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1895年—1931年），湖北武汉人（祖籍江苏武进）。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恽代英又名蘧轩，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书香世家。恽代英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其兄和三弟早卒，四弟恽代贤日后则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恽代英的父亲恽爵三是未能补实缺的清朝八品官，为人忠厚平和，擅长古文，被江浙人称为“搁笔穷”。恽代英出生时，恽爵三期望他长大成人后做事能够持之以恒，有毅力，便给其起了子毅的字号。而恽代英亦没有辜负其父的殷殷期望，他以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秉性，孜孜不倦地为国家独立和人民富裕奋斗着，终成近代中国史上的风云人物。
1909年，恽爵三赴鄂西老河口盐税局任职，恽代英亦随父移居老河口。在这段时间里，恽代英在母亲的管教下，先后读了《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战国策》等书籍。在其母影响下，“他（恽代英）把日记作为‘以是观吾品行’的重要手段，一日三省，鞭策自己克服缺点。他把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方法、求学方法和练习的方法。”此时的恽代英深怀革命激情，尤为崇拜谭嗣同，经常吟诵其于狱中壁上题的七绝：“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气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期望着能养成“‘中流击辑’、‘揽辔澄清’的人格”。
转眼间，恽代英已将近二十岁，其父遂将其送人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两年后，恽代英升人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在中华大学学习期间，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的恽代英博览群书，除阅读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书籍外，还涉猎自然科学。此时恰值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恽代英读后甚为激动，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写道：“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此后，他便经常与陈独秀通信联系，于《新青年》《青年进步》《东方杂志》等刊物共发表各类文章80余篇，探索真理，宣传新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积垢，渐成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一员猛士。
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在中华大学学生中创办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社员近20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翌年夏天，恽代英大学毕业，由于学业优秀，在青年学生中又有很高威信，遂被聘为附中部教务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汉口新闻报》即在武汉地区率先报道了北京学生请愿、集会的消息。闻此信息，恽代英当即写就《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这也是该市的第一份传单。传单写成后，恽代英与其学生林育南连夜将其赶印600余份，到学校和街上广为散发。
彼时因是国耻纪念日，“各机关各学校均放假一天，以示不忘”，而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雄”，正举行运动会，于是，恽代英写下的传单即“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小时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密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贡献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兄弟吗？我亲爱的父老兄弟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被师生争相传诵，引起巨大反响。据记载，时任《大汉报》主笔和编辑的萧楚女读后也深受感染，遂将传单刊登于该报，并加按语：“观此其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同胞共览，请勿为亡国奴。”
5月9日，武汉各大中学学生代表连续聚会于中华大学，决定与京津学生一致行动，成立武昌学生团，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并公推恽代英起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恽代英随后便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写成了四千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对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革命行动予以高度评价，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斥逐”曹、章之辈，号召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去。
5月12日，中华大学等十五所学校召开联合大会，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致北洋政府、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并巴黎和会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电文，强烈要求争回山东主权。随后，在恽代英指导下，武汉学生联合会于5月17日在中华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恽代英的学生林育南、李求实和陈潭秋、李书渠、廖焕星等皆成为学联骨干。恽代英还为学联刊物《学生周刊》制定了“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的宗旨，并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号召广大学生与民众在“外交紧急，河山变色”的危急之际，“对外一致，始终不懈”，众志成城地投人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
5月18日，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武汉学联举行了有3000余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散发恽代英为这次活动所写的《呜呼青岛》传单，高呼“为山东的主权，为中国未来的前途”“莫买日本货，亦莫卖日本货”！当时，“队伍所到之处，‘各商民莫不现一种喜悦之表示，又莫不含有痛恨日人欺侮之怒气’”，许多人将茶果酬劳游行队伍，有位人力车夫为学生爱国热忱所感动，还大声疾呼“学生万岁！”此次游行使“争回青岛”“灭除国贼”“勿忘国耻”“提倡国货”的口号更加深人人心，为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恽代英与学联研究扩大游行的影响，组织了“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并派代表往武昌、汉口等处商会磋商提倡国货的办法。他在日记中曾动情地写道：“欲求实在有裨于国，只有发天良用国货，注意国事，为国家做事。”
湖北督军王占元对武汉学生爱国运动极尽阻挠、刁难、镇压之能事。5月6日，王占元就让省长何佩出面，严谕武汉有影响的学校校长，不准学生举行国耻学生纪念会；5月18日，当爱国学生向湖北当局提出允许上街游行、演讲等四项要求时，他竟以“妨害治安”为借口加以拒绝，同时派出大批军警、卫队在阅马场、司门口等交通要道“分途梭巡”，企图阻止游行队伍；两天后，他再次传见中大、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二十余所大中学校的校长、校监，声称：若再有集会游行之事发生，即唯各校校长、校监是问。
王占元遏阻学潮的罪行，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愤怒，他们准备掀起更大的学潮与卖国贼斗争。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并告诫他们：“如欲游行演讲，则宜准备受捕，受捕之后，宜照常继续进行。”学生们在其鼓励下，斗志更加昂扬。
