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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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历史演义小说(3)

罗贯中有两个天平。一是政治历史的天平,一是道德伦理的天平。用政治历史的天平来衡量时,对曹、刘、孙的英雄业绩大加肯定和赞扬,谱写了乱世英雄的颂歌;用伦理道德的天平来衡量时,歌颂刘备集团的仁义,而贬斥曹操的奸诈。仁义之师失败了,“奸雄”的事业却成功了,作者哀叹这道德沦丧的悲剧。这两个标准,有时还出现从政治历史上予以肯定,在道德上予以谴责;理智上予以肯定,感情上又予以贬斥的矛盾现象。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宣扬的道德原则,包括“仁义”思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是我们民族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同时,又有时代的特色。如刘备与关、张,既是君臣,又是兄弟的关系,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平等观念。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道德原则,体现这些道德原则的人物故事,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风范而千古传诵。刘备、诸葛亮等人的道德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这就使《三国演义》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悲剧色彩的长篇小说。

四、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写了大小四十多场战争,其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等重大战役,又有濮阳之战、街亭之战等激烈的中小战役,还有许褚裸衣战马超这样的搏斗场面。可以说,整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三国时期的战争史,堪称我国军事文学的开山祖与典范性作品。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斗智为主,智勇结合的战争描写。

一般的描写战争的作品,大都沉湎于战场上武力的较量,刀光剑影,蛮勇拼杀,而《三国演义》则以斗智为主,展开战争描写。这主要表现在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而以斗智为主,着重写战略战术的运用。

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关系战争全局的,战术运用是否得当是局部性的。《三国演义》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全局与局部结合起来;把战争描写得绚丽多彩、丰富深刻,而不是单纯的胜负记录,单调乏味。赤壁之战是最出色的例子。作者用九回篇幅写赤壁之战,其中头三回集中写战略决策。在曹操强大力量的威胁下,诸葛亮为争取与东吴结盟,奔走于夏口、柴桑之间,分析形势,利用矛盾,争取了同盟军;孙权集团内部,展开战略决策的激烈辩论,主战主和各执己见,决战求和犹豫难决,孙权在周瑜、鲁肃的支持下,从狐疑不决到誓死抗战。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写得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在战争进程中,又充分展开孙、刘之间又联合又斗争;孙权内部主战派主和派的矛盾;主战派内部周瑜、鲁肃对待同盟军不同策略的矛盾,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使战略决策的描写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作者把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写出由于孙、刘联军的战术运用正确,从劣势转化为优势,写出战争胜负的原因。作者紧紧抓住曹军不善水战这个线索,写出孙、刘联军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弱点,变劣势为优势;而曹军又如何千方百计克服弱点,终于因无法克服而导致失败。周瑜利用蒋干行反间计,除掉深谙水战的蔡瑁、张允;庞统献连环计,貌似为不善水战的曹军排忧解难,而实际为孙、刘联军的火攻巧作安排;黄盖献苦肉计,使在隔江水战这样困难条件下,有了火攻的可能性。在决战的前夜,作者又写了周瑜的谨慎周密与曹操的骄横大意,使曹军的失败成为无可挽回的定局。

正因为把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既写出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写出武将披坚执锐,斩将搴旗。在我国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战争写得如此丰满有力,既饶有趣味又发人深思。

1.全景性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特色,还在于它的全景性。第一,它描写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切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描写了规模宏大的战役,又写了具体的战斗;既有战役的全景鸟瞰图,又有战斗场面的特写镜头;既有火攻又有水淹;既有设伏劫营,又有围城打援;既有战船交战,又有陆地交锋;既有车战又写马战,以至徒手搏斗,可以说具备了古代战争的一切形式。描写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形式之完备,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所少见的。第二,它很有魄力地直接描写战争的总司令部,写了曹操、孙权、刘备等最高统帅,写了诸葛亮、周瑜等前线总指挥,更写了关、张、赵、马、黄、张辽、徐晃、甘宁、周泰等数十名大将,描写了数以百计的将校和士兵,写出了古代战争的复杂和丰富。特别是最高统帅部的描写,使读者对战争全局、战略决策、战术运用、胜负原因等都一目了然,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表现战争全景,描写最高统帅部的雄伟气魄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宝贵经验,这正是我国当代军事文学所极需借鉴的。第三,它的全景性还表现在既写战争又写政治;既写战争生活又写政治生活,使《三国演义》能通过战争描写,气势镑礴地描绘出三国时代的历史画卷。

