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散文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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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第二,据我了解,前几年他确实写过诗,近两年几乎不再写诗了。江郎才尽,所以他才去写些莫名其妙的文章,骗稿费嘛。几乎不写诗了,还算什么诗人!

最可笑的是,第三,他根本谈不出写诗经验。有那些写诗的年轻人在会上诚心诚意向他取经,他却惊惊诧诧支支吾吾啥都谈不出来。那副窘态就别提了。其实写诗经验很容易谈。谁请我谈,我就大谈特谈,而且随时谈。传帮带嘛,有责任嘛。他谈不出来,证明他肚子里没有货。没有货就不谈,也算实事求是。可是他忸怩了老半天,嗨,居然谈起来了。他发言说(表情非常诚恳):“我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字迹清清楚楚,不要草得龙飞凤舞,稿面干干净净,不要改得乌猫皂狗。多年来我一贯这样做,所以我的投稿,编辑看了,首先印像不错,相信我是认真写的。我有半分好处,编辑也能发现。这条宝贵意见使我获益不浅。此外便没有任何经验了。”他的这条所谓经验引起哄堂大笑,有喝倒采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

试问,他算什么诗人?

说实在话,这家伙缺乏诗人的气质。看见一树花,他不去联想青春啦爱情啦,倒去细看花蕊,研究什么雌雄同花异花。看见一只鸟,他不去联想蓝天啦自由啦,倒去调查它的古名和洋名。某处风景绝佳,大家都醉了,他一点也不醉,倒去观察山林的滥伐和水质的污染。游泳,他只觉得好玩,一点也联想不到风浪与拼搏。爬山,他只觉得太累,一点也联想不到崎岖与攀登。诗人的气质嘛,就是疯疯傻傻,如梦如醉,他缺乏的正是这个。

看这家伙怎样写诗,实在有趣。他在一张废纸上面涂涂抹抹,一句句的慢慢拼凑,一字字的缓缓雕琢,真是老牛拉破车呢,嘴里还要嘟嘟哝哝,就象和尚念经,看了叫人心烦,又常常停下笔查字典,一点也不爽快。这样磨磨蹭蹭,冷冷静静,斤斤计较,还有屁的灵感!我的经验乃是写诗必须铲除理智,消灭逻辑思维,只用形象思维,昂扬主观战斗精神,进入狂迷状态,一气呵成,势如长江大河,直泻千里,绝对不能拖拖拉拉,误了灵感,尤其不能改来改去,失了灵气。用字妥不妥,造句通不通,又不是中学生写作文,管它做啥!

总而言之,这家伙不是写诗的材料。

最讨厌的是这家伙写诗写文念念不忘1957年,死死揪住“文化大革命”不放。我认为他是在“配合政治”。诗嘛,能给读者以美感享受就行了,何必去说政治。什么叫美感享受呢?就是读了心头觉得舒服,好比夏天吃冰糕,冬天吃狗肉。对。诗就是冰糕,诗就是狗肉。诗不是火,更不是剑,连辣椒都不是。诗不能伤任何人的感情和胃口。必须是PurePoetry(纯诗),离政治愈远愈有生命力。他写的那些诗老是纠缠旧账,还夹杂着个人怨气,不但毫无美感享受可言,而且在方向上大成问题。这是向后看呀,不好!

何况忧国忧民根本不是诗人的事。忧患意识乃是闭锁性的落后意识。多讲艺术吧,少谈政治吧,宁效李白之飘逸,勿学杜甫之沉郁。你看人家李商隐的无题诸篇,多妙!

说到诗风,这家伙极顽固,人家都在更新观念,纷纷地“现代”了,他还在弄传统,讲求形式节奏之美和音韵平仄之美,要求易懂,要求琅琅上口,真他妈的见鬼!我相信年轻人决不愿意读他的诗。历史将淘汰他,无情地!

