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是他所处的环境地位使然。确实做到能够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无畏无惕，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分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种时候，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改变自己一贯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习惯，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以跻身高明者之列。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希望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己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成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性命之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高谈虚玄妙论而无主见的人，好像浮萍漂泊于江湖之上，空论性命之学问.不探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难以说得通顺。只有体察精微，并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才能随时看到这样人的顺利行事，坚守唯一目的，经常告诫自己专一不二，经常遵循前进不已的原则。战战兢兢干事，这样才会终身没有不顺利的。这是圣人应用尽性来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自己本来性情安身立命的有效法则！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看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宗旨略有理解。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性。对自己不知道、无法无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话，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话，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致力于耕田种庄稼，勤劳的人将有好收获，懒惰的人，就会歉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世种庄稼，无论怎样勤劳，终归庄稼焦枯，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治理别人，礼让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而别人对自己不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礼让别人而别人不应答，这就是命。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尽性而且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以办到的，而达到知命就非常难了。在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有或无，圣人对于这种情况淡然处之。好似知道，又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不用力，这里面的分寸最难把握。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之事，则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就差不多可以接近大道了吧！
荷道第十六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译文】
在文章的写作中，气势宏伟，境界光明是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也最为可贵。这种境界就好比多日阴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山远眺空旷的原野，神清气爽之感油然而生；更好比爬上大江边耸立的危楼，独自坐在窗明几净下悠然畅想，欣赏水天交接的美景；好比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勃勃，飘然而来，神态中丝毫没有猥琐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写文章能有此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的学习修养没有太大关系。除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等几个人的文章相对接近了这一境界。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说词语意旨不是那么渊博雅洁，但其形式内容浑然一气，如同与知书达理的人交流，表里如一，主辅相得益彰，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原文】古人谋求大业，多推崇专心一意、认真谨慎的态度。诸葛亮凭借蜀汉一隅之地，却打算向关中一带用兵，北进讨伐强大的曹魏，他所立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往今来很少见的。而《出师表》一文却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宏大、赏罚要公正，做君主的要亲近贤人、从善如流，做臣子的要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传世不朽的文章，必定是作者胸怀远大、思虑专精的结果。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至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