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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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投资 (2)

我们去香港置地访问,香港置地在中环,有5栋大厦。我问过他们的CEO,怎么计算短期回报和长期回报。他说算短期回报就是每年来估值算它的回报率,即物业的回报率,实际上每年也就在8%左右,6%~8%。不高。因为香港是不断估值的,有时今年估值高、明年估值低,差距很大。可是,他们做这个楼已经快40年了。当时花了大概5亿美元,盖了这几个楼,如果当时就卖掉,能挣将近两亿美元现金,那也不错。不过用挣来的这两亿美元就算不犯错误,继续投资来赚钱,到现在,也最多10亿美元。可是他没有卖,而是拿来出租,到现在为止,收到的租金已经将近200亿美元,每年的租金有4亿多美元。38年收获将近200亿美元的回报,这就叫长期的回报,显然远远超过短期的每年6%或8%的回报。

所以,他们公司一贯坚持的就是长期增长。香港置地有120多年了,它的母公司怡和有将近200年历史。时间的长短,对投资回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投资的问题上,投资时间,实际上就是朝一个方向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把时间和事情的价值重叠到一起。另外,还要坚持的时间长,越长,这个回报率会越高。

在时间投资上的第三个规律,就是要看你投资的对象,或者说是你在一个时间段上所确定的对象是否正确。如果是对象选错了,你投入的时间带来的收益就成了负值,时间越长,灾难越大。所以,事情的性质一方面是由时间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也是由投资的对象决定的。时间投入的对象不同,事物的性质也不同。就像我,曾在牟其中那儿打工,如果一直跟着牟其中,花同样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叫参与经济犯罪活动,肯定被抓起来;如果是跟柳传志在一起,那就是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但我们自己做呢,叫创业。所以同样的时间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也很重要。

就投资来看,当时间是一定的时候,投资回报的多少就取决于你投资的对象。举例说,我们在1992年买过两块地,一块地在北京的怀柔(庙城),一块在海南的三亚。两块地前后脚买的,三亚是1992年的八九月份买的,北京是1992年底和1993年初买的。但是2006年年初,我们把三亚这块地卖了之后,才发现北京的地涨了20倍以上。但三亚的地,放了同样的时间,只涨了不到3倍。显然,同样的时间,放在不同的地方,差别非常大。今天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仍然准备拿10年去耗一块地,那我们就一定要先选地方,而不是强调时间了。

花相同的时间及同样的钱,要想有更好的回报,一定要选对你的投资对象,去发掘被投资对象的价值。

当人成为投资品的时候

如果是相同的企业,相同的钱,相同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保证你的高回报呢?那实际上就是要看所投资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候,人决定一切。大家都说人特别重要,但在做的时候往往又重视钱,忽视人。个人的价值实际上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人们通常容易注意的是人的技能和外在的身世背景,其实更重要的是人内在的价值观,他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他过去的信用记录。

西方的风险投资特别重视人(包括管理团队)。有一次王功权给我打电话,说最近他们在国外要路演,争取拿到3亿美元,投资人正考察他,所以会跟我打电话问几件历史上的事,核实一下他的履历。我说没问题,往好里说就完了。他说不是往好里说,得往真里说。他说有几件事你帮我回忆一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做过什么事情,当时投资到哪儿了,我大概什么职务。他说你仔细回忆一下,别到时候你忘了,说没事我想想,这一迟疑,可就把我给毁了,人家会认为我现编故事。

但是别人也可能不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这是个方法,投资人会首先问,你允不允许调查。如果说允许(一般谁都不会说不允许),人家会觉得你可能没事儿;你一说不允许,人家就判断你肯定有事了,也就不投你了。但你说允许后,他们会接着让你提供5个人的电话,你认为哪5个人可以如实地介绍和证明你所说的那些是真实的。他们拿到这5个电话,可能打也可能不打,而被考察的人就会很紧张,他会想:跟这5个人说是不说呢,万一说了,人家又没问,那不是就露怯了;万一不说,人家真要问了,答得不周详,可怎么办?

投资人时刻都在考察你,他们的问题看似都非常简单,但经过这么三问两问,他对你的能力就有了一个判断。最后,投资人终于还是没给我打电话,王功权也把钱拿到了。这个例子说明,对人来说,考察他的诚信记录、他的价值观、他的信念非常重要。

王功权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项目,他们考察完了,什么都挺好,最后决定投资的时候,发现地球上没这个人。这是他认为最荒诞的一个投资案了。为什么地球上没这个人呢?因为跟他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户口本,也没有。那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证有没有?回答仍是没有。后来那人老实说了,他当时到学校不到18岁,没办身份证。开始有户口本,迁到学校以后,他家的户口本上就没他了,他变成集体户口了。毕业的时候,他拿着手续到地方,觉得工作不太好,不想干,就自己折腾了,没想到把放口袋里的毕业手续给丢了。他到学校去补,学校说,你不能说丢了就丢了,丢了得有人证明。他又嫌烦,没弄,稀里糊涂地五六年就过去了。

所以在中国所有有文字记录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人了。功权说法律上根本没这个人,怎么投呢?最后确定不投了。投资者认为这个人连自己这点事情都管理不好,怎么会相信他可以把这个企业管理好?

