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料想，几天后，日本便派出由前几批谈判团的首要人物组成了庞大的谈判团飞抵美国，美国公司在惊愕之中仓促上阵，匆忙将原来的谈判团成员召集起来。这次谈判日本人一反常态，他们带来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对技术、合作分配、人员、物品等一切有关事项都做了相当精细的策划，并将协议书的拟稿交给了美方代表签字。这使美国人迷惘了，最后勉强签了字，当然其中所规定的某些条款要明显倾向于日方。显然日本人是在了解美方的意图后，一鼓作气制定了详细的方案，趁美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出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巴斯四兄弟是美国沃思堡市的亿万富翁，他们个个都是谈判的高手，他们常常施展计谋，玩弄花招，使对方放弃抬高价格的想法，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1981年，巴斯兄弟想买下行将破产的皮尔公司。他们的兄弟对皮尔公司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压抑住迫不及待成交的心情，在谈判时对皮尔公司的董事们说：“对你们的公司，我们很想拥有所有权，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出到这个价格。我想，你们在其他的地方或许能找到更好的买主。”
接着，巴斯兄弟将对皮尔公司可能感兴趣的投标者名字一一告诉他们。最后，巴斯兄弟说：“如果你们同其他投标者谈判破裂，没有其他选择的话，就回头找我们。”
结果，巴斯兄弟如愿以偿。这笔生意按他们的设想成功了。巴斯兄弟事后对朋友说：“谈判时不要把迫不及待的心情溢于言表，而要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做生意好比追女人，当你追她时，她会扬长而去；而当你后退时，她却会跟着你走。”
做生意如同追女人，你进时她退，而你退时她则进。所以欲成大事者有必要对此作深刻研究。
10.小事糊涂，大事精明
【原文】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译文】那些圣人之道，就是治理天下的利器，是不可以拿来显示于天下的。
庄子认为国君用来治理天下的利器，不能随便让他人知道，这样才能统治好天下人。因此，聪明的人善于掩饰自己的真能力，而暴露小缺点。
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主要强调的是要成大事对一些小事就不能太“认真”，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
否则只能沦于琐碎，落于平凡，更不用说成大事、立大业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清，而是“至清”。所谓“至清”者，一点杂质全都没有，这岂不是异想大开？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特别注意小事，斤斤计较，哪怕是芥蒂之疾，蝇屎之污，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用放大尺去丈量。于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总是一团漆黑，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尔虞我诈。普天之下，可以与言者，也就只有“我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此人学士出身，肚子里有不少墨水。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人情艰苦历练不少，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密谋废掉太子，改立楚王为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太宗快不行了，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其中很可能有鬼，便在手板上写了“大渐”二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侍候。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王继恩不知是计，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这时，吕端便飞快来到宫中。
皇后说：“皇上去世，长子继位才合情理，现在该怎么办？”意思很明显，想立长子赵元佑。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佑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心里只有认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见为实，太子即位时，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请求把帘子挂起来，自己上殿看清楚，认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后才走下台阶，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
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有所防范；事中能果断决策，出奇策击破奸主；事后又能眼见为实，不被现象迷惑，不仅明智，实在是功夫老到。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吕端的“小事糊涂，大事精明”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说“小糊涂，大精明”无疑是成大事的一大智慧；假若相反的话，“小事精明，大事糊涂”，那就坏了，事情非搞砸不可。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隐居深宫，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
从当时的情形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在为人处世的修炼上却连个小学生都不如，他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满口仁慈、信义，害怕落个“弑君”的骂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
公元1857年6月2日，他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
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充，在鄂、皖、赣打出一个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的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镰，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
石达开大事犯糊涂致使决策错误，所以他虽然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震撼半个南中国，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韧性，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
公元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谋士曹卧虑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石达开接受了诈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当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这一个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暗自悔恨。
石达开被押过河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此后的表现倒也十分坚强，起先，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然而，已于事无补了。
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人事决策的错误，大事犯了糊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出走。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赖汉英、黄文全、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魄力提出新的构想和谋略，只是消极地常年流动作战。他想用不分帜来表示他对天国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这种不分帜、不降清、不倒戈的“忠义”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大相径庭，这种拖泥带水、患得患失的行动，决定了石达开走后不可能成就什么大事业。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并不是认为可以随波逐流，不讲原则，而是说，对于那些无关大局、枝枝蔓蔓的小事，不应当过于认真，而对那些事关重大、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切不可也随便套用这一原则。汉代政治家贾谊说：“大人物都不拘细节，从而才能成就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