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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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变文的出现 (1)

敦煌写本发现的经过——敦煌写本的时代——民间叙事诗:《太子赞》与《季布歌》等——“变文”的发现——伟大的体制——印度文体的影响——“变文”产生的时代——“变文”的进展——《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佛本行集经变文》等——非佛教故事的变文:《伍子胥变文》、《明妃变文》、《舜子至孝变文》

在二十几年前(1907年5月),有一位为英国政府工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到了中国的西陲,从事于发掘和探险。他带了一位中国的通事蒋某,进入甘肃敦煌。他风闻敦煌千佛洞石室里有古代各种文字的写本的发见,便偕蒋某同到千佛洞,千方百计,诱骗守洞的王道士出卖其宝库。当他归去时,便带去了二十四箱的古代写本与五箱的图画绣品及他物。这事与中世纪的艺术、文化及历史关系极大。其中图画和绣品都是无价之宝,而各种文字的写本尤为重要。就汉文的写本而言,已是近代的最大的发见。在古典文学,在历史,在俗文学等上面,无在不发见这种敦煌写本的无比的重要。这消息传到了法国,法国人也派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到千佛洞去搜求。同样地,他也满载而归。他带了不多的样本到北京,中国官厅方才注意到此事。行文到甘肃提取这种写本。所得已不多。大多数皆为写本的佛经,其他略略重要些的东西,已尽在英、法二国的博物院、图书馆里了。又经各级官厅的私自扣留,精华益少(今存北京图书馆)。但斯坦因第二次到千佛洞时,王道士还将私藏的写本,再扫数卖给了他。这个宝库遂空无所有,敦煌的发现,至此告了一个结束。

千佛洞的藏书室,封闭得很早。今所见的写本,所署年月,无在公元第十世纪(北宋初年)之后者。可见这库藏是在那时闭上了的。室中所藏卷子及杂物,从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积约五百立方英尺。除他种文字的写本外,汉文的写本,在伦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京者有八千五百卷。散在私家者尚有不少,但无从统计。这万卷的写本,尚未全部整理就绪,在伦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尚未有目录刊出。其中究竟有多少藏宝,我们尚没有法子知道。但就今所已知者而论,其重要已是无匹。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做一番窥探的工夫,特别是关于文学一方面。

上文已说到敦煌所发现的民间俗曲及词调。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民间叙事歌曲及“变文”。民间歌曲今所见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赞》等,都是气魄很宏伟的大作;虽然文辞很有些粗率的地方,但无害其想象的奔驰,描状的活泼。《太子赞》叙述释迦牟尼出家修道事,以五七言相间成文,组织另具一体,像“车匿报耶殊,太子雪山居。路远人稀烟火无,修道甚清虚”云云,当是以五七言体去凑合了梵音而歌唱着的,故不得不别创此新体。

《孝子董永》叙董永行孝事。民间熟知的二十四孝,便有董永的一“孝”在着。此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传为刘向作的《孝子传》(《太平御览》卷四百十一引,又见《汉学堂丛书》)。干宝的《搜神记》也有之。董永父母死,无钱葬埋他们,乃卖身于一富翁家。中途遇天女降下,嫁他为妻。生一子后,又腾空而去。这大约是一个很古远的民间传说,和流行于世界最广的“鹅女郎”型的故事是很相同的。但《孝子董永》后半所说董仲寻母事,却是他处所未有的。后来的民间传说,乃以董仲为汉初的董仲舒,更是可笑。《孝子董永》全篇皆用七言,白字连篇,间有不成语处。但无害其为很伟大的叙事诗。《季布歌》也是如此,全篇也都是七言的。叙的是:季布助项羽以敌刘邦。邦得天下后,到处搜季布。布卒得以智自脱。尚有一种《季布骂阵词》,当是本文的前半段。

但敦煌写本里的最伟大的珍宝,还不是这些叙事歌曲以及民间杂曲,等等。它的真实的宝藏乃是所谓“变文”者是。“变文”的发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我们在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等都是以韵文与散文交杂组成起来的。我们更有一种宏伟的“叙事诗”,自宋、元以来,也已流传于民间,即所谓“宝卷”、“弹词”之类的体制者是。他们也是以韵、散交组成篇的。究竟我们以韵、散合组成文来叙述、讲唱,或演奏一件故事的风气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向来只当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但一种新的文体,决不会是天上凭空落下来的;若不是本土才人的创作,便当是外来影响的输入。在唐以前,我们所见的文体,俱是以纯粹的韵文,或纯粹的散文组织起来的。(《韩诗外传》一类书之引诗,《列女传》一类书之有“赞”,那是引用“韵文”作为说明或结束的,并非韵散合组的新体的起源。)并没有以韵文和散文合组起来的文体。

