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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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交”字篇(5)

廊庙山林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次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南京,朱尧阶亦衰病于床笫间,但还是扶病撰写挽联一幅说:

“海内论交从我始,江南遗爱在民多。”

半年之后,朱尧阶也与世长辞了。

朱尧阶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维持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俩人之间结成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左右,曾国葆的过继儿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尧阶第二女儿的亲事,由曾国藩作主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尧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成大事箴言: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咸丰十年四月

8.与贤人联姻自得贤人相助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本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圆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泪罗县)。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作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人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使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成大事箴言: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是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咸丰三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