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躺在闺女的炕上，迷迷糊糊听到会长和闺女去了外屋，加上大娘，几个人在商量事呢。会长说，怕是国民党的人又要来搜查了。大娘说，家里是没地方藏，要不到山洞里躲躲？会长说，天冷了，洞里更冷，谁受得了？再说你知道山上有洞藏，那些人就不知道到洞里去找？闺女说，要不还是老办法，再找个假发髻给她戴上？就说她是俺姐，回娘家来了。会长说，哄不住那些人，你忘了去年，有两个共产党的女兵藏在咱村，我给弄了两个假发髻戴着，还不是叫那些人一把揪下来，露了馅儿，把人给抓走了？闺女说，兴许来的不是那伙人呢？会长坚定地说，不行，还得想别的招儿……
她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听到的话越来越遥远，忽悠一下就睡过去了。
天亮后，她醒来，见那闺女正站在炕下对着镜子梳头，辫子没了，是齐耳短发，和她一模一样。闺女对她笑笑，她愣了一下，也笑笑。
果然，那些人来了，挨家挨户搜，把村里四十岁以下的女人赶到破庙里集合。她也随着闺女去了。她愣在那里，一夜之间，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发髻和辫子都变成了清一色的齐耳短发。那些人更是愣着神，眨巴着眼睛，不知从何处下手。
革命胜利后，她在文艺单位任职，有机会梳长发，也曾有机会烫头发，但她一直留着齐耳短发，直到老、病故。
一只破瓦罐
梅依寒
今天他要来，他喜欢吃鱼，我想为他做一道我最拿手的红烧鲤鱼。油烧热了，我拿起鱼正要往锅里放，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哦，一定是他来了！我心里一阵狂跳，急忙将鱼放进锅里，跑去开门。
门开了，楼下的王奶奶拿着一本杂志站在门口：这是你订的吗？
我一看，正是我等得着急的那本《诗刊》，高兴地说：是我订的，谢谢王奶奶！这杂志怎么跑您那儿去了？
但王奶奶却把手缩了回去：这杂志放进我的邮箱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你们卖菜的订它干吗？不过，我看上面写的地址并没错，是三单元201信箱啊。
我不好意思道：王奶奶，杂志确实是我订的，没事乱翻翻。说完又去接。
可王奶奶仍没有要给我的意思，继续问：那你的邮箱里没有一本《家庭》吗？那是我订的。
我说：没有。
王奶奶带着明显不信任的神色说：是今天看的吗？
我说：是的，刚回来时看的。
王奶奶仍满脸似信非信的样子：那我的那本《家庭》哪儿去了呢？按理，你的放到我的邮箱里，我的也应当放在你的邮箱里了！说完见客厅的桌子上放着几本书，便颤巍巍地走进来，侦探般一本本翻起来。翻的结果当然是没有，于是王奶奶很是失望地说：这就怪了，怎么会没有呢？
我说：您别急，王奶奶，说不准现在正在路上呢，明天就到了。
王奶奶说：不可能，以往这个时候早就到了。
我正不知再如何劝她，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煳味，急忙跑到厨房，见鱼已经冒烟了。我赶紧手忙脚乱地关掉电源，又急急忙忙跑回客厅，见王奶奶正探头探脑地偷看我的卧室，强忍着火气说：王奶奶，您老慢走！
王奶奶听出我在下逐客令，边往外挪边说：如果你看到那本《家庭》，一定要给我！
我说：王奶奶，您就放心吧！
送走王奶奶，想到他吃不到我做的鱼，我难过得要哭了。
第二天，我刚进家门，门又咚咚地响了起来。我打开门，王奶奶又站在门口：有没有我的《家庭》？
没有，如果有一定会给您老送去的！
怎么会没有呢？
我无言。
第三天，我刚刚推开单元门，王奶奶便迎了过来，着急地说：看看有没有我的《家庭》？
我打开邮箱，里面什么也没有。
王奶奶满是疑惑地说：怎么会没有呢？
这时王奶奶对门的刘爷爷遛鸟回来了，见我们都在楼厅里站着，很关心地问：怎么了？王奶奶便将事情原委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刘爷爷咳了一声，仿佛在给一个特大案件下结论般说：嗯，这理对，应当是放错了！说完警惕地扫了我一眼，然后将胖胖的大脑袋使劲地往邮箱里拱，似乎能从里面拱出什么来。
