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在用人都有优势的一面和劣势的一面，刘邦优势的一面体现在比项羽更老辣，更懂的人心需求，通达人情世故，并且善于驱使驾御人才为己所用，多方面的利用一切办法拉拢利用人才。刘邦也善于给人才发挥的空间，并对其控制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刘邦劣势的一面体现在慢而少礼，多疑猜忌，使得不少贤能之士，好礼之士，道德高尚者，清谈名流者不肯效劳，而猜疑亦使其手下离心背德。
刘备与项羽的用人手段各有优劣，各有其称赞的一面，亦有其不足的一面。总体说来刘邦的老谋世故略胜项羽的血气方刚，最大的利用了人才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遏制了人才对自己不利的一面。
正如刘邦在当了皇帝后，于洛阳召开的庆功会上对群臣所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之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项羽本纪》）。
从刘邦的评价中不难发现，在刘邦的眼中，张良的综合才能和天赋应该是三人之中最高的，才能评价最高。但高祖在开国大典中封赏萧何时，曾力压群臣，把萧何封在功臣中的首位，“汉五（前202年）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这引起了武将们的不服，他们嚷嚷：我们“被坚执锐”，“攻城略地”，“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对众将做工作说：你们知道打猎吗？大伙儿说知道。又问，你们知道猎狗吗？说知道。刘邦说：打猎时，追杀猎物的是猎狗，发现猎物踪迹指挥猎狗追杀猎物的是猎人，你们这些武将们，就是“功狗”，而萧何是“功人”。众将哑口无言。于是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他说其他功臣都是“猎犬”，惟独萧何堪称“猎人”，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整个大汉立国战争中，刘邦才是终极意义上的“猎人”，其他人甚至也包括萧何，都是“猎犬”，现在猎人刘邦称萧何也是“猎人”，表明刘邦在做多方面的权衡之后，依然认定，萧何对大汉立国的贡献最大，而且是诸位功臣中最具综合才能和战略能力的大家。
在刘邦“为布衣时”，萧何“为沛主吏掾”，经常“护高祖”，高祖为“亭长”的乡里小头目时，萧何作为县里的官吏，是刘邦的上级“领导”，按官场常规，萧何在此时的刘邦面前应是拿出小官僚常有的端着架，沉着脸，摆点威风，过点小官瘾那种作风，然而萧何不，他对下级刘邦是“常左右之”，当刘邦为秦朝服繇役时，“吏皆送钱三，（萧）何独以五”。这既是萧何的厚道热肠，又应是另一种程度上的慧眼识人吧。
萧何对刘邦的忠诚，还表现在他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刘邦身上。秦末刘邦在沛县初起兵时，萧何和曹参积极拥护配合，拥立刘邦为沛公。刘邦登基后，在评功大会上讲话，不无感激地说：“诸君独以身随我，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萧何动员了家族中数十人追随在当时看来事业“行情”并不看好的刘邦，在秦朝“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严酷现实前，萧何作为秦朝的小官吏，敢于率众亲族支持和追随刘邦造反，那罪名岂止是“弃市” “灭族”就能了得！可见萧何对刘邦的忠心已到了何种地步。
面对开国第一宰相的宝座，张良尽管功高才大，也不敢去坐，因为他知道刘邦的心思，只有让萧何坐了这宝座，刘邦才最放心。
萧何不仅忠诚于刘邦，也善于迎合刘邦。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东击韩王反叛余部于东垣，萧何在京为刘邦大规模营造未央宫。刘邦归来，见宫阙甚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的意思是，让后代帝王的宫殿规模不能超过刘邦，此种迎合，当然使刘邦转怒为喜。
众所周知，刘邦拥有韩信这一员大将那也是拜萧何所赐。韩信怀旷世之奇才，并没有独树一帜，揭竿而起反抗暴秦，而是择木而栖。
韩信年轻时常在他人家里寄食，被人瞧不起，甚至受过胯下之辱。秦末农民起义，韩信抱着远大志向，先后追随项梁、项羽，提出过许多合理化建议，但得不到他们的采纳和重用。秦朝灭亡后，项羽依仗着自己手中军事实力的强大，背信弃义，把刘邦撵到汉中去做山大王（汉中与陕西关中之间有秦岭作为天险，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刘邦和他的军队困死在汉中）。这时候，郁郁不得志的韩信逃离项羽，带着“治国、平天下”的妙计，到汉中来追随刘邦，希望能得到刘邦的重用，并帮助他夺回天下。
