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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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历史演义小说(2)

现在见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刻的。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引”。继嘉靖本出现之后,新刊本大量涌现,至明末不下二十种,它们大多以嘉靖本为底本,只做些插图、音释、考证、评点和文字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工作。但其中万历刊本《三国志传》,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等值得我们重视。它与其他版本不同之处,主要是有关羽之子关索一生的故事。《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有《花关索传》四集,包括花关索出身传,认父传,下四川传,贬云南传,完整叙述关索的生平际遇。万历本《三国志传》以词话《花关索传》为蓝本。在《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里诸葛亮南征时,只有“关索诈败”—句,没有完整的故事。而在嘉靖本里也没有关索故事,在毛宗岗评改本中,有一段没头没尾的关索事迹。这些迹象表明,万历本《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不是同一底本,其底本有可能早于嘉靖本气清康熙年间,毛宗岗与其父毛纶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修改和评点。他辨证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并把书名定为《三国演义》气从此,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成为最流行的本子。毛宗岗的修改加工,是精雕细琢,粗看无大变化,细看却有不同’,艺术描写有较大提高,封建正统思想大为加强,尤其对曹操,删削赞赏性评价,增加诋毁文字,使全书贬曹倾向加重。

毛宗岗仿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的手法,对《三国演义》作了评点。他的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乱世英雄的颂歌

生活在大动乱年代的罗贯中,选择了汉末三国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作为自己历史小说创作的题材,他面对三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大分裂?什么人才能图王称霸,统一天下?这是罗贯中反思的中心点。他通过《三国演义》的创作,探索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表现在汉末三国各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物,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在群雄逐鹿的时代里取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一曲乱世英雄的颂歌。它通过图王称霸者的失败与成功、悲剧与喜剧,探索着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美好愿望。

作者认为皇帝昏庸、奸臣作乱是导致汉末大动乱的原因,人心、人才、战略是谁能成为霸主的决定因素。作者正是围绕着这几个基本点,利用史料和民间传说,进行巨大的艺术创造,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三国时代的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塑造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灵帝中平元年(“七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口))共九十七年的历史。二百四十则,可分为三大部分。头一部分,主要写汉末的动乱和各个政治集团的争夺,曹操集团的崛起与壮大;第二部分,写刘备集团的崛起与壮大,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局面;第三部分,写三国的衰落,统治者的昏庸懦弱,最终为司马氏所统一。

作者在第一部分里,深刻揭示了汉献帝的昏庸和十常侍作乱,造成了汉朝的衰亡和人民的灾难,形象地描写了各个军阀集团的失败与灭亡。凭借武力而篡夺了大权的董卓,暴戾凶残,人心丧尽,虽然建了郿坞,盖了宫殿,囤积了足够吃二十年的粮食,自以为长治久安。可是“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巳灭亡”。作者还写了袁术与孙坚争夺传国玉玺的闹剧。孙坚以为窃得传国玉玺就可以得天下,结果死于刀箭之下;袁术以为夺得传国玉玺,就应了天意,竟不顾一切地做起皇帝来。“强暴枉夸传国玺”,“骄奢妄说应天祥”,结果都身败名裂。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着非凡武艺,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形象,但他武艺虽好,却没有政治远见,只是自恃勇力,一味杀伐,见利忘义,反复无常,最终在白门楼殒命,成为有勇无谋、见利忘义的典型人物,受到历史的惩罚。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出身高贵、实力雄厚的军阀袁绍,也因为优柔寡断,不善用人而惨败,使自己的事业付诸流水,说明虚有其表的贵族世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作者还写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无用的“好人”,如老实无用的陶谦,缺乏大志的刘表,懦弱无能的刘璋,他们也都逐步被吞并、被消灭。

作者写凶残暴虐者,胸无大志者,好谋无断者,见利忘义者,昏庸懦弱者都不能举大事;那些坚固的堡垒,高超的武艺,“四世三公”的名贵出身,帝王的符瑞都不足倚仗,都无济于事;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有着争人心、惜人才的品格和正确的战略的人,才能成为中原的霸主。

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人心、人才、战略,凡是这三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历史人物,作者就充分利用史料加以开掘和渲染,而不管他是“仁义之君”,还是“奸雄”的霸主,是人中俊杰还是有严重过失的人物。相反,谁违背了争取人心、珍惜人才的原则,不能实行正确的战略,作者就加以批评,也不管他是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这就是我们历史学家以历史为鉴戒,所谓“秉笔直书”的态度。正像刘知几在《史通丨惑经》里所说的:“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綴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斯为实录。”“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罗贯中正是以这样严肃的态度来写三国的历史!

