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成大事八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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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交”字篇(4)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鸿章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国藩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无疑,李鸿章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而曾国藩心传于李鸿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成大事箴言:

良善可为而不可为,国藩涉世多年,盖亦深明其旨。然如左公之强梁,乃由禀诸天赋,而人事又足以济之。鄙人本无子路好强之资,又恐云气不济,每讼辄输,用是敛手而退。阁下刚劲之质,度越时贤,而世乱言庞,讼端方多,运气之或济或否,究不敢必。其惟处于一张一弛、一龙—蛇之间乎?

————同治四年七月

7.交友分清忠与奸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深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因此有关朋友与择交的问题是他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在谈到交了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他对弟弟们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很长时间了。及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古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说的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因此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其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张英的家训《聪训斋语》也曾提到了择交的重要,其中说:

我立家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也不用烦言多说了。虽是至为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行,也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机运的早晚也。守田之说,详见于《恒产琐言》中。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都是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感受最为深切。那些品质败坏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蝎之螫肤,绝对不能改变,也绝对没有纠正的说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纲领也。

曾纪泽少年时的生活,基本在北京渡过,自幼就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同父亲及其友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以他在读书养望之地的京城“游接名士”,访求前辈所结交的不少师友来影响自己的儿子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廷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倡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看到曾国藩令曾纪泽设宴招待宾客的记载,这是给他与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结交的机会。因此之故,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而曾纪泽成为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许多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别开生面,也有许多人在好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与人的交往不能是无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讲“友道”列为“五伦”之一,说明它像伦常一样,要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不以势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时是朋友,无用时如路人”,此非“友道”。还有的人当朋友“盛”时就往前靠拢,当朋友“衰”时就全当没有这个人,这其实都是欠厚重,亦非君子之交。

曾国藩与贺长龄既是同乡、校友又有师友之谊,贺比曾国藩年长二十四岁,曾国藩在京城赶考的时候,贺长龄曾寄过银钱给予资助。曾国藩在信中感谢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帮助,后来贺家衰败时曾国藩的儿子却娶了贺的女儿。于是两人成为了儿女亲家。婚事未定之前,贺长龄因故被革职回籍,家道衰落。曾纪泽与贺的女儿成婚之后贺长龄已不在人世。贺氏命苦,结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难产身亡。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有提拔之恩,咸丰即位后,穆彰阿受到打击,举朝不与他来往,但曾国藩一如既往认这个师门。穆彰阿死后,曾国藩每次进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儿子纪泽进京,也以此致嘱。曾纪泽称穆彰阿之子为“萨廉世叔”。

人生贵有恒,交朋友更贵长久之道。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国藩的话说: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

然而怎样才能使道义之交的朋友保持长久的情谊呢?这里有一个在交往过程中主动与被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问题。

曾国藩一再说,友先贫贱而后富贵者,我当察其情,恐我欲亲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贵而后贫贱,我当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处其疏也。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他与曾国藩相比,两人的地位确实在他们相交甚厚的40年间发生了悬殊的变化,但曾国藩仍能“加其敬”。

曾国藩在京师时,他的几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当时朱尧阶家境因他的父亲善于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但曾国藩家由于人口众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到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作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朱尧阶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尧阶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这位友人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紧接着,曾国藩深切寄望于朱尧阶好好读书做人。也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的父亲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俩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一种谆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3月,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说:

“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

“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界尺等物祝之。”

1871年时,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说:

“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