我待在一边，脸涨得通红，有一种又被当成贼的感觉，赶紧说：王奶奶，别急，明天我去邮局帮您老查一查。说完急忙关上邮箱走了。
可正赶上母亲病了，在母亲那儿忙了一天，甭说去邮局，连挣钱养活自己的菜摊儿也没出。到晚上回来，老远就看见王奶奶、刘爷爷，还有几个居委会的老太太都站在门口向我张望着，似乎害怕我畏罪潜逃，随时准备报案似的。
我怯怯地走过去，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太太如盯落网的罪犯般盯着我，很严肃地命令道：打开邮箱！
我胆战心惊地打开邮箱，如同在打开一个藏着赃物的暗洞，但邮箱很争气，里面仍什么也没有。
红袖标说：走，上楼翻翻你的那些书，看是不是夹在哪儿了！
我说：那天王奶奶已翻过了，没有。
红袖标正色道：脚正不怕鞋歪，既然没有，怕什么？
我实在忍不住了，正想发火，刘爷爷在旁语重心长道：唉，都进去一次了，得吸取教训啊！
这句话如一把锋利的刀，一下子捅到了我的痛处，我像一个被扎穿的气球，顿时蔫了。我低着头，乖乖地带他们上楼，打开房门，让他们乱翻起来。
这时，他来了，看到这情景，啪的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我脸上：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犯了吗！
我无语，只有泪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没有出摊儿，一大早就往邮局跑，到那里一查，确实送完了，只是不知邮递员将它塞到了哪个邮箱里。
从邮局出来，我不知回去后该如何面对那些鄙视与怀疑的目光，更担心失去他，正痛苦不堪，见一家报刊亭里正摆着那期《家庭》，急忙买了一本。
回来后，我敲开了王奶奶的门。
王奶奶手里拿着一个摔破了粘起来、却明显有着许多裂痕的破瓦罐走出来，从我手里接过书，放到远处仔细看了看，非常自信地说：这就对了，怎能没错呢！说完顺手把那只破瓦罐扔到门外，哗的一声碎了。
我突然觉得，我就是那只瓦罐。
佝偻的背影
白小良
天刚透亮，老奶奶已起身坐炕上很久了，对着窗户。
霜花斑斓，凑近哈一口气，就融出个小洞。可是望不远，外头雪花飘舞，连屋旁的那棵大树都朦胧了。不消说，镇上通往这里的那条小路，也会被大雪封闭了。想到这儿，老奶奶反倒有了些轻松。
她不愿见生人。
只见她慢腾腾下了地，一挪腿，瞧见了墙根的那袋大米，政府的人昨天送来的。
送粮好哇，可干吗要领记者来呢？又拍照又问话的。
老奶奶，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老奶奶，你的老家在哪？难道你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你说出来，我们可以送你回去的啊。
可是，老奶奶不愿意回老家。
一起出来了那么多姐妹，还有自己的亲妹子……想到这些，老奶奶的胸口就憋屈难受，鼻子也塞得很。解决这个心情郁闷的问题，几十年来，老奶奶早就有了她自己的办法。
每天，她得到房子后面的那条河边去。
不管家里有水没水，她都习惯地拎了那只木桶去河边。河不远，才四五十米吧。
出了屋，往北面的桦树林子那边走。其实，也不全是桦树，林子里还有枫树和松树什么的。老奶奶来了，就站在松树下往河对面瞅半晌，每次都这样。你们知道吗，河对面的石砬子上，有一簇金达莱花呢，这个季节已看不见花朵了，但花的味道儿似乎还在。
一回头，就瞧见了身边的这棵老松树，它差不多老是一个样子，仿佛时间就不会改变它似的。哪能啊，一晃儿，梦一般的六七十年光景不就这么过去了嘛。
你们说，这条桦树林里的小河，咋和老家的河那么像呢？
禁不住，老奶奶又想起了年轻的时候。那时，她和妹妹一起，成天在家乡的河边玩耍……那阵子可是不愿哭，只愿意笑。可是，可是有一天……想到这里，老奶奶树皮一样的脸上，纵横的纹路扭了扭，她又要哭了。
