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隰朋最了解，因而对他的评价也最全面公允的莫过于管仲。据《管子·戒》篇记载，管仲病重，桓公前去探视，询问万一其病不治，谁是接替相职的最佳人选。管仲答道：“隰朋可以，隰朋的为人，眼光远大而能虚心下问。以善胜人，不一定能服人；以善陶冶人，没有不服之人。对于国政该不管的不管，对于家事不必知的不知，这只有隰朋能够做到。且隰朋的为人，在家不忘公务，在公门不忘家事；事君无二心，也不忘自身；用齐国的货币救济过路的难民，受惠者却不知道是他做的。隰朋是大仁大德之人。” “我认为能根据变化的形势与百姓共荣辱，然后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是隰朋啊。”
“宁戚饭牛”的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的范例。
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广求天下贤士辅佐。卫国人宁戚听到这个消息也想投奔桓公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他家里贫困，苦于没人举荐自己。最后他心生一计，于是就替卫国商人赶着货车来到齐国。他们赶到齐国国都时，已经是傍晚，只好露宿在城门的外面。
这一天，齐桓公正好在郊外迎接宾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让开。迎宾队伍中的随从很多，火把也很明亮。这时，宁戚正在车下喂牛，远远地望见了齐桓公，悲从中来，于是就敲着牛角大声地唱起歌来。
齐桓公听到了歌声，细细品味歌词，说：“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个唱歌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说罢便下令把宁戚带回去。
齐桓公回到宫中后，侍从们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齐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随即召见了他。宁戚见到桓公后便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他，桓公非常满意。
第二天，齐桓公再次召见了宁戚。这一次，宁戚又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听了以后更加高兴，准备任用他担任要职。
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劝谏道：“宁戚是卫国人，我们对他的底细还不是很了解。大王还是先核实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个贤德之人，再任用他也不晚。” 齐桓公笑着摇了摇头，说：“不必了。用人而疑之，这正是君主失去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后来根据管仲的建议，令宁戚掌管农业生产，当时，在“地泻卤”的齐国，农业是一个薄弱环节，但又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在宁戚的管理下，齐国农业发展很快，并且还总结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生产经验和管理思想。宁戚可谓年轻有为、事业有成者。在一次宴会上，鲍叔牙特意为宁戚祝酒道：“使宁戚勿忘饭牛车下也。”提醒他要谦逊，不能居功自傲。宁戚时时以此自警，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和廉明的作风，深受人民拥戴。
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继承了君位。后来，他又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打败了护送纠回国的鲁国军队。并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而将管仲囚送回齐国。可以说，鲍叔牙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他在齐桓公夺得君位的政治斗争中立下了赫赫首功。但鲍叔牙却拥功不恃，当桓公欲拜他为相时，他固辞不受，而极力推荐管仲，说：“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为管夷吾乎。”并从五个方面比较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劝桓公任管仲为相，以图大业。由此可见鲍叔牙的大公无私和有知人之明。
管仲名夷吾，字仲，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他博古通今，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与鲍叔牙是好朋友，年轻时两人曾在一起经商，分钱时管仲总是要多拿一些，鲍叔牙的从人心怀不平。鲍叔牙说：“管仲并不是贪财之人，因家庭贫困，是我自己多给他的。”他们两人还曾在一起当兵，打仗时管仲总是冲锋不积极，许多人笑他是胆小鬼。鲍叔牙说：“管仲不是胆小怕死，因为他有老母还要回去奉养。”管仲曾三次做过小官，三次被上级免职了，人们都笑他无能。鲍叔牙说：“他不是无能，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时机，如果遇到时机他一定会大展才华的。”管仲听说后，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史记·管晏列传》）从此二人结成了生死之交。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广为称颂的“管鲍之交”。
而鲍叔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性情耿直，敢于犯言直谏。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者”，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桓公在霸业有成后常露骄矜之色，觉得自己可比尧舜。一次，他对鲍叔牙说，想派人铸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不赞同，他备言桓公之过，令桓公惭愧不已，说：“如果不是您及时批评，我迟早要犯大错误。”
