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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 沈璟与汤显祖 (2)

却将此园与太守官衙用一道墙隔开了,同时并建了一所梅花庵于旁,供奉小姐,命石道姑看守此庵,并请陈最良收取祭粮,岁时巡视。匆匆地过了三年。柳生因久困乡里,终无了局,便勉力措筹,欲北上图求功名。得了钦差识宝使苗舜宾的资助,方得成行。经过南安,染病难行,厥于途中。陈最良过而怜之,送他到梅花庵中暂住。柳生病体渐好。在后花园中散步时,拾得丽娘自画的那幅春容。那画中端丽绝世的少女,顿使梦梅出惊。他疑心这画中人是观音大士吧,却又是小脚的,是月里嫦娥吧,却又没有祥云拥护,及见了题诗,乃知她确是人世间的一位美女。“梅边柳边”一语,又使他骇然。这不是指着他而言吗?不然如何会那么巧合于他的姓名呢?于是他便生了痴心,天天对着画,“姐姐、美人”地叫着。丽娘的魂儿,在地府受了冥判,得了允许还阳的判语。她回到梅花庵,听着梦梅“姐姐、美人”地叫着,颇为感动。知道了他便是从前梦中的人儿,便乘机进了书房,假托邻女与他相晤。梦梅见了那么倩丽的一位少女昏夜而至,当然是既惊且喜的。他们的好事,曾有一次为石道姑们所冲散,但也无甚阻碍。

丽娘还阳的日期已尽,便嗫嚅着与梦梅说知,她并不是邻女,乃是画中的人儿。梦梅看看画儿,又看看她,果然是一模无二。她至此方才对他细诉自己的身世,并要求他开坟启棺,出她于土中。梦梅与石道姑商议,设法开了坟,果然小姐复活起来,颜色娇艳如生。掘坟的他们,当场也忘记了她乃是已死三年的少女!他们恐怕住在南安不便,便一同北上到临安。这里,陈最良到了庵中,见石道姑与柳生都不在,杜小姐的坟又已被掘发,便断定乃是他们二人同谋为此,事成逃去。决意奔到淮扬前去告诉杜公。这时,金人正图南下牧马,封海贼李全为溜金王,着其扰乱淮南一带。李全与妻杨氏,领众围了淮安。杜公奉命往救,也被陷于围城之中。陈最良北来,恰好冲在贼人的网里。李全设了一计,假说杜公的夫人及婢女春香已为全兵所杀。(这时杜公之夫人等已离扬城,逃难在外)最良信之。全便命他进城招降,欲他以此噩耗告杜公,以乱其心。但杜公悲愤之余,反设了一计,命最良去说李全及杨氏降宋。恰好全与金使冲突,惧祸,便依言降宋。在此时之前,柳生偕眷到临安赴试。

试时刚过,柳生强欲补试,幸得遇前在广赠金的苗舜宾为试官,竟通融了他入试。金榜正待揭晓,却遇李全之乱,暂不宣布。柳生试毕回家。丽娘闻他父亲被围淮安,便遣他去看望杜老。他到了淮安,恰好李全已降,杜公正奉旨召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僚属在那里宴别他。柳生自称门婿,闯门而进。杜公得了最良之言,正恼着女坟被掘发,这位不知何来的门婿,却凭空而至,便大怒地命人递解柳生到临安府幽禁着,以待后命。杜公入朝,皇帝大喜。最良也以功授为黄门官。李全已平,金榜遂揭晓,状元是柳梦梅。但他们遍觅状元赴琼林宴不得。不知状元却在杜府吊打着呢。杜公到京后,便命取了柳生来,欲治他以发坟罪,任柳生怎样辩解也不听。觅寻状元的人到来,才救了柳生此厄。杜公仍然不愉,坚执着:即使女儿活着,也是花木之妖,并非真实的人。于是这事达到皇帝之前,命他们三人同在陛前辩论。结果,以丽娘的细诉,事情大白。当杜公到了丽娘家中时,却于无意中遇见了前传被杀的夫人及梅香。原来他们逃难到临安时,遇着丽娘,便同住在一处。于是合家大喜着团圆着。然而柳生却还不认那位狠心的丈人。经了丽娘的婉劝,方才重复和好。这一部离奇的喜剧,便于喜气重重中闭幕。

关于《牡丹亭》,为了时论的异口同声的歌颂,当时便发生了许多的传说。《静志居诗话》云:“其《牡丹亭》曲本,尤极情挚。人或劝之讲学。笑答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世或相传云:刺昙阳子而作。然太仓相君实先令家乐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假令人言可信,相君虽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当日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词,断肠而死。故义仍作诗哀之云:‘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又《七夕答友诗》云:‘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掏檀痕教小伶。

’”(按昙阳子事,详见于吴江沈瓒《近事丛残》中)《弇州史料》亦云:“女昙阳子以贞节得仙,白日升举。”昙阳子事,为当时所盛传。世俗以其有还魂之说,故附会以为显祖《还魂》即指此事。其实二事绝不相同。还魂之事,见于古来传记者甚多。若士自序云:“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杜守收考柳生,亦如睢阳王收考谈生也。”(按李仲文、冯孝将事皆见《法苑珠林》;谈生事见《列异传》——《太平广记》引。)元人的《碧桃花》、《倩女离魂》二剧,与若士此作也极相似。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此事与《还魂》所述者尤为相合。“刺昙阳子”云云,盖绝无根据之谈。

