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破坏性的灾祸在全部第一个时期的几个短暂的间歇中使国家荒凉，有时并把它的破坏作用延伸到第二个时期末尾的二十二年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时期，平均死亡人数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是，使这个问题确定无疑的东西，是十六世纪的相邻的日内瓦市普遍存在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的事实。《大英图书馆馆藏》（IV，328）所发表的计算数字显示，在十六世纪，只有一半活产婴儿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龄平均不到四岁零十一个月；人口的平均寿命或每个人平均应该达到的生存的年数大约为十八岁半。在十七世纪，日内瓦人口的生存概率为十一岁零七个月；平均年龄为二十三岁零四个月。在十八世纪，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二十七岁零两个月，平均年龄增加到三十二岁零两个月。
从M·穆雷谈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渐消灭的情况看来，这种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减少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在瑞士发生过，尽管在程度上也许不尽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不是低于1:30或1:32，并且出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不是M·穆雷写那篇论文时候的那个数目，很明显，该国的人口将会迅速减少。可是，如同人们从登记表上记载的实际出生人数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从前人口大量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出生率随之以更大的幅度上升。这种情况马上显示，试图以出生人数和人口填补（由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额以及除了养活家庭的困难以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约的强有力的倾向，来确定各国的实际人口数目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总数，是错误的。
瑞士和派德沃地方就出生人数依赖死亡人数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例；这些事例或许更有根据，因为它们同搜集这些资料的人的先入之见似乎是相抵触的。
关于瑞士妇女生育能力不旺盛这一问题，M·穆雷说，在普鲁士、勃兰登堡、瑞典、法国、乃至任何国家，他所查阅过的登记表显示，受洗礼人数（即出生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后者的比例仅仅只有1:36。他接着说，根据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的统计，里昂城区受洗礼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28，小城镇所占的比例为1:25，而乡村则为1:23或1:24。对于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别他惊叹不已。在派德沃，最高的比例不超过1:26，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妇女的生育力十分旺盛的两个小教区，在许多教区该比例大大低于1:40。他说，在平均寿命方面存在着相同的差别。里昂努瓦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不超二十五岁，派德沃的平均寿命最低也有二十九岁半，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惟一的一个低湿的、不利于健康的教区，在许多地方平均寿命超过四十五岁。他问道，“在儿童脱离危险的婴儿期的人数最多，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出来其平均寿命都高于任何其它国家的国家，怎么恰好就是妇女的生育力最不旺盛的国家呢？在我们所有的教区里，平均寿命最高的教区也都是人口增长趋势最缓慢的教区，这种情况又怎么会发生呢？”
M·穆雷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作一个假设，我也只能作这么一个假设。为了在一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适当平衡，上帝已将各种事物明智地作了安排，以致每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应该同这个国家妇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难道情况并非如此吗？实际上，事实已证明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莱辛是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村庄，有400人，每年仅有8个多一点孩子出生。派德沃几乎也有同样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个孩子，而里昂努瓦则每年有16个孩子出生。但是，如果在二十岁时，上述8个、11个和16个孩子数减少到同一个数目，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个地方妇女的生育力下降的情况。因而，对健康最为有利的国家由于生育力不旺盛，其人口不会太多，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其人口将持续增长。”
这些事实和所观察到的情况充满极其重要的效益，并且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人口原理。可以这么认为，如此显而易见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个等级，体现着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实际情况是，当这种变化普遍发生而没有出现人口增长率的相应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我们是按照M·穆雷的看法假定，上帝保佑使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的妇女生育较少，在那些国家，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已使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绝迹，亦或是凭经验假定，有利于健康的、发达的国家里较少的死亡人数，被更广泛存在的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所抵消。
凭借瑞士可以特别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该国有些地区的人口变化已处于静止状态。人们认为阿尔卑斯山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减少。这可能属于讹传，但是在那里，人口数量处于静止状态或接近静止状态并不是不可能的。那里耕地面积很少，又都是高山牧场，难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当那里遍地充斥牲口时，就一筹莫展了。如果既没有靠往国外移民办法来处理多余的人口，也没有制造品可用以购买更多的食物，那么，死亡人数必然会与出生人数一致。
