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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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志怪传奇小说(9)

揭露、谴责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罪行,抨击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是《聊斋志异》又一重要主题。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和深切感受,以犀利的笔锋,触及封建政治的各个方面,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深深同情。在《席方平》里,作者通过描写席方平魂赴阴司代父伸冤而惨遭非人折磨的故事,实际上是影射了现实社会中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与黑暗。阴司的官吏,从城隍、郡司到冥王,都是贪赃枉法之徒,他们接受了羊某的贿赂,强力压制席方平诉讼告状,对席方平滥施酷刑,笞打、火床、锯解,无所不至。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富人的恶行,使席方平的冤屈不得昭雪。很明显,这个阴曹地府正是人间封建衙门的写照。作者借小说中的判词写道:“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这正是对现实社会中“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封建衙门的辛辣讽刺。

而《梦狼》一篇,则借助超现实的梦幻世界,更直接、更形象地写出封建社会衙门里的官吏都是吃人的虎狼。白翁在梦中来到其长子白甲的衙门,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白甲不仅以死人为饭食招待父亲,而且“扑地化为虎,牙齿幢螺”。这幅骨肉阴森的吃人景象,尖锐地揭示了封建官府残政害民的阶级本质。又比如《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到百天,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这一切说明贪官酷吏在封建社会里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如作者在《梦狼》的结尾所指出的那样:“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在作品中,作者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促织》就是写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每年都到民间征收,而引起成名一家人亡家败的故事。作者沉痛地揭露了“天子偶用一物”,而造成民间“每贡一头,辄倾数家之产”,甚至断送人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作者不但写了因进贡蟋蚌而引起的悲剧,同时还写了因此而引发的喜剧,成名儿子的生魂化为一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灭的命运,不仅献蟋蟀的大小官吏个个得赏,人人高升,成名也因此进了学,发了财。小小百姓的存毁系于一只蟋蟀,这里所揭示的悲剧与喜剧的矛盾,是皇帝一人与百姓万家的矛盾,是一人欢乐与万家遭殃的严重对立,它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娱乐、不恤民命的罪恶本质。

封建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也直接导致了地主豪绅们更为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荼毒善良。《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作品鞭挞了他们令人发指的罪行。《崔猛》篇写一个豪绅王监生“家豪富,四方无赖不仁之辈,出人其门。邑中殷实者,多被劫掠,或忤之,辄遣盗杀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婶,父子俱蒸之。妻仇氏,屡沮王,王缢杀之。仇兄弟质诸官,王赇嘱以告者坐诬”。《红玉》篇写冯生因妻卫氏貌美,被地方豪绅宋氏在青天白曰下抢劫了去,自己被打,他父亲也被殴吐血而死,妻子不屈自尽,他抱着幼子四处告状,从地方到督抚,也无人为他伸冤。《窦氏》篇中,地主南三复,骗奸农女窦氏,始乱终弃,逼死两条人命,窦父告状,南行贿官府,免罪不问。蒲松龄就是这样通过一幅幅令人发指的图画,揭露了地主豪绅们在官府的庇护下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罪行。

在无情地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作者怀着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反抗性的人物形象。比如《商三官》中的女子商三官,在父惨遭杀害,兄讼无门,举家悲愤无奈的情况下,竟女扮男装,学做优伶,深入仇家,终于杀了仇人,又自刎而死。对她壮烈的复仇,作者由衷地钦服:“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向杲》篇写向杲在其兄被杀,而仇人“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的情况下,竟化为猛虎,咬死仇人。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指出:“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宣泄了自己对官绅相互勾结残害人民的深恶痛绝的感情。

《席方平》是这类作品中出类拔萃的名篇。为了替父伸冤,他在地府里身受毒打、炮烙、锯解种种酷刑,但决不屈服;冥王许诺“予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以期换得他的屈服,结果又以失败告终。他一直坚持斗争到冤屈昭雪为止。席方平这种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当时人民反抗意志的体现,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与封建官府矛盾尖锐化的艺术再现。

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蒲松龄虽然针砭时弊不留情面,支持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但这一切都是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前提的,他揭露了坏皇帝,却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他鞭挞贪官污吏,却“惟翘白首望清官”;他支持个人的反抗,但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持否定态度。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它表明,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毕竟不可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五、优美动人、色彩特异的人物形象

《聊斋志异》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除了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夕卜,与它精湛独到的艺术造诣也是分不开的。