刘备新野惨败,带着十万百姓一起向江陵转移,日行十余里,眼看曹操追兵就要赶上。诸葛亮劝他“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但刘备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

对曹操,作者也写他重视人心、爱惜百姓的事迹。曹操入冀州后,有父老数人,须发尽白,皆拜于地,谴责袁绍“重敛于民,民皆生怨”,而歌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使百姓“可望太平矣”。曹操听了很高兴,并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于是,军民震服,深得人心。

作者还写到曹操为争取人心,虽然知道刘备胸怀大志,久必为患。但是,他认为“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是不可取的,还是热情地接纳刘备。关羽挂印封金,曹操认为“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作者引用裴松之的话赞扬曹操:“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事?斯实曹氏之休美。”又引一诗赞曰:“不追关将令归主,便有中原霸主心。”嘉靖本小字注还说:“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曹操的宽大仁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这些文字,在《三国演义》里都被毛宗岗砍掉了。曹操在官渡之战胜利后,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部下与袁绍勾结的书信。荀攸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可是曹操却焚书不问。作者引用“史官”的诗歌颂曹操:“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孙。”嘉靖本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心,因此得天下也。”

作者十分注意人才问题。认为珍惜人才、鉴别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图王霸业的基本条件。作者满腔热情地写出曹、刘、孙三个集团在这方面许多令人赞叹的事迹,也写到其中的挫折和教训。

作者把史书中简单的几句话,发展成精彩的“刘备三顾茅庐”,表现刘备思贤若渴、珍惜人才的英雄风度。同时,诸葛亮出山,给刘备事业带来转机,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也证明了人才的重要。对曹操重用人才,也给予颂扬。官渡之战时,一方面是袁绍好谋无断,不能重用人才。在决定是否进行这次战略决战时,不听田丰的意见,贸然发动战争;在决定作战方针时,沮授建议坚守不出,待曹军粮尽自退,袁绍又不采纳;在作战时,不听审配、许攸的意见,调走审配,逼走许攸;用人不当,用醉鬼淳于琼守乌巢,以致粮草被烧;在危急之时,又不听张郃的意见,迫使张郃、高览两员虎将投降。

(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究为何人所作,有争论。我们认为不是罗贯中本人的手笔,但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三国演义》最早的评注。曹操,这就导致了袁绍的惨败。“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而曹操在战略决策时,虚心听取荀攸、荀或的意见;听说许攸来降,“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对许攸烧乌巢的建议深信不疑,亲自率军奇袭乌巢;张郃、高览来降,立即用为先锋,追击袁军,取得胜利。整个官渡之战,围绕人才问题来写,写出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在于人才的得失。官渡之战结束了,作者还加了极为精彩的一笔:一边是袁绍杀了坚持正确意见的田丰,摧残人才;一边是曹操焚书不问,宽大为怀。

鉴别人才也极为重要。“青梅煮酒论英雄”,除表现刘备的机智外,还表现曹操慧眼识英雄。另外,作者还写了鉴别人才的困难。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把“言过其实”的马谡当作人才加以重用,导致街亭失守;精明的曹操也因张松其貌不扬而怠慢他,使他把四川地图献给了刘备;思贤若渴的孙权,因庞统的傲慢而不肯重用,却被刘备聘去做了军师等等。

要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在这方面,作者也写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温酒斩华雄”,说明不应以出身贵贱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火烧连营八百里”,老谋深算的刘备被“黄口孺子”陆逊打败,说明“但当论其才与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毛批张辽、许攸、庞德等人被重用,说明不以个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标准。总之,一城一地的得失,决定不了事业的成败,而人才的得失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蒯越,字异度”“奸雄”曹操又一次道出千古不破的真理!