上述的阿尔卑斯山的莱辛教区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在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时期里，死亡率和出生率几乎精确地互相保持平衡。结果是，倘若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非常小，预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根据M·穆雷所说，莱辛教区人口的生存概率高达六十一岁。但是，很明显，如果没有对结婚的相应的谨慎抑制，在该教区有关生活资料的实际情况下，要想到达如此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教区的出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只有1:49，而十六岁以下的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无疑，在这种情况下，由地理位置和所从事的工作引起的人们身体的极端健康会更多地造成对人口的谨慎抑制，而并非谨慎抑制使人民的身体极端健康。然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们身体的健康和谨慎抑制必然经常起作用且双向影响，而且当环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增加的人口和人口没有因向国外移民而减少时，如果不是普遍存在谨慎抑制，那么无论自然环境对于健康多么有利，都不会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可是，要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贫困和苦难程度就必须大大高于那些不十分有利于健康的地区。由此，我们立即会知道，为什么在尽是高山牧场的国家里，如果无法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减少人口，谨慎抑制的必要性会更加强烈地引人注目，因而这种抑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国家来说，在自然环境的卫生方面，也就是从最湿软而尚能居住的沼泽地到最纯净的、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必然存在差别。由于人们的职业性质、爱清洁的习惯和对防止流行病传播的关心的程度不尽相同，这些差别会更加扩大。如果任何国家在获得生活资料方面没有困难，卫生条件的差别就会对人口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鉴于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卫生状况比美国好，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应该更快。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因为人口的实际增长是取决于获得生活资料的相对困难程度，而不是取决于相对的人口自然增长力。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端的例子外，环境有利于亦或有害于健康，对人口实际增长的影响非常细微。但是，这些情况非常有力地表明它们本身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性质，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并引起M·穆雷所举的例子中提及的各国登记表中的那种变化。
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数多于死亡人数。人口增长率或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由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部分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决定。过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并同它们保持适当的比例：第一，结婚人数的迅速增长；第二，出生后能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第三，与平均预期寿命相比，这些人结婚早到什么程度，或者与一代人由于死亡而消逝比起来，他们的寿命由于结婚和生育而缩短到什么程度。
要使人口的增长力得到全面发挥，一切情况都必须对它有利。由于订婚早，结婚后必然多育。由于结婚的趋向和出生后活到青春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出生后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也就必然很大。由于国家有良好的卫生状况，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又比较高，结婚的平均年龄和死亡的平均年龄之间间隔必定相当长。由于每一个原因非常有力地发挥作用，平均预期寿命和随之而来的结婚年龄和死亡年龄之间的时间间隔很大。然而，总的说来，由于每个国家都承认的出生人口过剩，还远没有达到人口增长力全部发挥出来的程度。上述几个原因，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尽相同的情况和人们的习惯，对几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产生影响。
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最有用的观点（人们可用以研究各种登记表）是登记表能够证明，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结婚和对人口增长的谨慎的抑制。这种观点并不少见，在近几年中它还由人们强烈地表达出来，尽管人们对以下问题的了解比过去多，即：对于处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人们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他们在达到结婚年龄时对此进行谨慎的考虑。但是，这种看法对他们是有失公平的。
这不仅对于通常的观察来说是明白无误的，凭借这种观察我们定能注意到，大批人把结婚延迟到他们的性欲最旺盛的时期过去以后，而且上面这种看法的偏颇还从各国的登记表中得到证实，这些登记表清楚地表明，或者有相当多的达到结婚年龄的人永远不结婚，或者他们结婚比较晚，而且他们结婚后所生育的子女数比他们早结婚时要少得多。由于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可能通过这两种方式中的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能通过不同的结婚率几乎在同样程度上广泛存在。进一步说，在结婚率一致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一样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但是，假设大部分国家妇女的自然生育力相同，人口出生率低下这种情况一般地以差强人意的正确性，表明对人口增长的谨慎抑制存在的广泛程度，无论这种抑制主要是在于晚婚和婚后不生育，还是由于很大一部分人尚未结婚就死了。
那么，我们必须把各国互不相同的出生率视为判断对结婚的谨慎抑制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的最佳标准。各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范围大约为1:36到1:19或1:17，各教区或各地区间的差别程度甚至更大。
前面已提到的阿尔卑斯山区一个独特的教区里的人口出生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49。不久前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记录簿所制作的统计表显示，蒙默思郡的出生率仅仅只有1:47，而布雷肯郡则为1:53。尽管充分估计到漏报的情况，这些出生率仍表明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广泛存在的。
如果在某一国家，所有的人都在二十岁或二十一岁结婚，那么人口的出生率很可能会超过1:19；而且在该国资源无法维持人口以加速度增长的情况下，要比在生活资料极大地丰富且劳动需求像美国那样巨大的情况下，这种结论会更加确定无疑。按照后一个假设，假设人口出生率为1:19，平均预期寿命与英格兰相同，则其结果是造成人口非常迅速地增长，人口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不是四十六年或四十八年，而是比美国人口翻一番的时间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