还有一次，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同饮。致酒酣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酒呢？”鲍叔牙捧杯而起，道：“希望您不要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再拜说：“我和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
正是因为桓管之时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并知人善任，注意用其所长，使其各司其职，使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和发挥才华的岗位。终使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兴盛局面，为开创赫赫首霸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桓公在以管仲为基干的集团辅佐下，厉行改革，富国强兵。高张“尊王攘夷”的大旗，完成了称霸大业。
“尊王”在当时是一个很有用的政治口号。其短期目标是统二于周室，周王无力，霸主受王命代行。而远程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这个口号既具有稳定当前局势的重要现实意义，又具有启示社会前进的长远意义。尊王室一方面表现在利用盟会的形式，使诸侯间不得无故侵扰与自相残杀。二方面表现为当周天子遇到外患时，桓公集合诸侯军，拱卫王室，并且还亲定周襄王之位。公元前648年，襄王弟带勾结戎、翟合谋伐周，齐桓公派管仲率兵平定了这次骚乱，从而巩固子周室政权。三方面表现为桓公的征伐总是在周王的旗帜下进行的。如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侵蔡伐楚。
楚国在中国南部，向来不和中原诸侯来往。那时候，中原诸侯把楚国当做“蛮子”看待。但是，楚国人开垦南方的土地，逐步收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慢慢地变成了大国。后来，干脆自称楚王，不把周朝的天子放在眼里。
于是，齐桓公约会了宋、鲁、陈、卫、郑、曹、许七国军队，联合进攻楚国。楚成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他派了使者去见齐桓公，问及被伐原因时，管仲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返，是以来问。”（《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的一席话恰好说明桓公修复太公之政，以夹辅周室，推尊周天子的抱负。双方虽未兵戎相见，然而楚国却认了错，并答应入贡于周，承认周天子名义，此可谓尊王。
攘夷是华夏（后来称汉、再后来称中华）族内部凝聚加强的初步表现。华夷之辨乃当时华夏族的一种心态。那时，生活在四周地区的戎狄势力很大，经常骚扰王室，进犯中原。齐桓公除大力维护王室外，对遭到戎狄侵略的其它诸侯，亦以继亡存绝的仁爱精神，鼎力救援。
北方的燕国（都城在今北京）派使者来向齐国讨救兵，说燕国被附近的一个部落山戎侵犯，打了败仗。齐桓公就决定率领大军去救燕国。
公元前663年，齐国大军到了燕国，山戎已经抢了一批百姓和财宝逃回去了。齐国和燕国的军队联合起来，一直向北追去。没想到他们被敌人引进了一个迷谷。那迷谷就像大海一样，没边没沿，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道儿。
还是管仲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对齐桓公说：“马也许能认得路，不如找几匹当地的老马，让它们在头里走，也许能走出这个地方。”
齐桓公叫人挑了几匹老马，让它们领路。这几匹老马果然领着人马出了迷谷。
齐桓公帮助燕国打败山戎以后，邢国也遭到另一个部落狄人的侵犯。齐桓公又带着人马去赶跑了狄人，帮助邢国重筑了城墙。接着，狄人又侵犯卫国，齐桓公帮助卫国在黄河南岸重建国都。就因为这几件事，齐桓公的威望就提高了。
这种内诸夏外夷狄的态度，继绝存亡的仁爱精神以及躬身履行的伟大实践，保卫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增强了华夏族的凝聚力，其意义是很大的。
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与实践过程中，桓公一次次地以霸主的身份会盟各诸侯国，假主命以号令中原。这是桓公霸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
齐桓公趁此机会，又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会合诸侯，招待天子使者，并且订立了一个盟约，主要内容是：修水利，防水患，不准把邻国作为水坑；邻国有灾荒来买粮食，不应该禁止；凡是同盟的诸侯，在订立盟约以后，都要友好相待。这就是著名的“葵丘之盟”，桓公成了名符其实的春秋第一霸主。像这样大的会合，一共有许多次，历史上称做“九合诸侯”。
作为“春秋五霸”的首位霸主，齐桓公的继位固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如果不是管仲的粗心，如果不是鲍叔牙保着他，抢先一步从莒国赶回临淄，也许历史会演变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但他在位43年时间里的选贤任良，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合纵连横，却才是他最终称霸朝野的根本力量。或者换句话说，人才才是第一生产力！尽管连齐桓公本人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管仲的大智大慧，但如果没有他捐弃前嫌的充分信任和赏识，没有他对以管仲为代表的各级官员的放手使用，没有鲍叔牙，隰朋，宁戚，王子城父，东郭牙和宾胥无等杰出政治家分别掌握外交，农业生产，军事，司法和监察等诸方面的事务，即使齐桓公也无权替代决断的先进政治制度，齐国又怎么能从各路诸侯里的脱颖而出呢？
以管仲为代表的国家管理者们，充分挖掘和利用了齐国所拥有的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和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甚至今天再回头望过去，管仲的付诸于行动的许多国策都带着极深的商业痕迹。铁腕控制盐铁资源，大力倡导工商贸易业，出身于商业的一代政治大家管仲视野之宽阔固然让人赞叹，能忍痛割爱，把闲置的宫女外放，让天下人共享之，齐桓公的胸怀又何尝不让那些所谓的后世君主自愧弗如呢？正是当权者的这种眼光和胸怀，才让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春秋霸主梦。走上了权力的巅峰，也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