5月26日，武汉学联举行会议，听取了北京、天津学生代表关于京津学界准备罢课和成立全国学联会的情况介绍，并准备推举二人作为武汉学联的代表赴沪参加筹备全国学联会等事宜。31日，武汉学联再次举行会议，决定6月1日起实行总罢课，同时发表《武汉学生罢课宣言》，谓“今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概行罢课，俟上所举三端得政府圆满解决为止。”王占元闻讯后立刻传见武汉大、中学校校长，威胁道：如果哪个学校首先罢课，就立即封闭哪个学校的大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及学生一律不准外出，违者“严办不贷！”6月1日清晨，王占元又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校。每所学校门首均有军警百余。是时武昌街上巡逻的军警“首尾相衔，不绝于途，交通几为之断”。但王占元的恫吓并没有吓倒爱国学生，学生们从数丈高的围墙跃下，潜出校门，高擎着白旗，冲开反动军警的封锁线，汇合后奔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府……目睹及此，恽代英欣喜若狂，他提笔赞曰：“今日为罢课演讲之第一日，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
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王占元惊恐万状，他气急败坏，严令军警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包围武昌高师的军警冲进校门，持枪乱戳爱国学生，当场十余名学生被刺伤，一个名叫陈开泰的学生，身受数刀，血流遍身，晕倒在地，同日文华大学、高等商科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均有学生受伤，数十名学生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事后，王占元在给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陆军部、内务部、教育部的密电中，竟然无耻地污蔑湖北的学生运动系“奸人乘机煽乱”，诡称“六·一惨案”系因“学生滋闹，不得不用临时制止，且人众拥挤不开，致有所误”。
对于反动军阀的暴行，恽代英一面对其予以严厉谴责，一面积极与学联研究对策：他先是与林育南等指挥学生冒雨聚集在督军府和省署门前，手举“爱国无罪”“还我学友”“缉拿凶犯”“惩治国贼”等标语牌，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缉拿镇压学生的凶犯，“同时赴医院慰问与鼓励受伤学生，号召广大学生紧密团结，留校坚持斗争”；接着恽代英又废寝忘食，“撰写《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学生联合会报告军警蹂躏状况书》等文稿，大量印发市民，刊登在《大汉报》，并寄往长沙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刊载，及时揭露军阀暴行，为学生爱国行动伸张正义；同时他还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络，如与施洋为首的武汉律师协会密切联系，与汉口红十字会联系，请商界有影响的人物为爱国学生做说客，取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最后还与施洋等发起成立武汉各界联合会，向工人、商界宣传五四运动，推动罢工罢市。”
6月10日，汉口商人首先举行了罢市。恽代英还为此写了《为什么要罢市》的传单，明确指出，罢市可以争回青岛、可以挽回中国的利权、可以惩罚卖国贼、可以表示民众的爱国心、可以取消亡国密约、可以救被捕的学生、可以不做亡国奴，提高中国人的人格。在罢市事件的带动下，6月11日，武汉各轮船水手和火夫举行同盟罢工，使沪汉间交通“全然在杜绝状态”。次日，武汉各公司大小商轮工人也开始罢工，“一律停止装运客货”。
学生的请愿游行，工人的罢工，再加上商人的罢市，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正视人民的呼声，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这样，在以京津沪汉四大城市为主体的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辞职。
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恽代英内心异常喜悦，但他也清醒地看到，这只是初步的成果，斗争并没有结束。恽代英不止一次地仰天长叹：“唯愿吾国国民能善用此民气，以一扫政治界中之妖气耳。”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建立。不久，武汉学联应全国学联的要求，决定增派林育南、余尚坦（文化大学学生）两名学生代表前往全国学联工作。半个多月后，林育南携带恽代英起草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乘船东下。《意见书》还对学联会的组织原则、工作人员的职责、学生应尽的义务、《学生报》的办报目的以及学联会的斗争策略诸问题，均作了详尽的阐述。林育南在全国学联会上宣读了这份意见书，它对全国学联会的工作起了指导作用。《意见书》后来分别连载在7月8日至1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7月15日至23日的《汉口新闻报》上，影响遍及沪、汉等地。送走林育南后，恽代英相继撰写《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现在有没有皇帝》等文，号召民众顽强斗争。7月3日，他和施洋等还参加了武汉各界举行的在五四运动中殉难的李鸿儒等五烈士的追悼会。李鸿儒是中华大学法科学生，他在武汉六一罢课示威游行中被捕，6月3日在劝业场演讲又被保安队殴伤，被迫返乡途中悲愤投汉水捐躯。李鸿儒投水前曾留下绝命书：鄙人救国无状，徒存所耻，尚望学界同人各抱爱国之忱，誓达目的为止。恽代英高度赞扬了李鸿儒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为之撰写了《李鸿儒君传》，以鼓舞广大爱国学生的士气。
6月28日，在陈独秀、恽代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直接目标得以实现，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对恽代英影响极其深远。在这场运动中，恽代英和李大钊、陈独秀、邓仲夏等人都有交往，这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恽代英曾应陈独秀之约，翻译了考茨基的名著《阶级斗争》，并由新青年社出版，对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此后，经过艰辛的探索，恽代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921年7月16至21日，他曾率领林育南、李求实等利群书社成员共24人，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性质的共存社。随后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共存社即停止活动，恽代英率先于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号召其战友争取入党。不久他相继介绍张浩、萧楚女加入中国共产党。
“很逊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烈士就义前留下的感人肺腑的诗篇。1930年5月6日，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恽代英坚贞不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最终于1931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时年36岁。
人民不会忘记英雄。1950年5月6日，周恩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曾为纪念恽代英殉难十九周年题词：“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2008年7月3日，与烈士生前所在的学校渊源极深的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恽代英班”，以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追求理想为革命志向、崇尚真理为毕生追求的恽代英精神，培养新时代人才；而在烈士英勇牺牲的南京雨花台中学，则延续着“学代英，做好人”的光荣传统，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恽代英团支部和恽代英奖学金的评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与瞿秋白、张太雷并称常州三杰的挥代英，虽然英年早逝，却英魂长存，虽死犹生。
名师点评：
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艰苦朴素、先人后己的精神，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