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香港置地访问，香港置地在中环，有5栋大厦。我问过他们的CEO，怎么计算短期回报和长期回报。他说算短期回报就是每年来估值算它的回报率，即物业的回报率，实际上每年也就在8%左右，6%~8%。不高。因为香港是不断估值的，有时今年估值高、明年估值低，差距很大。可是，他们做这个楼已经快40年了。当时花了大概5亿美元，盖了这几个楼，如果当时就卖掉，能挣将近两亿美元现金，那也不错。不过用挣来的这两亿美元就算不犯错误，继续投资来赚钱，到现在，也最多10亿美元。可是他没有卖，而是拿来出租，到现在为止，收到的租金已经将近200亿美元，每年的租金有4亿多美元。38年收获将近200亿美元的回报，这就叫长期的回报，显然远远超过短期的每年6%或8%的回报。
所以，他们公司一贯坚持的就是长期增长。香港置地有120多年了，它的母公司怡和有将近200年历史。时间的长短，对投资回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投资的问题上，投资时间，实际上就是朝一个方向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把时间和事情的价值重叠到一起。另外，还要坚持的时间长，越长，这个回报率会越高。
在时间投资上的第三个规律，就是要看你投资的对象，或者说是你在一个时间段上所确定的对象是否正确。如果是对象选错了，你投入的时间带来的收益就成了负值，时间越长，灾难越大。所以，事情的性质一方面是由时间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也是由投资的对象决定的。时间投入的对象不同，事物的性质也不同。就像我，曾在牟其中那儿打工，如果一直跟着牟其中，花同样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叫参与经济犯罪活动，肯定被抓起来；如果是跟柳传志在一起，那就是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但我们自己做呢，叫创业。所以同样的时间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也很重要。
就投资来看，当时间是一定的时候，投资回报的多少就取决于你投资的对象。举例说，我们在1992年买过两块地，一块地在北京的怀柔（庙城），一块在海南的三亚。两块地前后脚买的，三亚是1992年的八九月份买的，北京是1992年底和1993年初买的。但是2006年年初，我们把三亚这块地卖了之后，才发现北京的地涨了20倍以上。但三亚的地，放了同样的时间，只涨了不到3倍。显然，同样的时间，放在不同的地方，差别非常大。今天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仍然准备拿10年去耗一块地，那我们就一定要先选地方，而不是强调时间了。
花相同的时间及同样的钱，要想有更好的回报，一定要选对你的投资对象，去发掘被投资对象的价值。
当人成为投资品的时候
如果是相同的企业，相同的钱，相同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保证你的高回报呢？那实际上就是要看所投资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候，人决定一切。大家都说人特别重要，但在做的时候往往又重视钱，忽视人。个人的价值实际上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人们通常容易注意的是人的技能和外在的身世背景，其实更重要的是人内在的价值观，他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他过去的信用记录。
西方的风险投资特别重视人（包括管理团队）。有一次王功权给我打电话，说最近他们在国外要路演，争取拿到3亿美元，投资人正考察他，所以会跟我打电话问几件历史上的事，核实一下他的履历。我说没问题，往好里说就完了。他说不是往好里说，得往真里说。他说有几件事你帮我回忆一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做过什么事情，当时投资到哪儿了，我大概什么职务。他说你仔细回忆一下，别到时候你忘了，说没事我想想，这一迟疑，可就把我给毁了，人家会认为我现编故事。
但是别人也可能不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这是个方法，投资人会首先问，你允不允许调查。如果说允许（一般谁都不会说不允许），人家会觉得你可能没事儿；你一说不允许，人家就判断你肯定有事了，也就不投你了。但你说允许后，他们会接着让你提供5个人的电话，你认为哪5个人可以如实地介绍和证明你所说的那些是真实的。他们拿到这5个电话，可能打也可能不打，而被考察的人就会很紧张，他会想：跟这5个人说是不说呢，万一说了，人家又没问，那不是就露怯了；万一不说，人家真要问了，答得不周详，可怎么办？
投资人时刻都在考察你，他们的问题看似都非常简单，但经过这么三问两问，他对你的能力就有了一个判断。最后，投资人终于还是没给我打电话，王功权也把钱拿到了。这个例子说明，对人来说，考察他的诚信记录、他的价值观、他的信念非常重要。
王功权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项目，他们考察完了，什么都挺好，最后决定投资的时候，发现地球上没这个人。这是他认为最荒诞的一个投资案了。为什么地球上没这个人呢？因为跟他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户口本，也没有。那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证有没有？回答仍是没有。后来那人老实说了，他当时到学校不到18岁，没办身份证。开始有户口本，迁到学校以后，他家的户口本上就没他了，他变成集体户口了。毕业的时候，他拿着手续到地方，觉得工作不太好，不想干，就自己折腾了，没想到把放口袋里的毕业手续给丢了。他到学校去补，学校说，你不能说丢了就丢了，丢了得有人证明。他又嫌烦，没弄，稀里糊涂地五六年就过去了。
所以在中国所有有文字记录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人了。功权说法律上根本没这个人，怎么投呢？最后确定不投了。投资者认为这个人连自己这点事情都管理不好，怎么会相信他可以把这个企业管理好？
所以，对人得仔细考察，在时间、地点、金额、企业相同的情况下，人就是最重要的考察对象和决定是否投资的唯一条件。华润这几年的并购非常成功，在啤酒业里已经成为全国第一。我跟华润的老板聊，发现他们特别重视原有企业的人力价值，而且把被收购企业的高管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同时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激励，让这些企业在同样的钱、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产品的情况下，改变人和体制，使整个企业彻底改观。
那么，投资于人，主要投资于人的哪些方面呢？这有很多种投资法，有很多种动机，但总体来说都是希望有回报，金钱的回报或者其他的（安全的）回报。
