真正的红军战士。同时，彭总也给罗永佑来信，让他回江西老家看看。如果愿意，也可以到北京生活。罗永佑知道舅舅忙，就没有去麻烦他。1960年，罗永佑和自己的小儿子卓玛甲一起，回到江西老家探了一次家。重返阿西草原后，罗永佑一直担任着若尔盖县多玛供销社的主任。因工作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7年2月，罗永佑乘坐拖拉机前往县城为供销社进货，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时年63岁。
巴科尔说：“多年来，我父亲从未给组织上找麻烦。他平时告诫我们这些子女，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不要去麻烦别人。”
当我们问巴科尔听没听父亲说过当年的“巴西会议”、“南下北上”等问题时，巴科尔说：“没听父亲生前说过。但是我们这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都知道你们说的这事，特别是这几年来巴西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听他们说的。”
听后，我茫然了。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7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从这里传出去之后，却在这里失传了。我们在巴西的日子里，真切感受到了这一点。庆幸的是，若干年后，故事又从雪山草地的外边传了回来。这里的人竟听得十分认真，因为他们觉得这故事很新鲜。也许历史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巴西紧急会议”的会址。在这里你亲眼看到的是班佑寺，因为有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牌子立在寺内。但是，你听到的却是在牙弄的一栋民宅里。不时地走走看看再想想比比，还真的让人有云里雾里之感。
据若尔盖县党史办主任蒋桂花说：“长征中，中央的确是在班佑寺院召开了两次会议。分别是8月29日和9月2日，这两次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分别是研究教育和宣传以及右路军的工作方针等问题。而大家所说的巴西紧急会议，则是9月9日晚，毛泽东等人赶到周恩来同志住处，即红三军团驻地召开的。当时的红三军团驻扎在距班佑寺7公里处的牙弄寨。”
原来，巴西会议的召开地点，第一次确认是在“文革”期间。调查人员认定会址在巴西乡长安寨的一处民房里。后来，四川省博物馆会同阿坝州文化馆和文教局等单位，重新开始调查，并派人前往北京等地，访问了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等人。据他们回忆，当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班佑附近的一座寺庙里召开的。而当时，巴西地区唯一的一座寺庙，就是班佑寺。
班佑寺早在我们到来的几十年前就坍塌在风雨之中了。现在的寺院是后来才重新修建的。而屹立在新寺后面的残垣断壁，却在诉说着当年真实的历史。
蒋桂花的观点，曾得到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赞同。2003年9月，石仲泉来若尔盖期间，曾和蒋桂花一起，详细考证了巴西会议会址的具体位置。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四川若尔盖县巴西乡班佑寺院旧址，为巴西政治局会议召开地。大家讲的巴西紧急会议，则是在红三军（团）驻地阿西的牙弄寨召开的。”
阿西，也就是现在若尔盖县阿西茸乡，而当年周恩来和彭德怀的三军团机关所住的牙弄，就是这个乡的一个自然村。当年周恩来的住所，现已无人居住，处于基本完好的保存状态。这是一所当地常见的藏族风格的建筑，分上下两层，为土木结构。周恩来当时住在约有70多平方米的二楼上。我们请来的翻译是乡政府人大主席团的主席洛希，他从前村给我们背来了一位叫扎西的老人。80多岁的扎西是牙弄唯一能说清这栋房子情况的人。他说：“这房子是达科家的。红军来的时候，老两口都50多岁了。红军一来，全寨子里的人都跑了。我才八、九岁，也跟大人在外面躲了半个多月，红军走了我们才回的家。回来后家里跟走的时候一样，什么东西也没有少。红军在这里住的是谁，我不知道。”
当洛希告诉老人，当年这里住的是周总理时，老人还是说不知道。他说他知道毛主席，他家里现在还挂着毛主席的像。
我们离开牙弄时，洛希告诉我们：“再过一段时间，移动公司就要在这里建信号塔。到那时，我们就能用手机和外界联系了。”
从牙弄回来的路上，两边的草滩上不时地有一顶顶鲜艳的帐篷从车窗闪过，洛希说：“那是牧民开设的‘藏家乐’，专门为前来红色旅的人们提供食宿和娱乐的。每年夏季来这里观光的人很多。”
在巴西，乡长俄尖也说：“班佑寺院不是巴西紧急会议会址的说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不过，班佑寺院毕竟是毛泽东住过和中央政治局召开过会议的地方。因此它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一点儿也不会减弱。如今政府已投资100多万元，还修了一条三公里多长的旅游线路，已经开发出了红色旅游。”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中央纵队和中央领导，在巴西浓浓的夜幕中，在彭德怀三军团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离开巴西。
这天是1935年9月10日。至于天亮之后会发生什么？恐怕就连毛泽东自己心里也没有多少底。
9月10日早晨，当前敌指挥部的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就有人冲进指挥部报告，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没了。徐向前和陈昌浩闻讯大吃一惊。这时，徐向前突然想起昨天下午。毛泽东来前指时曾经和他说过的话。当时毛泽东问他：“向前同志，你对国焘同志给昌浩同志要求我们南下的电报有什么看法？”徐向前为难地说：“两军既然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要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也就没再说什么，好像还带着一些遗憾告辞了。想到这里，徐向前才恍然大悟。
他在讲述当年的情况时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这时前边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听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随后，陈昌浩又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要他回头南下，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他又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