她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声音：满洲国，好极了。办工厂，招工人。
你们去，赚钱大大的……
占领军到河边来了，押着她的父母一起来的。
她于是和妹妹还有很多姐妹一起，远离了半岛，被送到这个寒冷的地方来了。
来了才知道，这地方除了要塞便是兵营，哪有什么工厂啊，要这些女孩子做什么呢……那帮畜生！
这天上午，老奶奶到河边来得晚了一些。
一夜雪，把房门和小路全封上了。冬天，这是常事。老奶奶费劲地推开了门，院落里的一切都“胖”起来了，四周的田地一片素白。
她抽出一把木锹，一点点地清出了通往河边的那条小道。然后回屋，拄了拐杖，拎了只木桶挪到河边，快到中午了。
寒冷只冻住了半条河，另一半仍然哗啦啦地淌。
雾气腾腾的，河边灌木丛上，挂满了亮晶晶的冰柱。老奶奶先瞅对面的砬子，再对着河水出神。
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落枫树上，交头接耳。它们，是从家乡那边飞过来的吗？
老奶奶扬起那双浊眼，试图穿透重重叠叠的森林。
慢慢地，她的眼里泛出了暖色。瞧啊，这样冷的天气，有一片枫树叶子仍然坚持在树枝上呢，托了冰激，压了厚雪，但它到底没有屈服呢。
一不留神，老奶奶就动了不顾一切回家去的念头，可是，这个念头就像是一个水泡冒出来，随即又冒出了更多的水泡，也就是说，她的想法很快被其他更多的理由否决了。
这会儿，太阳自树隙缝漏过来光了。
老奶奶的心情好了一点儿。
于是她就想破一次例，这一天不跟往常一样，不在河边哭了。
谁知不行，等到像往常一样打了水，临往回走，忽然觉得胸口又像往常一样地憋屈难受，鼻子也塞得很。到了这工夫儿，这位可怜的老人才知道，几十年的习惯了，以后怕是改不掉了。
她就跟多少年来一样，蹲在河边，似乎无缘无由地恸哭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无法形诸笔墨，因为声音的高低起伏里头蕴藏了那么多的东西，声调的含义完全代替了语言的含义。声音极尖锐、极具穿透力。全神听去，这冬日凝滞的空气里，仿佛起了一串碎玻璃的声音。原本在枫树枝上嬉戏的鸟儿，此刻也静默下来了。没起风，老松树上边的雪，竟然簌簌地抖起了一阵雾。
重叠的森林里，谁能听到老奶奶的声音呢？
数十年来，这位固执的老人一次次地拒绝了政府的好意，坚守着，自己住在这样一个僻静地方，除了不愿意见人的原因外，还有就是为了这个，在能看见金达莱的这条河边恸哭，不影响别人。
自从被逼骗过来，干上了那样一个“活”以后，她的眼泪就忍不住了。
多少年了，来河边恸哭已经成了老奶奶每天的必需。哭过了，胸口才舒服一些，鼻子也好多了，好像只有这样哭上一场，这一天才有了活下去的力量。
这时，天飘清雪了。瞧这位形单影只的老奶奶，在完成了一天中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沿了雪路，正朝小屋挪去。
拄杖拎桶的背影，佝偻于风雪中，久久不曾消失。
掌旗手
朱宏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抗战纪录片，虽然有些历史画面模糊不清，但它还是让我姥爷原本混沌的眼睛闪亮起来。我姥爷目光炯炯地盯着电视屏幕，生怕漏掉一个镜头。
1944年八路军再次光复紫荆关，城头上飘扬起一面旗帜，镜头一闪而过。我姥爷兴奋起来，他说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是他亲手插上去的，他一脚把城头那面膏药旗踩在了脚下。
我笑了，我说那时还没有五星红旗。我姥爷生气地看我一眼，不再说话。我姥爷当过兵不假，但是他的记忆总是破绽百出，可信度不高。我妈笑着说，你跟你姥爷较个什么真，他老了，糊涂了。
我姥爷嗓门儿就粗了起来，谁说我老糊涂了！我说姥爷，服了你，那是军旗行不？
陈逸飞有一幅名画叫《占领总统府》，画中解放军战士在总统府的门楼上将一面鲜红的旗帜升起来，画面气势恢弘。电视上介绍这幅画的时候，我姥爷指着画中的人物说，那个横挎冲锋枪、左手举旗的解放军就是我。