首先，投资于人是投资于人的才能，投资于人的才能最典型的是投资艺术家。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收藏家家里闲玩，发现他是这么投资于人的才能的。他说他把一个画工笔画的人给买断了。那个人从五六岁就开始跟着家里学工笔画，现在四十七八岁，已经练了40年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他画得好，他画出来的羽毛，看上去跟真的似的，比拍的照片还真，他能画出那种感觉。收藏家把这个人买断了，买断15年。今后15年里，这个画家所有的画他都收，一英尺4000块钱。买断以后，就开始包装和向市场推广这个人。现在，这个画家的作品已经到一英尺一万了。但他不需要先给画家钱，画家画完一张才给一次。他说这种画画得特慢，一张画，大一点的要画两个月，太精细了，所以产量也不会大。那么15年以后，这个人为什么就不值钱了呢？他说，画工笔画的15年以后手就哆嗦了，功夫就不好了，所以15年以后的价值一般要往下掉。这就叫买人的能力。又比如说现在的球星，为什么转会费很高，这都是要买断他的能力。所以投资于人的能力是一个基本共识，投资于人的特殊能力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市场的价值空间也比较大。
再有就是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通过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方面，历史上有两个人是最成功的，一个是吕不韦，投资于皇帝，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了皇帝他爹，经过曲折的故事，最后成为最牛×的商人。另外一个就是胡雪岩。胡雪岩从投资王有龄到左宗棠，帮朝廷打理钱粮之事，最后成为江南的巨富。他们都是通过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然后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来获取财富。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风险就非常大，比如说张荣坤投资陈良宇，结果就成了负数。因为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容易变成一种不正常的权钱交易，形成一种高风险，因而是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
第三种是投资于人的关系。这是指投资于某个人的某一层关系或关系网，以寻求一个安全的作用，不一定是牟利，只是一种保险、安全的做法。这有两种投法，一种是成批量地投，叫公关。这个投法呢，就是让你拥有一个标准行为，然后花必要的钱去做那些形象推广，或者进行特别的沟通，以获取投资者或社会的认知。中国往往会把公关变成私关，明明是公关的事，最后变成一对一的私事。跨国公司的公关部门中有三类人最重要，第一类是数理统计专家，这些专家是干什么的呢？设计问卷、选择样本、发放问卷。
数理统计专家拥有社会调查当中的技术，他负责施行这项技术，保证每次调查抽取的样本和访问的人数是合理的。第二类是社会心理专家，是专门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第三类是经济或者法律的专家。这三类人是怎么合作的呢？假如说现在中国有百姓排日，那么他们就会去设计一个问卷，发出去进行调查，然后把问卷拿上来，这几个专家坐一块儿分析，为什么会排日，大概有几个要点。比如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是一个敏感的事，那么他们就一起来设计一个什么事，让民众改变看法，把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软化。也许他们会设计一个事件，搞一个活动，然后再发一轮问卷，再看大家的状态，改变没有。这是很科学的一种做公关的方法，跨国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美国的华盛顿有一条大街叫K街，整条街全都是专门的游说公司，他们的主要工作（业务）就是公开地游说这几百个参议员、众议员，通过游说来改变公众和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看法，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和发展，这是一种公关。另外一种，就是重点投资某个人，通过投资这个人获得一些安全感。这方面有句古话叫“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其实说的是你认真结交一个县令比跟十个州官混熟脸要强得多。
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交往的关系人是10—30—60。什么意思呢？你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借钱的对象不超过10个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谁能够借钱给你？就算是把亲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时候能张口借钱的对象也不超过10人。再一层就属于熟人朋友，经常打交道的，做过点事的，大概不超过30人，这30人还包括我前面说的那10人。所以虽然你电话本里人多，但其实你多数都记不住，有时候干脆忘了。最外一圈是所谓的熟人，也就是打起电话来记得住这个人，而且也大概了解他的背景，可能很长时间都没见的那种“朋友”，最多也就是60个，这60个还包括了前面说的30个。所以，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关系就能应付得了。需要花精力去了解的人，其实很少，不会很多，不超过60个。只要把这60个人的名单每天都盘好，就够你一生用了，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一天到晚在外面忽悠，忽悠的结果其实大多没什么用。投资人的聪明之处就是重点做极个别人的长期投资，他可能得到的回报要大大高于泛泛地交往。历史上有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做李莲英的投资。
在戊戌变法前后，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凯在颐和园议事，袁世凯看到慈禧身后站着的李莲英不时在老佛爷耳边嘀嘀咕咕，对她影响很大。于是他就知道这个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触，于是就开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资。怎么投的呢？非常简单，逢年过节送点礼，再简单不过了。开始李莲英也不知道，说也不大熟悉这个人，怎么会送礼呢？但是他也习惯了，因为巴结的人太多了。关键是袁世凯坚持若干年，不断地送，越送越大。
终于有一天，李莲英觉得不安了，心想这人怎么送了好些年礼，而且越送越大，为何就是不提要办什么事呢？于是他就老想见袁世凯，心想见了以后，帮着办件事，这事就算平了。但袁就是不见，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对公公表示敬意。这时间越长，李莲英就越不安，就觉得一定得帮袁世凯办事，但越这样，袁世凯就越不提办事的事。时间耗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袁世凯主动通过人来约，要跟李莲英见面，李莲英特高兴，说终于能见，见了就把事给平了，把这么多年欠的人情给还了，而且想，估计是个棘手的大事了。袁世凯约的时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说，那么如日中天的大总管李莲英，咱跟他也没什么往来，咱能约出来吗？袁世凯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传话，几点几时在哪儿见面。下边的人说，那不行吧？袁世凯说：“你别管，肯定行，就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