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迟早能到。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耗于六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逸。到了后来骄奢无度又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尽管有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应天下。这种状态，怎么缔造得了一个大唐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旷野之力，也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创建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如果它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
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史称北魏。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显的问题是：汉族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由游牧文明的规则来任意驱使。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革，让中原沃土废耕为猎，一起走回原始时代；要么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文化，却未曾约束他们把豪迈之气带入汉文化。或者说，只有当他们充分汉化了，豪迈之气才能真正植入汉文化。
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
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自从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请注意，这不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由此我要从更深邃的层面上来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路的开始有点小，有点偏，有点险，但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道。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他们本身缺少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这种弱点很快转化成了优点，他们因为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这就是北魏的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粹，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
这种宏大，举世无匹。
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
大道周边，百方来朝。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主动靠近。
这是一个云蒸霞蔚的文化图象，我每每想起总会产生无限惋叹。人类常常因为一次次的排他性分割，把本该频频出现的大气象，葬送了。
人类总是太聪明，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敏感地与别种文化划出一条条界线。结果，由自我卫护而陷入自我禁锢。
如果放弃这样的聪明，一切都会改观。
想起了歌德说的一段话：人类凭着自己的聪明划出了一道道界限，最后又凭着爱，把它们全都推倒。
推倒各种人为界限后的大地是一幅什么景象？北魏和大唐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