这种新文体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最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新文体是随了佛教文学的翻译而输入的;重要的佛教经典,往往是以韵文散文联合起来组织成功的;像“南典”里的《本生经》(Jataka),著名的圣勇(Aryasura)的《本生鬘论》(Jataka-mala)都是用韵、散二体合组成的。其他各经,用此体者也极多。佛教经典的翻译日多,此新体便为我们的文人学士们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地也会拟仿起来了。但佛教文学的翻译,也和近来的欧洲文学的翻译一样,其进行的阶段,是先意译而后直译的。初译佛经时,只是利用中国旧文体,以便于览者。其后,才开始把佛经的文体也一并拟仿了起来。所以佛经的翻译,虽远在后汉、三国,而佛经中的文体的拟仿,则到了唐代方才开始。这种拟仿的创端,自然先由和佛典最接近的文人们或和尚们起头,故最早的以韵、散合组的新文体来叙述的故事,也只限于经典里的故事。而“变文”之为此种新文体的最早的表现,则也是无可疑的事实。从诸宫调、宝卷、平话以下,差不多都是由“变文”蜕化或受其影响而来的。

“变文”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虽已有了千年以上的寿命,却被掩埋在西陲的斗室里,已久为世人所忘记。——虽然其精灵是蜕化在诸宫调、宝卷、弹词等里,并不曾一日灭亡过。原来“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出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变文”和“变相”在唐代都极为流行;没有一个庙宇的巨壁上,不绘饰以“地狱变相”等壁画的(参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同样的,大约没有一个庙宇不曾讲唱过“变文”的吧。

起初,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但很快的便为文人们所采取,用来讲唱民间传说的故事,像伍子胥、王昭君的故事之类。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我所藏的一卷《佛本生经变文》,据其字体,显然是中唐以前的写本。又《降魔变文》序文上有:“伏惟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析九夷之肝胆”云云的颂圣语,其为作于玄宗的时代无疑。王定保的《唐摭言》记张祜对白乐天说道:“明公亦有‘《目连变》’。《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岂非‘目连访母’耶?”是“《目连变》”之类的东西,在贞元、元和时代,在士大夫阶级里也已成为口谈之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之末,有“于州中明寺开讲,极是温热”云云的题记。当是在明寺讲唱此变文,大得听众的欢迎后所写的吧。

《卢氏杂记》(《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载:“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籍,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乐府杂录》也载:“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文叙竟有“俗讲僧”之称,可见中晚唐时代,僧徒之为俗讲是很流行的事。这些都可见供讲唱的变文,在中晚唐时代的流行是并非模糊影响之事。至于变文到了什么时候才在社会上消失了势力了呢?宋真宗(998—1022)曾禁止除了道、释二教之外的一切异教,而僧侣们的讲唱变文,也被明令申禁。我们可以说,在公元第十世纪之末,随了敦煌石室的封闭,“变文”也一同遭埋入了。然宋代有说经、说参请的风气,和说小说、讲史书者同列为“说话人”的专业,则“变文”之名虽不存,其流衍且益为广大的了。所谓宋代说话人的四家,殆皆是由“变文”的讲唱里流变出来的吧。

“变文”的名称,到了最近,因了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的“变文”写本的发现,方才确定。在前几年,对于“变文”一类的东西,是往往由编目者或叙述者任意给他以一个名目的。或称之为“俗文”,或称之为“唱文”,或称之为“佛曲”,或称之为“演义”,其实都不是原名。又或加“《明妃变文》”以“《明妃传》”之名,“《伍子胥变文》”为“《伍子胥》”,或“《列国传》”,也皆是出于悬度,无当原义。我在商务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里,也以为这种韵、散合体的叙述文字,可分为“俗文”和“变文”。现在才觉察出其错误来。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名称,正如“变相”之没有第二种名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