《三国演义》里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人们交口赞誉的。那些层出不穷的奇谋胜算,吸引了多少读者!但是,作者最可贵之处,还不在于写出战役中的各种计谋,而在于着重写战略决策,从宏观角度写战争,把政治决策与战略决策结合起来,因为这是关乎全局、决定成败的。曹操的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曹操始终坚持这个战略,就是到了力量十分强大时,孙权劝他即帝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刘备实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战略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违背这个方针,关羽失荆州;刘备给关、张报仇,感情用事,伐吴抗曹,“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一败涂地。

《三国演义》卓越的史识,认真的反思,深刻的哲理,使它远远高出同类历史演义小说,具有巨大而永久的思想价值。

三、震撼人心的道德悲剧

如果说《三国演义》对封建政治哲学的探索给后代读者以极大的教益,是它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那么,它所表现的道德悲剧,就是它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另一重要原因。

罗贯中在艺术地表现三国的历史的时候,他不仅有政治、历史的标准,而且还有着伦理道德的标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就是作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他面对浩瀚的史料,按照自己的伦理标准作出了选择和判断。

从历史记载看,刘备与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的旗帜与曹操抗衡,他对庞统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普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来看,的确刘备的劣迹不多,而且还留下了携民渡江、三顾草庐等历史佳话;而相反,曹操却有不少恶行,如“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自白;“割发代首”,“借头压军心”,“梦中杀人”等诡计,正如许劭所评定的,是“乱世之奸雄”。《三国演义》里拥刘反曹,主要不是作者的正统思想作怪。作者把刘备集团作为仁义之师,寄托自己的“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集团作为恶德的渊薮,加以鞭挞。这是罗贯中充分研究史料和民间传说之后,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和审美观所作的选择和判断。

作者常常在事业与道德之间发生矛盾时,展开道德悲剧的描写。关羽在华容道截击曹操,一方面为了刘备集团的事业,应该杀掉曹操,另一方面关羽又想报曹操的恩义,不忍杀他。激烈的内心冲突,使关羽处在两难的境地。最终还是“义重如山”,宁可自己违背军令,甘受军法惩处,“义释曹操”,道德的原则胜利了。刘备在关羽、张飞被杀后,要起兵伐吴为兄弟报仇,诸葛亮、赵云都从蜀汉的事业出发,劝他适可而止,不要因此而破坏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刘备说:“不为兄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不顾一切地起兵伐吴,遭到惨败,葬送了蜀汉的事业。作者一方面清醒地批评刘备的严重失策,另一方面又热情地歌颂为兄弟之情而不顾事业成败的义。正是在图王称霸的雄心与实现“仁义”的道德理想的矛盾中展示了刘备的悲剧性格。

作者还写到命运与道德原则的矛盾而造成的悲剧。毛宗岗云:“孔明既云曹操不可与争锋,而又曰中原可图,其故何哉?盖汉贼不两立,虽知天时,必尽人事,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耳。”诸葛亮出山之前已知天命不可违,但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还是毅然出山,为蜀汉的事业,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当他将要离开人世时,“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我其极!’”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悲剧场面!读了之后,我们不禁想起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事业和崇高的道德原则,与命运抗争,虽然失败了,却体现出雄健刚劲的阳刚之美,是古代“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那种史诗式英雄精神的延续与发展!

作者还在展示人物品质缺陷中,表现人物的道德悲剧。关羽是作者全力颂扬的英雄人物,作者在歌颂他蔑视敌人、气吞山河的气概的同时,也写他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轻视甚至侮辱自己的战友等个人英雄主义的缺点。这种品德缺陷,导致了悲剧的下场。但是正因为这种品德上的缺点,造成“缺陷美”,反而引起人们对悲剧人物的同情与崇敬,反而比赵云、马超这样一些完美人物更具有追魂摄魄的艺术力量。

作者塑造了曹操这个“奸雄”的典型。一方面,有雄才大略,另一方面,又阴险、狡诈。作者把他作为恶德的化身,作为与刘备、诸葛亮对立的人格系统予以严厉的谴责,表现出作者的道德原则。

有着美好品格而又有雄才大略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失败了,而虽有雄才大略却充满恶德的曹操却胜利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何在?作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归之于天命,发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