所以,对人得仔细考察,在时间、地点、金额、企业相同的情况下,人就是最重要的考察对象和决定是否投资的唯一条件。华润这几年的并购非常成功,在啤酒业里已经成为全国第一。我跟华润的老板聊,发现他们特别重视原有企业的人力价值,而且把被收购企业的高管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同时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激励,让这些企业在同样的钱、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产品的情况下,改变人和体制,使整个企业彻底改观。

那么,投资于人,主要投资于人的哪些方面呢?这有很多种投资法,有很多种动机,但总体来说都是希望有回报,金钱的回报或者其他的(安全的)回报。

首先,投资于人是投资于人的才能,投资于人的才能最典型的是投资艺术家。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收藏家家里闲玩,发现他是这么投资于人的才能的。他说他把一个画工笔画的人给买断了。那个人从五六岁就开始跟着家里学工笔画,现在四十七八岁,已经练了40年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他画得好,他画出来的羽毛,看上去跟真的似的,比拍的照片还真,他能画出那种感觉。收藏家把这个人买断了,买断15年。今后15年里,这个画家所有的画他都收,一英尺4000块钱。买断以后,就开始包装和向市场推广这个人。现在,这个画家的作品已经到一英尺一万了。但他不需要先给画家钱,画家画完一张才给一次。他说这种画画得特慢,一张画,大一点的要画两个月,太精细了,所以产量也不会大。那么15年以后,这个人为什么就不值钱了呢?他说,画工笔画的15年以后手就哆嗦了,功夫就不好了,所以15年以后的价值一般要往下掉。这就叫买人的能力。又比如说现在的球星,为什么转会费很高,这都是要买断他的能力。所以投资于人的能力是一个基本共识,投资于人的特殊能力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市场的价值空间也比较大。

再有就是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通过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方面,历史上有两个人是最成功的,一个是吕不韦,投资于皇帝,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了皇帝他爹,经过曲折的故事,最后成为最牛×的商人。另外一个就是胡雪岩。胡雪岩从投资王有龄到左宗棠,帮朝廷打理钱粮之事,最后成为江南的巨富。他们都是通过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然后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来获取财富。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风险就非常大,比如说张荣坤投资陈良宇,结果就成了负数。因为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容易变成一种不正常的权钱交易,形成一种高风险,因而是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

第三种是投资于人的关系。这是指投资于某个人的某一层关系或关系网,以寻求一个安全的作用,不一定是牟利,只是一种保险、安全的做法。这有两种投法,一种是成批量地投,叫公关。这个投法呢,就是让你拥有一个标准行为,然后花必要的钱去做那些形象推广,或者进行特别的沟通,以获取投资者或社会的认知。中国往往会把公关变成私关,明明是公关的事,最后变成一对一的私事。跨国公司的公关部门中有三类人最重要,第一类是数理统计专家,这些专家是干什么的呢?设计问卷、选择样本、发放问卷。

数理统计专家拥有社会调查当中的技术,他负责施行这项技术,保证每次调查抽取的样本和访问的人数是合理的。第二类是社会心理专家,是专门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第三类是经济或者法律的专家。这三类人是怎么合作的呢?假如说现在中国有百姓排日,那么他们就会去设计一个问卷,发出去进行调查,然后把问卷拿上来,这几个专家坐一块儿分析,为什么会排日,大概有几个要点。比如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是一个敏感的事,那么他们就一起来设计一个什么事,让民众改变看法,把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软化。也许他们会设计一个事件,搞一个活动,然后再发一轮问卷,再看大家的状态,改变没有。这是很科学的一种做公关的方法,跨国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美国的华盛顿有一条大街叫K街,整条街全都是专门的游说公司,他们的主要工作(业务)就是公开地游说这几百个参议员、众议员,通过游说来改变公众和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看法,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和发展,这是一种公关。另外一种,就是重点投资某个人,通过投资这个人获得一些安全感。这方面有句古话叫“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其实说的是你认真结交一个县令比跟十个州官混熟脸要强得多。

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交往的关系人是10—30—60。什么意思呢?你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借钱的对象不超过10个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谁能够借钱给你?就算是把亲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时候能张口借钱的对象也不超过10人。再一层就属于熟人朋友,经常打交道的,做过点事的,大概不超过30人,这30人还包括我前面说的那10人。所以虽然你电话本里人多,但其实你多数都记不住,有时候干脆忘了。最外一圈是所谓的熟人,也就是打起电话来记得住这个人,而且也大概了解他的背景,可能很长时间都没见的那种“朋友”,最多也就是60个,这60个还包括了前面说的30个。所以,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关系就能应付得了。需要花精力去了解的人,其实很少,不会很多,不超过60个。只要把这60个人的名单每天都盘好,就够你一生用了,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一天到晚在外面忽悠,忽悠的结果其实大多没什么用。投资人的聪明之处就是重点做极个别人的长期投资,他可能得到的回报要大大高于泛泛地交往。历史上有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做李莲英的投资。

在戊戌变法前后,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凯在颐和园议事,袁世凯看到慈禧身后站着的李莲英不时在老佛爷耳边嘀嘀咕咕,对她影响很大。于是他就知道这个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触,于是就开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资。怎么投的呢?非常简单,逢年过节送点礼,再简单不过了。开始李莲英也不知道,说也不大熟悉这个人,怎么会送礼呢?但是他也习惯了,因为巴结的人太多了。关键是袁世凯坚持若干年,不断地送,越送越大。

终于有一天,李莲英觉得不安了,心想这人怎么送了好些年礼,而且越送越大,为何就是不提要办什么事呢?于是他就老想见袁世凯,心想见了以后,帮着办件事,这事就算平了。但袁就是不见,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对公公表示敬意。这时间越长,李莲英就越不安,就觉得一定得帮袁世凯办事,但越这样,袁世凯就越不提办事的事。时间耗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袁世凯主动通过人来约,要跟李莲英见面,李莲英特高兴,说终于能见,见了就把事给平了,把这么多年欠的人情给还了,而且想,估计是个棘手的大事了。袁世凯约的时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说,那么如日中天的大总管李莲英,咱跟他也没什么往来,咱能约出来吗?袁世凯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传话,几点几时在哪儿见面。下边的人说,那不行吧?袁世凯说:“你别管,肯定行,就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