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任务，不能多停留，幸而门户不很多，用了小半日，胜利完成。自己的家门当然要看看，房屋毁于地震，砖瓦木料是贵重的建筑材料，由大队拉走，正如《心经》所说，“色不异空”，就成为一片空地。次日上午继续办手续，不能快刀斩乱麻，留下振奇应付，我到李各庄去看南院大妹妹。三年多未见，她的公公已经下世。仍吃她做的烙饼炒鸡蛋。午饭后回河北屯，迁户口的事已经办完，于是携振奇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看三表妹夫妇。告别，因为乡居时来往多，都有些感伤。感伤也不单行，听说在天津与我多有来往的刘仲三，退休后回大良镇，于一两个月前作古。在侯庄子住一夜，16日早饭后北行，到张庄去看马德山表弟一家。因为赶时间，谈一会儿就东行。过肖庄，想到王勤弟已贫病而死，实在没有勇气看他那间小屋和窗前的两棵枣树，由房后身绕过去。又到石庄，算完粮食账，到镇上午饭。饭后到几家熟人处辞行，乘下午的长途汽车回天津。在天津耽搁了两天，看了最近的三四家亲友，于19日过午回北京，往返恰好用了一周。
剩下的手续只有移入一项，或者真是归心似箭，次日上午就往海淀派出所去办上户口的手续。移入是他们批准的，当然好办，户口本上恢复我的大名，三两分钟可以了事。还要到主管粮食的部门去转粮食关系，好容易找到这个单位，却未能马到成功。值班的是个女的，而且年轻，见到老朽不免有气，大概因为未带副食本吧，气昂昂地说，缺什么本，不成。我谨受教，回家吃午饭，下午再去办。入门，想不到值班的不再是那一位，而换为男的，年岁像是已经耳顺左右。我递上诸多证件，他看过，然后注视我一眼，面对墙，想了想，拿起笔，一面写一面跟我说：“定量32斤吧。”我吃了一惊，但也不好说什么，辞出。何以吃惊？因为臭老九，而且退休不再工作，通例是最多月28斤。回来的路上我想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可怜我被迫还乡，受了不少苦，现在得回京，一月多吃几斤，补补吧。如果我的推想不错，对于这位的善意，或扩大为“仁者爱人”的品德，我不能不表示钦仰。此外还能说什么呢？只得抄《诗经》旧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以求后来者知此事，也随着吟诵两遍而已。
至此，逐出都门近八年的户口官复原职，当然是一喜。喜一，内容却非一，也想说说。还是先唯物，是每月有了入口的那一份。其次，也可以写在唯物项下吧，是就不再有常跑派出所续户口的麻烦。还可以加个其三，转入唯心，却最重大，而且说来话长。我的老伴幼小丧父，多年孤苦无依，养成怕这个怕那个，总觉得周围多风险的心理。文化大革命初起，她目睹耳闻打杀抄家，心病加重，怕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其中一项是我在北京寄居，入夜来查户口，她总是吓得浑身打战，心几乎要跳到胸腔以外。我劝她，说我不是逃犯，查户口，有临时户口证明，合理合法，不必怕。她说这道理她懂，可是看见民警，一想我不是北京户口，还是浑身发冷。这一来好了，我出入家门，她就可以不为我这乡下户口而心惊胆战。
依据某名人的高论，连写诗填词都要有社会内容，我歌颂“复”，就应该把喜放大到己身和老伴以外。可是这样一来，我这支本来就无力的秃笔就更加无力，因为，还是由己身下笔，我是未加冠的，得复，还有由幽谷迁于乔木的感受，可以想见，那千千万万头上有冠的，千斤重压长年在头上，一旦去掉，由不能抬头变为能抬头，由不敢出声变为敢出声，由难得活变为容易活，总之由不是人变为又算做人，其感受应是什么呢？显然，是连善于编造的小说家也不能如实写出来的。也是《易经·系辞》，可是在上篇，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就交给“意”，让有兴趣会的人去会吧？
最后还想说说，因“复”而生的“意”，不只可以“会”，还能产生教训。这教训是，讲治平之道，来自几十年来的见闻，有两条路。一条路，挖空心思制造多种帽子，给千千万万人戴上，使他（她）们面上无光，身上有枷锁，求生难，求死不得（包括自己舍不得受之于天的命）。另一条路，不欣赏也就不借助这多种帽子，并把已有的帽子扔掉，使人人能活，并活得有安全感。应何去何从呢？小民的意见是明确的，要坚决走后一条路，堵死前一条路，并在路口标明：此巷不通行。
十年而后返
十年是约数，指由1969年8月5日离开北京往干校，到1979年1月15日回社里工作，差不多九年有半，我离开一生工作时间最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浮屠“三宿桑下”会“生恩爱”，况我自50年代起，即以社为另一个家乎。所以视回社工作为我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幸事。大，宜于说说原委。文化大革命带来无限的荒唐事，其中一个是撤消教育部，出版社是部的直属单位，“皮之不存”，毛自然随着灭亡。但其中的人还在，只好以干校为转运站，劳动个时期，老的退，不老的分配往各地。过了几年，政局大变，要拨乱反正。
单说出版社，是编印中小学教材的，当然要恢复。可是人散而之四方了，怎么拉回来？据说是主政者有魄力，下令，凡是出版社的旧人，出版社要，立刻放。于是不少旧人就陆续回来。照原来，编辑、出版等，各部门，都组织起来。可是原来的办公地点还乱而没有正，怎么办？还是靠主政者的魄力，拆平房，起高楼。楼建成之前，租饭店办公，饭店改为办公室，名不正言不顺，“必也正名乎”，也好办，称为编教材的什么会议。于是有人有地，正像约齐角色，有了戏台，就击鼓敲锣，挑帘出场，演起来。因为情况如此这般，所以我恢复上班，不是东南行，如旧日，到景山之东、老北大的第二院，而是西行，到香山饭店。
