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等，等妻子肚子隆起来。可是等呀等，等呀等，妻子并没有给他生儿子。
他便愈发地把儿子想得慌。
有一回再也忍耐不住，便瞒着妻子去看儿子。但好些年不见。他不晓得儿子搬哪儿住去了。很费劲打听才找到。
找到那屋时他看见了一个孩子，孩子很高了，已无昔日的稚气。他盯着看，有些不敢认；但直觉使他相信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对孩子说：“你认识我吗？”
孩子摇摇头。他叫孩子认真看看他。
孩子认真看了后说：“我不认识你。”
他说：“我是你爸爸呀！”
孩子说：“你不是我爸爸。”
他说：“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
孩子说：“不是，你不是我爸爸。”
他固执地说：“我就是你爸爸。”
孩子不再和他争，跑进里屋去拿了一个小木盒出来，递给他。孩子说：“我爸爸在这里边。”他把小木盒打开来。
打开小木盒他眼泪就流了出来。
他看见小木盒里有一只蝴蝶。
是只黑蝴蝶。很大。
永远的门
邵宝健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可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见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的常住人口各自为一人。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擦身而过，脚步并不为之放慢。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有幸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就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了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的身材，瓜子脸，肤色白皙，五官端庄。衣饰素雅又不失时髦。风韵犹存。她在西街那家出售鲜花的商店工作。邻居们不清楚，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可想而知，梳理次数极少。背有点驼了。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胛，瘦削的手。只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总烁着年轻的光，烁着他的渴望。
他回家的时候，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蜡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下班回家后，便久久地耽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到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这只花瓶永久性的位置。
除此以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傍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
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拭擦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雨蒙蒙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突然。
人们在整理画师的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他的屋子里尽管灰蒙蒙的，但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拭擦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一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的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杭州路10号
于德北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从前。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从前，但未必从前的故事都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人。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述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夏初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
我激动。
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
我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乌——拉——！
万岁！这游戏。
我找了一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
杭州路10号袁小雪。
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
信寄出去了。
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信。”
“我的？”我不相信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
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我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
这里边有一种崇敬。
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再闭口不言。
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着、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命的诗篇》。
我渐渐自省。
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渐渐不安。
四个月过去了，你知道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浑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还是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
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
杭州路10号。
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的门，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您是……？”
“我，我找袁小雪。”