谁知道，韩信在刘邦这儿也不好混，有一次，他和几个不得志的军士喝醉了酒、犯了法，差点被杀头。多亏夏侯婴看他仪表不俗，出口振振有词，才免去他一死，还上奏刘邦，将他提升为都尉。使韩信有机会接触到刘邦的重臣萧何，引起他的关注，萧何有心向刘邦推荐韩信，但要把韩信从都尉推荐到领军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当时，很多将士看到刘邦这里没有多大希望，就逃离汉中，到别处去发展。有感于此，暂时没有机会干大事的韩信干脆也来个一走了之。
萧何得知后，大吃一惊，放下手中的繁忙公务，亲自去追赶韩信，甚至来不及向刘邦打个招呼。萧何不辞辛苦，一路问，一路追，一直到天黑还没追上韩信。正想休息一下，他忽然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寒溪河边来回溜达。萧何快马加鞭，大声喊着：“韩将军！韩将军！”他跑到寒溪河边，下了马，气呼呼地说：“韩将军，咱们总算一见如故，够得上是朋友。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韩信仍不吭气。萧何又说了一大篇劝他回去的话。这时候，夏侯婴也赶到了，两个人苦苦相求，韩信只好跟着他们返回汉中。
萧何把韩信追回来之后，刘邦问萧何：“将军都跑了不下十个，你不去追，却偏偏去追这么个小都尉呢？”萧何说：“那些将军都容易得到，而韩信是当中最杰出的人才，跑了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如果想打天下就要有韩信！” 刘邦只这么听萧何一说，就建了个拜将台，于是就成就了丰功伟绩的韩信。
这说明，刘邦之所以得天下之原因，在于用人。至于用什么样的人，当然是用能人。如张良、萧何、韩信懂政治、懂军事、懂经济，是汉初三杰，皆能忠心耿耿为刘邦所用。正如《史记·淮阳侯列传》所云，刘邦问韩信自己能领多少兵，韩信曰：“陛下不过能将10万”。刘邦说：“于君何如？”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刘邦善能用人，能集中能人的聪明才智，为己所用，实在了不起。
刘邦看中韩信，奠定了他最后夺取胜利的基石，也给与了韩信施展才华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史册上一代名将的风采。而其中的艰涩、离奇又难以为常人所理解。
刘邦一心想取得天下，却苦于军事才能平庸，同勇猛异常的项羽屡战屡败。韩信的到来，使他具备了战胜项羽的条件。但是韩信一旦功高震主，又给刘邦的地位造成威胁，这就给刘邦形成了一块心病。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刘邦一方面利用韩信出众的帅才，不断打胜仗；另一方面却只给韩信执偏师，自己始终不离开主战场。韩信率师明修剑阁、暗渡陈仓，破“三秦”后，刘邦只让韩信带少量人马，攻打赵国、齐国，自己率主力与项羽交战。这样，一面是韩信屡战屡胜，势如破竹。一面是刘邦屡战屡败，连老父、妻子都被项羽虏获。
公元前205年，刘邦在成皋失利，与萧何逃往修武的韩信及张耳大营，这是刘邦最脆弱的时刻，如果韩信有异心，自立或者擒杀刘邦投降项羽，刘邦其人从此消失。所以，刘邦“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信为相国”——以高官厚禄稳定韩信，随后调集军队攻击齐国。在韩信有自立苗头，以“假王”邀功试探刘邦的反应时，刘邦先是大怒，其后在张良和陈平的暗示下，汉王马上转变口风：“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并命张良前去授封韩信为齐王。
垓下大会战，韩信布下十面埋伏，大败西楚霸王，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这样做，很有他政治上、军事上成熟之处。一方面，他始终不离开统帅的位置，这就巩固了他在汉军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借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把项羽打败，还不时给韩信出些难题，让韩信听凭宰割。
任何时代的领导都要学习的才能：善将将。给他一个职位和权力，让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才是一个领导最高明的地方。事必躬亲的领导，肯定没有雄才大略。项羽过分地夸耀个人的力量，重视自身的虚荣，而不懂得政治领袖更需要的是发现和领导人才。一旦出现紧急状况，无法调动旁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而刘邦则深谙此道。由于用人有方，故四方贤士武将前来投靠，甘愿为他效劳，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刘邦为首的中坚集体。故而使刘邦能由小及大，由弱变强，五年一统天下，创建雄汉之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