3富有个性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描写了几十场战争但没有雷同之感。毎场战争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究其原因,是因为:第一,把写战争与写人物结合起来,特别是着重写统帅的不同性格。赤壁之战与猇亭之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毛宗岗指出的:“曹操赤壁之战,骄兵也;先主猇亭之战,愤兵也。骄兵败,愤亦必败。”由于曹操与刘备的不同处境与性格,曹操因骄傲而麻痹大意,导致惨败;刘备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全军覆没,这就使两次战争各具特色。第二,从实际出发,不把战争简单化、模式化。作者不是从概念和模式出发,而是从史实、生活出发,写出战争的复杂性。不像某些古代小说那样,有所谓第一条好汉,有无敌的法宝,只要第一条好汉出来,只要祭起无敌法宝,对手都只能束手就擒。《三国演义》写出战争的复杂性,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也有街亭之失,无敌的关羽却被偏将马忠活捉。在整个战役中,不回避胜利一方的某些失误,所以胜利一方常常是大处得胜,小处失败;而失败的一方却是局部取胜,全局惨败。第三,把紧张激烈的战斗与轻松闲适的场面结合起来。作品里既有庞德抬棺决战、夏侯惇拔矢啖睛那样激昂慷慨,也有诸葛亮弹琴退仲达、观鱼平五路那样悠闲自得的场面。在激烈的大战中,也有像蒋干中计的喜剧、庞统夜读的安谧。这种有张有弛的描写,把战争写得丰富多彩,神趣各异。

五、类型化艺术典型的范本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是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还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这是历史演义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三国演义》把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放在重要地位,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塑造人物形象,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有以下的特点:

1.用浓墨重彩,用夸张和渲染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得到多方面的表现和反复的强调,足以支撑整个形象,虽然比较单纯,但却像雕塑一样,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诸葛亮的贤能,关羽的义勇,曹操的奸诈,张飞的鲁莽都是经过反复强调,多次渲染给人永难忘却的印象。

2善于用传奇性的细节和情节来塑造人物。《三国演义》里生活的细节比较缺乏,但却有不少惊险生动的细节,我们称之为传奇性的细节。曹操献刀,梦中杀人,借头压军心,查检董承衣带诏,都非常深刻地表现曹操奸诈的性格。

3善于用对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作者在重要人物登场时,总是通过对比、烘托的手法,渲染他的重要作用。一出场就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在某些关键时刻起重要作用,他们的不同凡响就烘托出来了。诸葛亮出山之前,通过司马徽、徐庶等人的称赞;通过刘备的“三顾”,把孔明的地位写得非常突出。然后,一登场就是精彩的“隆中对”,对天下形势作了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刘备集团的战略方针,他作为军师的形象就勾勒出来了。街亭之战前,对司马懿的出场,作者也作了精心布置。曹丕托孤,司马懿得到重用,诸葛亮视为心腹大患;然后诸葛亮用反间计,司马懿被削职回乡,诸葛亮“大喜”;到孔明第一次兵出祁山,所向无敌时,曹魏又起用司马懿,诸葛亮闻之“大惊”。通过孔明的心情变化衬托出司马懿的杰出才能,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然后他一登场,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孟达的叛乱,使诸葛亮措手不及。经过这样的烘托,司马懿这个人物就在读者心目中站立起来了。

4善于通过特定的情势和氛围表现人物内心的精神状态,达到传神的地步。关羽温酒斩华雄,首先通过前面几员大将被华雄所斩,把优势让给华雄,造成特定的形势;其次通过袁绍、曹操对关羽的不同态度,造成特殊的恶劣条件,使关羽处在不利的地位,有巨大的环境压力,关羽能否取胜,成为读者心中的悬念;第三,一切从听觉中来,战场情况完全是虚写,最后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其酒尚温”。用这传神之笔,把关羽的英雄神采突出地表现出来。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不少缺点,主要是人物性格单一而且缺少变化;只有人物的横断面而没有性格发展史;作家没有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人物性格形成缺少依据。写上层人物,帝王将相比较成功,写下层人民,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苍白无力;叙述语言半文半白,既不深奧又不粗俗,比较成功,但人物语言个性化不够,缺少生活气息。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因为《三国演义》取材于历史,历史人物登上政治舞台时已经成熟,对他们性格的发展史,材料不够,知之甚少;由于取材于历史记载,缺乏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重伦理道德,重文艺的教化作用,作家的审美意识与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强调人物要体现善恶观念,这样就不可能多元化地展开人物复杂性格和内心矛盾的描写。