《南柯记》(《南柯记》有《全集》附刻本,明万历刊本,柳浪馆刊本;沈际飞刊本,陈眉公《评》本,臧晋叔刻本,闵刻朱墨本,《六十种曲》本)事迹大抵根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陈翰《大槐宫记》与李作亦绝类)《南柯》所说,仍是一个“情”字。论者每以为显祖此剧的目的,乃在:“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李肇赞语)其实《南柯》的中心叙述乃在空虚的爱情,并不在蚁都的富贵。这在开场的一首《南柯子》便可见:“玉茗新池雨,金泥小阁晴。有情歌酒莫教停,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国土阴中起,风花眼角成。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且淳于生入梦也由“情”字而起,结束也以“情尽”为基,作者之意,益可知。故显祖此剧,事迹虽依据于《南柯太守传》,而其骨子里的意解则完全不同。显祖穷老以终,视富贵如浮云,曾不芥蒂于显爵,更何必卑视乎蚁职。

《邯郸记》(《邯郸记》有柳浪馆刊本,《全集》附刻本,《六十种曲》本,臧晋叔改本,闵刻朱墨本)本于沈既济的《枕中记》而作。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以瓷枕与生。生枕之而卧。逆旅主人蒸黄粱米熟,生已于梦中经历富贵荣华、迁谪、围捕的得失。情调和《南柯》虽若相类,实则不同。若士自道:“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则其愤懑不平,已情现乎词。

《紫箫记》(《紫箫记》有《富春堂刊本》,《六十种曲》本)和《紫钗记》(《紫钗记》有柳浪馆刊本,《全集》附刻本,竹林堂刊本,臧晋叔改本,《六十种曲》本),同本《霍小玉传》而作。《紫箫》较为直率,《紫钗》则婉曲悱恻,若不胜情。《曲品》云:“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犯,有所讽刺,作此以掩之,仅存半本而罢。”此实无根之谈。若士《紫钗记序》述其刊行《紫箫》之故最详。《紫箫》未出时,物议沸腾,疑其有所讽刺,他遂刊行之以明无他。“实未成之作也。”所谓“未成”,并非首尾不全,实未经仔细修炼布局之谓。《紫钗记》则布局较为进步,也更合于《霍小玉传》。唯不及李益就婚卢氏事,强易这悲剧为团圆的结束,未免有损于《霍小玉传》的缠绵悱恻的情绪。但像《折柳》、《阳关》诸折,却是很娇媚可爱的。

若士五剧,《还魂》自当称首。但任何一剧,也都是最晶莹的珠玉,足以使小诗人们妒忌不已的。那是最隽妙的抒情诗,最绮艳,同时又是最潇洒的歌曲。若以沈璟和他较之,诚然要低首于他之前而不敢仰视的。

沈璟(《明诗综》卷五十二)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吴江人。万历甲戌(1574年)进士。除兵部主事,改礼部,转员外。复改吏部,降行人司正,升光禄守丞。璟深通音律,善于南曲,所编《南九宫谱》,为作曲者的南圭。又有《南词韵选》,所选者也以合韵与否为上下。所作传奇凡十七种,总名《属玉堂传奇》。但大都为未刻之稿,故散失者极多。但璟影响极大,凡论词律者皆归之。他论文则每右本色,以朴质不失真为上品,以夸饰雕斫为下。在当时日趋绮丽的曲风中,他确是一位挽救曲运的大师。有了他的提倡,《玉玦》、《玉合》的宗风方才渐息。已走上了死路的南剧方才复有了生气。同时才人汤显祖,更以才情领导作者。当时论律者归沈,尚才者党汤,而已成风气的绮丽堆砌之曲,则反无人顾问。

吕天成、王骥德二家则力持“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的才情”的主张。此后的传奇作家,遂皆深受此影响而有以自奋勉。孟称舜、范文若、吴炳、阮大铖诸人,并皆三致意于此。但清远并不是有意地提倡,而词隐则为狮子的大吼,学沈苦学可至,学汤则非天才不办。故词隐的跟从者一时遍于天下,而清远则在当时是孤立的。力为词隐张目者为吕天成、王骥德及沈氏诸子侄。然骥德作《曲律》,对词隐已有不满。沈自晋增订《南九宫全谱》,于词隐原作也颇有所纠正。而清远则声望日隆,其“四梦”,后来作者无不悬以为鹄。盖词隐的影响止于曲律,其“本色论”则时代已非,从者绝少。清远则在曲坛中开辟了一条展布才情,无往不宜的一条大路,正合于时代的风尚,才人的心理。直到了这个时代以后,传奇方才真正地上了正则的文坛而入于有天才的文人之手。此时,离东嘉、丹丘之时,盖已有二百余年了。

在那二百年中,传奇只是在若明若昧之中,无意识地发展着,偶然地入于文人之手,也只是走着错路,未入正轨。至是,词隐才示之以严律,清远才示之以隽才,而传奇的风气与格律,遂一成而不可复变,传奇的创作,遂也有了定型而不可更移。在其中,提倡最力,最有功绩者则为词隐。二百年间,作者寥寥,作品也很少,而在最后的不到百年间则作者几超出十倍,作品更为充栋汗牛,不可胜计。有意的提倡与无意识的发展,已入文人学士之手与在民间的自然生长,无途径的自由写作与已有定型成谱的写作,这其间相差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东嘉、丹丘以后,传奇便应入了后一条路上的。为了提倡的无人,与乎正则的文人的放弃责任,特别是“科举”的束缚人心,羁绊人才,使诗人们无心傍及杂学,更无论戏文,传奇发展的时针,遂拨慢了二百余年。应该在东嘉、丹丘之后便完成的传奇的黄金时代,遂迟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