《聊斋志异》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色彩特异的人物形象,而在那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由花妖狐魅幻化的女子形象。在这些女子身上,饱含着作者深沉的挚爱之情,体现了作者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作者在这类人物的塑造上,主要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作者运用想像和拟人化手法,托物写人,使这些由花妖狐魅幻化的女子既有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精怪的神性,又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它们不受生活环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束缚,拥有超凡入圣的神力,他们往往是人性、物性以及超现实的神性、妖性的嵌合体。如《黄英》中的菊精黄英,是马子才的妻子,爱菊、种菊、贩菊,一如常人,直到她弟弟陶生因醉酒化为菊花,才露出原形。《辛十四娘》中狐女辛十四娘,言谈话语,显示出人间女子的人情练达、聪明智慧。当冯生的鬼舅祖母为她做媒时,她要冯生明媒正娶,以示诚意:“郡君之命,父母不敢违。然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表现了冰清玉洁、不可夺志的凛然正气。但作者并没有忘记她的狐仙身份,当冯生遇难后,她为了替夫伸冤,遣婢至京华,又旋即到大同,伪作流妓,以其狐媚妖态,迷惑天子,终于解救了丈夫。辛十四娘神通广大,人间、仙境、冥府,她可以自由奔驰,不论平民还是皇帝,她都可上下斡旋,显示了她的特异力量。《绿衣女》中由绿蜂幻化的女子,“绿衣常裙,腰细殆不盈掬”,唱起曲来“婉转滑烈”,“声细如(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71页。版本同前。《花姑子》中香獐精“气息肌肤,无处不香”;《白秋练》中的鱼精,离开家乡洞庭湖的水就要生病。其他如《婴宁》、《青凤》、《狐技》、《阿纤》、《阿英》等等,也都具有现实性和超现实性紧密结合的特点,它们都是人性和物性、神性的有机统一体。

作者多写花妖狐魅,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写人。因此,作者在这些鬼狐形象人性、物性和神性的处理上,着重突出人性,使物性、神性统一到人性中。比如《苗生》篇,老虎的矫健有力,粗旷豪壮而又急躁凶猛的特性,不是依附于虎的形象,而是化人了苗生这一人物的性格和灵魂。苗生最后的化虎伤人,乃是他粗犷豪壮、急躁凶猛的性格发展所致。白秋练离不开洞庭湖水,这是她作为鱼的物性,而化为女子,料事如神,这又体现了她的神性。但这一切又有机地统一在她热情风雅的人性中,她对诗歌的酷爱和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表现了一个少女高雅的爱好和纯真的感情。又比如绿衣女的绿蜂特点,也是作为人的语言、衣饰、歌声的特点出现的,最后虽化为蜂,“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人的思想感情。总之,作者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并不突出其物的属性特征,而是把这些幻化的形象,置身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寓意深远地摹写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还具有人的七情六欲、人的思想感情。

《聊斋志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能做到充分个性化,作者笔下的众多人物,大都具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仅以年轻的女性形象来说,有感情缠绵、拘于叔父严训而行动谨慎的青凤,也有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婴宁;有爱诗善歌、却心境凄苦的林四娘,也有顽皮憨跳、乐不知愁的小谢;还有红玉、娇娜、聂小倩、白秋练、晚霞、阿宝、连城、黄英、细侯等等。作者不仅能写出不同题材作品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即使是在一些题材相同或相近的作品中,作者也能从种种相同、相近或相类的因素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差异来。比如《婴宁》和《小翠》,都寄托着作者对“新人”的理想,作为天真烂漫的少女,她们都聪明智慧,都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但婴宁的憨直和质朴,小翠的坦荡和伶俐,却又决不会混淆。《侠女》、《商三官》、《庚娘》三篇,都是通过复仇的情节表现了对强暴的反抗,但侠女不同凡俗的义气,商三官超人的胆识,庚娘临难不惊、警变非常的特点,又各具姿彩。又比如《青凤》中的耿去病、《章阿端》中的戚生,《小谢》中的陶望三,三人都不怕鬼魅,狂放倜傥,而且都为炫耀自己“有气敢任”而居于多生怪异的废第之中,他们的性格极其类似,但耿去病的狂放中流露出一种目中无人的富贵公子气,戚生的胆气中表现出幽默风趣的特点,陶望三的倜傥之外又显得庄重不苟,同中之异还是很明显的。