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应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是典型人物,在我国小说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像曹操、关羽、诸葛亮、张飞等人物能给人那样鲜明的印象,产生重大的影响,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是不多见的。这些典型人物体现了古代审美意识的特点:单纯、崇高、和谐,适应了中国古代读者的欣赏水平,在现代也“仍然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气不能用西方小说的个性化的典型模式来衡量,否定它的类型化典型性。当然,另一方面又要清醒看到它的不足之处。《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有不足之处是必然的,人物塑造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傅继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证明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是普遍的规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并没有例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傅继馥:《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见《三国演义研究集》第10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类型化典型还有待发展提高,逐步完善,向性格化典型过渡。

六、虚实结合的辩证艺术

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是《三国演义》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原因。在《三国演义》以后产生的历史小说,或太实,成为通俗化的历史;或太虚,演为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失去历史小说的特质。“全实则死,全虚则诞”,把史实与虚构对立起来,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都是行不通的。《三国演义》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它的主要经验是在掌握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总体的审美把握,把作者的理想、感情熔铸在历史事实之中;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人物进行典型化的概括;对历史材料重新进行组织,使之符合艺术结构严整性的要求。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用《三国志平话》作框架,大量利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并采用大量民间传说。因此,《三国演义》主要情节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物性格基本符合历史人物的面貌,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结局大体符合史实。因此,它虽有不少虚构的情节穿插其间,但就事件的总体说,基本符合历史,或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因此,使人不易觉察出是虚构的,达到乱真的地步。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名《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风坡’三字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被他闹昏了。”

罗贯中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大体上采用了以下几种办法: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本是刘备,移为张飞,以突出张飞鲁莽的性格;斩华雄本是孙坚,改为关羽,以衬其神武等等。

妙手生发,善于铺叙:根据《吕布传》中“布与卓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几句话,生发出王允“巧使连环计”,虚构出貂蝉故事;根据《诸葛亮传》里“于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样简单的叙述,铺叙成“三顾草庐”这脍炙人口的故事。

于史无征,采用民间故事:桃园三结义、华容道放曹操等没有历史依据,主要采用《三国志平话》,加以加工改编,使之描写符合情理,不觉其伪。

(斗)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张辽主动投降曹操,改为张辽被俘后拒不投降,刘备、关羽说情,曹操义释;鲁肃与关羽都是“单刀赴会”,鲁肃义正辞严,逼使关羽“无以答”,变为关羽单刀赶会,鲁肃在关羽的神威面前,惊慌失措。善于穿插,巧于构思:“失街亭”和“斩马谡”正史都有记载,但“空城计”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的《郭冲三事》,而且与“失街亭”、“斩马谡”并无必然联系。作者巧妙地把“空城计”插在“失街亭”与“斩马谩”之间,这样一来,可以说明街亭之战的重要意义,街亭一失,诸葛亮几乎被俘,马谡罪过严重,非斩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不是故意弄险,故作惊奇,而是万不得已,不得不走这一步棋。这也突出诸葛亮临机应变,化险为夷的本领。“空城计”插人后,更好地塑造了诸葛亮与司马懿这两位主帅的性格,他们都充分估计对手的才智,极为谨慎,但孔明在谨慎中表现出临危不惧,果敢机智;司马懿在谨慎中却显出多疑诡谲,犹豫不定。诸葛亮没能料事如神,犯了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但有了“空城计”这神奇的一笔,使诸葛亮的失败被淡化了,神机妙算更突出了。正因为“空城计”插在“失街亭”、“斩马谡”之间,独具匠心,描写孔明失败的“失、空、斩”却成为表现古代英雄杰出才智的赞歌,在我国艺术舞台上久唱不衰。

七、历史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