进香山饭店是后话，其前还有应该说说的，是让我回社工作，有关的人是怎么考虑的。有关的人都熟，但这类事，自己不便问，只好推断。首先是退职问题，这种退是变相的开除，让回来是起复，显然，他们认为我本无罪，受这样的打击不适当。其次是我的为人，一向以直道对人，用不着防范；工作呢，勤快，认真。也可以说有所长，文言，语法，笔下，都还过得去。可能也考虑到目前的工作，两大宗，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和编写中学语文课本中语言方面的知识短文，以及其他一些零碎事。编《古代散文选》下册是重点，以余力做些语文编辑室的工作。说是重点，因为其中有个情况。这部书是60年代初，由吴伯萧主持，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一部分人参加，最后由隋树森定稿，主要是供中学语文教师研习，以便改进文言教学用的。计划收文范围由先秦到鸦片战争，分上中下三册。
上册于1962年出版，中册于1963年出版，下册尚未编成，文化大革命来了，以致多年来未能成为完璧。70年代末出版社恢复工作，重印了上册和中册，赶编下册就成为当务之急。动手之前要组班，原来的编辑室主任王微干校结业后回他的原单位兰州大学，可是已休，还在北京的出版社宿舍住，于是请他主持。隋树森和王泗原由干校回北京，也请来参加。与上册和中册比，还嫌人力少，可能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让我回来，参加这个小集团。不久分工。选定篇目，大家一齐动手。篇目定，动笔就不能一齐。多年惯例，王微是审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总其成，由上册和中册顺流而下，当然应该由隋树森定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说他不再担任定稿的工作，于是三面推，就把定稿的工作推到我头上。当然，定稿之前还要注释若干篇。说这些是诉苦吗？非也，因为如果没有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任务，我用处不大，也许就不能回社了吧？
再说说回社的具体过程。总的情况是紧凑而不很拖拉。查这一段的日记，复查办公室正式通知我干校的处理已改正，是1978年11月17日，其后六天的23日，黄光硕到我家里来，说希望我回社，参加工作。显然，这是社的主事人已经决定，他才敢传这样的话；推想传话之外还有个任务，了解一下我会不会不同意（有因多怨气而拒绝的可能）。前面多次说过，对于部和社，我一直认为通情达理，也就没有怨气，所以当即表示，我同意回去工作。其后的12月21日，我收到隋树森先生一封信，也是谈约我到社里工作的事，显然这工作是指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准《三国演义》之例，茅庐三顾，还欠最后一顾，是1979年1月10日，刘国正和黄光硕二位来北大我的寒舍促驾，当即商定，下周的星期一，即15日，我移住香山饭店，又过上班生活。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机遇》，说机遇有摆布人的难以抗拒的力量。这次回社工作又是一次机遇，若干年之后回顾，感到影响也颇不小，只想说一点点彰明较著的，算做举例。依常见，分得失两类。用食蔗法，先说失。恢复工作以后，我直属编《古代散文选》下册那个老而休的小集团，行动自然就要随着这个小集团。记得总是回社不久，有个变动组织关系（即变休为工作人员）的机会，即填个表，申请仍旧算工作人员，姓名即可由退休那一本移到正式职工那一本。我们小集团曾非正式交换一下意见，王微组织关系在兰州大学，与此无关，隋、王二位认为，费一回事，将来还要办退休手续，不如取逸舍劳，我无主见，也就未填表。
想不到几年之后，乱变为正，就陆续有升级、增薪之事，我们三人不在职工之数，当然就不与焉。隋、王二位关系小，我关系大。因为1956年评级（建国后三十余年只此一次），他们二位定为五级编辑（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七级，（最高级的）低级知识分子，月工资125.5元，退休后拿百分之七十五，即94元多，不够一张大票。这里说这些，非怨言也，而是想保持一项什么记录，是由1951年到现在的90年代，级别未变，工资未变，想当是古今中外所罕见，可入记录，总是光荣吧？还要说一项光荣，是1987年初，社里客气，送我们几个老朽一顶“特约编审”的帽子，特约者，非来于上级官之点头盖印也，所谓内部粮票，今天借这里的稿纸一两行，声明一下，以期有“成人之美”之德的君子，不斥为伪劣可也。
转为说得，是收了些粮食，其中有生产队的，有自留地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不回社，必将颗粒不收。何以这样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给公家编的，如《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之类无论矣，不回社就必不能成书；就是产于自留地的，如《负暄琐话》《禅外说禅》之类，你家里蹲，等于没有组织给你作保，也必没有出版社肯接受出版。所以，正面说吧，近十几年，如果（仍是脚踏在常见上）说我还略有成就，这成就的机遇性的原因是，有关的几位开了社的门，让我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