人物形象的充分个性化,与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是分不开的。首先,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时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主导方面,突出地加以描绘,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像孙子楚的迂讷,乔生的痴情,邢云飞的爱石,马子才的喜菊,张幼量的好鸽,郎玉柱的书痴等。在塑造这类至狂至痴的形象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人物作为“某种孤立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气而是从生活中选取最生动、最富生活气息、最有表现力的情节和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使得这些人物虽痴狂稚气,却生动可爱。

在《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的是既突出人物的重要性格特征,又兼顾性格的丰富性。通过人物次要性格的描写,来丰富和补充主要性格特征,从而使人物性格层次分明、生动饱满,既具有独特的风貌,又不至于“乖戾反常”。以婴宁为例,喜笑爱花、天真烂漫,构成了婴宁憨痴活泼的性格基调,为了突出这个性格的主体性特征,作者传神人化地反复描绘了她的各种明媚多姿的笑态。但是,作家也以深沉的艺术构思、灵活精巧的笔法,展示了与她这一性格“主体性”浑然一体的其他丰富多彩的侧面。比如她到王家后,“昧爽即来省视(姨母广,“操女红精巧绝伦”;与王子服成婚后,“生以其憨痴,恐漏泄房中秘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语”;特别是她一反常态,哭诉身世,请求王生将父母合葬的那段话,更是真挚感人。这一切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婴宁聪明、勤劳知礼、虑事缜密、感情深沉等复杂的性格特征,显示了婴宁性格的丰富性,也使这个形象更富有真实感。

善于运用对照、烘托的手法,也是《聊斋志异》人物创造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香玉》里的香玉和绛雪,两人都是温柔多情、美丽迷人的花精树妖,他们多年相处,情同骨肉,她们一起爱着黄生,但作者在她们的共同美中通过对比,又写出了她们细微的性格差异,一个热情风流,一个冷静持重,一个与黄生结为眷属,一个却始终与黄生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在《葛巾》中,作者除了重点刻画葛巾外,又插人了另一女子玉版,玉版的出现,不仅使葛巾与常大用的爱情故事增加了波澜,而且对葛巾有着明显的映衬作用。她强邀葛巾到她处下棋时,言语间所表现出来悠闲心境和淡雅风采,把葛巾此时“辞以困顿”、“坚坐不行”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心情映衬得更加鲜明,也更突出了葛巾含而不露、温柔蕴藉的性格特点。在《阿绣》中,假阿绣的容颜更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衬托了真阿绣的美丽,而在对真阿绣及其情人的救助中,也更好地展示了假阿绣的多情的侠义的性格。上述均是正面的对比映衬,使正面人物在互相对比和映衬中,既相得益彰,又同中见异。《聊斋志异》中还有些作品是通过正反对比来突出人物性格的。比如在《鸦头》中,正是姐姐妮子的冷酷、薄幸、麻木不仁、甘于堕落,使妹妹鸦头感情纯洁、渴望自由、意志坚强、勇于反抗的性格,显得更加鲜明突出,难能可贵。其他像《姐妹易嫁》、《司文郎》、《胭脂》等篇,也都是通过正反高低的对比,来充分显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

《聊斋志异》的作者还十分善于提炼和组织真实而富于艺术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来刻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比如《王桂庵》中王桂庵和榜人女的爱慕之情,是在以下几个极为生活化的细节中表现的:先是王对女久久窥视,而“女若不觉”;接着王吟诗挑逗,“女似解其为己者”,抬头“斜瞬之”;当王把金锭投人女怀时,“女拾而弃之”;最后王“又以金钏掷之,墮足下,女操且不顾”,正值榜人回归,王焦灼万分,而“女从容以双钩覆盖之”。这四个细节,不仅突出了王桂庵痴心而略显轻浮的性格,也精微地刻画出榜人女思想感情的细微变化,生动地展现了她外冷内热、沉着机敏的性格特点。《花姑子》也有类似的细节描写。花姑正在煨酒,而安生却粗鲁地向她求爱。女厉声呵斥,颤声痴呼,使安生张皇失措,殊切愧惧。但当她父亲匆匆赶人,诘问何故时,女却从容对父曰:“酒复涌沸,非郎君来,壶子融化矣。”这一别有情趣的细节,把花姑子这样一个矜持、庄重而又多情的少女的心理活动,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聊斋志异》中类似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可以说俯拾皆是。总之《聊斋志异》中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者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

六、离奇曲折、起伏多变的故事情节

情节是一切叙事文学的重要构成因素,是“某种性格、典型成长和构成的历史”气人物性格的发展,决定情节的发展。相反地,离开情节,也就谈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聊斋志异》中写了那么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同情节的丰富性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