“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
“是，是他的朋友。”
“噢，您，进来吧。”
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她不在吗？”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
“她？”
“骨癌。”
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
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叫骆瀚沙。
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不泪人
程世伟
他经受无数次“考验”，确实没流过泪。他的同伙称他是“硬汉”。有人愿以五十元人民币同别人打赌，结果这个人没有输。
一次，他被驻街民兵抓住（“文革”期间），他们把他吊在暖气的上水管，两个脚趾绑在一起，下面只准脚趾着地，脚后跟至少要离地两寸。这种姿势不大好摆，要好一气调整才行。一个矮个子说：“你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把你放下来。”他闭上眼睛，似乎在酝酿哭，眼泪却怎么也挤不出。六小时后，民兵队长指令那矮个子道：“放下来，马上放下来！”
哦，他真的没哭。
又一次，他偷了一位妇女的钱包，那里面全是些内部食堂钱票。他行窃有个原则：损人利己的干，损人不利己的则不干。他决定把钱包还给那位妇女，尽管他知道“还”比“取”要难。那位妇女果然嚷起来：“该死的，这里面有你要的东西吗？看看，二十多元，可不是人民币！”一个穿三接头皮鞋的中年人首先飞起一脚，接着，雨点般拳头向他面部袭来。他倒在地上，任人们去踢，去打！血从他的鼻孔、嘴角不断地往外涌，然而他铁青的左眼眶和馒头般的右眼竟没有挤出眼泪。
哦，他确实没流眼泪。
又一回。夜里，他听到继父与母亲吵架：“他若是我的儿子，我就用刀砍去他的两只手，看他还怎样偷！”
“正因为他不是你儿子，你才说出这种话！”他母亲哽咽道。他猛地从被窝爬起，去厨房取了菜刀，扔给继父：“你砍！你不砍你是我儿子！我要让你看看没有手，照样可以偷！”母亲抓起菜刀，朝自己脖子抹去。他扑上去，抢下刀，他跪在母亲身边却没落泪。
哦，他果真没有眼泪。
十二年过去了，他成了家，有了儿子。一天，五岁的儿子给他两个甜橘，他瞅着儿子，目光像两把剑。几天前，他搞了一个水果商贩三斤多甜橘。他后悔那天不该带儿子去。他认为，这种事让儿子发现比让小贩发现还要坏，他用颤抖的声音问：“哪来的？”
“我把帽子放在橘子上，再去抓帽子……可我的手没你的手大，一次只能藏一个。”
他咬着牙，眸子却失去凶恶的光。他举起手却没落在儿子身上。他突然跪在儿子面前大声喊道：“不能学偷呀！孩子，万万不能啊！”
行窃以来，他第一次流泪了。
心灵感应
汝荣兴
那天半夜，正当我在梦中极是痛快地抽打着同事张三的耳光，并为自己只一巴掌就劈歪了张三的鼻子而舒畅得手舞足蹈的时候，床头柜上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于是，那张三便得贵人相助似的得以悄然隐去了，我则在嘀咕了一句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什么话后，翻过身去很不情愿地拎起了电话听筒。
“喂——”电话里一时竟无声响。而就在我忍不住又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准备搁下这听筒时，对方又终于开腔了：“是李四吗？我是张三呀，你——你没事吧？”
听了这话，我不禁暗自一惊又一怔。我正在梦中抽打张三的耳光，他怎么会那么巧还深更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呢？莫不是这家伙有什么心灵感应，知道我这段时间对他怀恨在心，并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地在借梦境宣泄那种仇恨，所以他便扰我的好梦来了？
但事实似又并非如此。因为张三在电话中告诉我：“我听刚下夜班回家的老婆说立交桥那儿出了车祸，撞死一个名叫李四的人，便担心是你出了事，所以特地来问个明白——现在知道了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好啦，再见！”
这回，在依旧要一惊又一怔的同时，我只觉得自己那握着电话听筒的手突然僵硬了起来，心里则在顷刻间便涌满了内疚之情——张三原来这般关心着我，我却要对他怀恨在心，还要借梦境一巴掌劈歪他的鼻子，这不是太恩将仇报、太问心有愧了吗？特别是在第二天一早又证实了立交桥那儿昨晚确实出了车祸且确实撞死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之后，我心里便更是羞愧交加并令我坐立不安：将心比心，我实在是太小人，不，实在是太不是人了啊！
于是，这天上班后见了张三，我就一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同时告诉他：“今天中午下班后别回家，咱兄弟俩喝一杯去！”
我是真心诚意的。我真心诚意地要弥补自己对张三的罪过。
对于我的邀请，张三显得十分愉快地当即点头接受了。后来，在离办公室不远的那家小酒馆里坐下后，当我有意无意地说着“要是我先前有啥不是还望老兄多多包涵”时，张三还显得很大人不记小人过地连连摆手回答着“没啥没啥”，在喝完了酒后，他甚至还抢先奔向柜台，非要由他付账不可……
此后，我和张三便有事没事总要在一起说说话儿，或者哪怕只是拉上几句家常。当然，往往是我更显得主动——主动去找他，主动与他聊天……而随着接触的增多，交往的加深，我和张三没多长时间便成了从外到里都称得上是完完全全的朋友了，单位里的人就开始把我俩叫作“异姓兄弟”，甚至，单位头儿还多次在大会上批评有人同志间闹不团结的时候，专门以我和张三的关系作正面事例，要求大家都能做到像我和张三那样真诚相待，亲密无间……
这天是张三的生日，而且正好是周末，张三就将我拉到他家，说是这回我俩该为可贵的友情来个一醉方休。
我自然乐意。而且，在去张三家的路上，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将我那天晚上的那个梦境作为特殊礼物送给张三——我要把自己先前的藐小无保留地袒露在真诚的朋友面前，即使他会因我曾在梦中抽打过他耳光而生气地在饭桌上回敬我非梦境的耳光。
然而，几杯酒落肚后，张三却没容我开口便先问起了我来：“还记得有天半夜我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
“当然记得。”我回答。
“老实告诉你吧，我当时其实怀的是幸灾乐祸的心情，因为那时的我其实在心里对你是很有些疙瘩的，所以我便希望这电话不会有人接，希望……”
这么说着，张三已是泪流满面。我呢，一开始时自然显得十分惊诧，而且还很有几分愤怒——原来我是错将他的恶意当作好心了！但我的双眼，很快又因面对着泪流满面的张三而也泛起了潮了，接着，我不由得动情地一把抓紧了张三的手，既像是在跟他又像是在跟自己喃喃道：“过去的都已成为过去，重要的是现在。”
然后，我便举起酒杯，向张三提议：“来，为我们的现在——干杯！”
“干杯！”
在两只酒杯相碰的一刹那，我恍然看见那两只酒杯碰出了一道极其耀眼的光，那样明亮，那样美丽——我想，这该是我和张三的心灵相感应所产生的光，是一种比阳光还要阳光的光。
走失的黑猫
海飞
那时候风正扬起我和强巴纷乱的头发。我、强巴、玲子穿着清一色的牛仔裤，无所事事地出没在杭城的一些角落。然后玲子说，有一只猫，黑色的，走丢了，爪子是白的。如果能给丢了猫的老太太送回去，给赏金一万。玲子是看了豆腐巷巷口墙上的寻猫启事后说这话的，玲子说，如果我们找到了，那我们就可以三天两头去南山路泡酒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