我就逗姥爷，那是一面国旗吧？
姥爷想了想肯定地说，是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我一下把老蒋的旗子扯了下来。我说那个战士倒和姥爷有几分神似呢。
姥爷看来很满意我的说法，那当然，本来就是我嘛，你姥爷当时也很英俊呢。
我说那时牺牲了很多人呀。
姥爷的眼睛像一盏调光台灯，忽然被谁拧暗了。他喃喃地说，小丁、老王他们都死了，划船的老乡伍老头也死了，死了好多人呢。姥爷没有用“牺牲”这个词。
我姥爷确实是当年百万雄师中的一员，但如果说那幅画中的战士就是他，那也太不靠谱了。陈逸飞画画，人家那是艺术创作，姥爷真的是老糊涂了。
又有一天，央视六套播放一部抗美援朝的黑白电影。志愿军突破封锁，占领了高地。电影演到这里，我说，刘振清同志一脚把侵略者的旗踩在了脚下，亲手把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鲜血浸染的红旗插在了高地上。
我姥爷笑了，我姥爷说，这回你说错了，我那会儿正指挥部队消灭残敌呢，插旗的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
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姥爷的心情格外好。他叫我拎出皮箱，打开，皮箱里是姥爷退伍时的军装。姥爷穿上军装，来到镜子前，仰起脖子，费力地将风纪扣扣好。一排军功章在他的胸前熠熠生辉。姥爷的神情庄严肃穆，他抬起右臂，向着镜子里的自己行了一个军礼，虽然不那么干净利落，但依然很标准。
姥爷转身，命令道，杨红旗。我说，到！姥爷说，跟我出去侦察。我说，是！答完命令，我问，姥爷，今天去侦察啥呢？姥爷慈祥地笑笑，嗯，去看看有啥好吃的好看的。
节日期间是各种商品销售的大好时机，各个商家都在搞促销活动，街上人流如织。姥爷兴奋得像个孩子。迎头走过来的人看见姥爷和姥爷身后的我，都要多打量两眼，大约是他的着装、勋章还有我爷孙俩的奇妙组合与街上的商业气氛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吧。突然，姥爷摆手叫我停住。
姥爷的手指伸向身侧大约五米远的地面。我望过去，地面上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宣传单。姥爷说，杨红旗，过去，捡起来。我疑惑地走向姥爷所指的那片地方。
地面散乱的宣传单里赫然躺着一面纸做的国旗。姥爷的眼睛真尖，或者说他对红旗有着心灵上的感应。我赶紧把国旗捡起来，拂去了上面的灰尘。
姥爷接过我递过去的国旗，脸上出现抑制不住的愤慨，出门的喜悦也从脸上一扫而光。姥爷把国旗又正了正，这才用右手握住了旗杆。
我推着姥爷在街上转了一上午，姥爷的神色宁静而安详，几乎没再说一句话。姥爷明显是累了，手臂垂在轮椅的扶手上休息，但他手里的国旗始终竖立着，从来未曾放下。
寻找花木兰
夏阳
我在海口的那年，决定娶花木兰为妻。
花木兰大我一岁，是我一个拐了很多弯的亲戚。乡下人就这样，随便追究一下，藤蔓能牵出瓜，十里八村都是亲戚。花木兰和我也是这样，尽管我从没见过她。
花木兰随父习武多年，两三个男人近不了身。说这话是有事实根据的。一天深夜，同样混在海口的她，在红城湖边摆地摊儿，卖些女人用的胸罩内裤，临到收摊时，受到三个当地烂仔的调戏。结果，一个被踹入湖里，一个倒在地上直哼哼，一个钻进小巷落荒而逃。事后，有好心的老乡劝她早早离开此地，说烂仔人多势众，惹不起！花木兰冷笑，怕什么？再来十个照样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我猜想她说此话时一定是英姿飒爽，气吞山河。因为我已经深深地迷上了她，认定她是个奇女子。这个奇女子的家里人一天一个电话追到海口，催她早日成家，但她就是不肯就范，声言天下没有任何男子能配得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