达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1985年7月23日在成都

[鉴赏]

流沙河(1931年生),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县人。诗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窗》,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故园别》,论著《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等。

文章以诙谐的笔调描述了一个诗人的身形举止、日常阅读与活动、刨作过程与特点以及近期创作情况等,表达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真谛的感悟。

诗人“瘦得象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却“精神好得很”,他心直口快以至信口开河,虽因此遭难而不能自噤。这是一个性格开朗、心胸坦荡的诗人形象。诗人日常阅读内容不是诗,而是大量的中外自然与社会知识刊物,有《化石》、《海洋》、《世界博览》等等等等。诗人面对生活,不是浮光掠影,看到一点就去引发联想与想象,而是细致观察、深入研究。如看见一树花,他不去联想青春与爱情,“倒是去细看花蕊,研究什么雌雄同花异花”。看见一只鸟,不去想象蓝天与自由,“倒去调查它的古名和洋名”。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正是由于作者对生活作了经常的细致观察与研究,对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大量吸收,才能厚积薄发、视野开阔、思路贯通,创作出既蕴含深广又五彩斑澜的诗歌精品。

诗人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他在一张废纸上面涂涂抹抹,一句句的慢慢拼凑,一字字的缓缓雕琢,真是老牛拉破车呢”,嘴里还要“嘟嘟哝哝”地吟诵,还要“常常停下笔查字典”校正诗句音韵。这是沤心沥血的创作过程,真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诗人很健谈,但面对年轻人诚心诚意的求教“却惊惊诧诧支支吾吾啥都谈不出来”,而不像刚写了两首诗就大谈特谈写诗经验的人那样不知天高地厚。他非常诚恳地告诉人们:“我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字迹清清楚楚,不要草得龙飞凤舞,稿面干干净净,不要改得乌猫皂狗。”诗人告诉入们,诗的想象可以飘逸翻飞、上天入地,而作诗都是严肃的、艰苦的劳动。

“这家伙”写诗总爱作历史的反思、社会政治的思考,他“念念不忘1957年,死死揪住‘文化大革命’不放”,不理会“离政治愈远愈有生命力”的观念。这表明了诗人始终如一的社会责任心。诗人还不随波逐流,人家都在更新观念,纷纷地“现代”了,他还坚持形式节奏之美和音韵平仄之美,要求易懂,要求琅琅上口。这里有诗人不赶潮迎浪的坚定与自信,又有些许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自嘲。

吾爱吾师

流沙河

鞭子与世界地图

我记得那鞭子!

每逢星期天,四川省金堂县城东街金渊小学校的校工剖开两段斑竹,削成教鞭一捆,放在老师办公室内。星期一早晨,上课铃响了,老师们各抽一根教鞭,走向教室。一般的老师不常打学生,随便抽一根便走。钟老师则不然,他挑选那厚实而多节的,还要捏在手中试试弹性。不少学生吃过他的“斑竹笋炒肉”,所以恨他,背后叫他钟胖娃。上他的课,我不敢折纸船,不敢画三英战吕布,更不敢玩蟋蟀,总是坐得端端正正,专心聆听。不过我也挨过一回手心,所以记得那鞭子。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同学“逮猫”,在甬道转拐处瞎跑乱窜,一头撞在钟老师的胖肚皮上。钟老师捉住我,嘻嘻嘻地怪笑,连声说好好好,拖我入办公室,赏给手心十个,左右各五。打一下,问一声:“还跑不跑?”回答之可怜,就不写了吧。手掌红了肿了,握不稳笔,放学回家,混入厨房,偷花椒油搽手,似有疗效。这个千金秘方来自那些惯吃笋炒肉的同学,亦儿童之一大发明也。后来我悄悄灌一小瓶带到学校去,以供同窗小友不时之需。据说先搽后挨,效果尤佳。

钟老师打学生,总是嘻嘻怪笑,不显怒容,鞭子却抽得狠,打断一根,换一根再打,仍然嘻嘻嘻,真是笑官打死人。学生见他,如鼠见猫,觳觫低头,心想还是不要被他注目的好。上他的课,满室肃静,不敢稍有异动。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毕业那学期,终于发生反叛。先是在虚掩的教室门扇顶端暗置黑板刷子或字纸篓,谁若推门而入,头上便要吃打。可惜这类诡计太古典了,钟老师懂。他见门是虚掩着的,心知有异,只用教鞭一搠,搠开门扇,便破了这一道暗算的机关。随即清查罪魁,不果,就打了“满堂红”。跟着来的反叛行动,是趁钟老师转身写黑板,二三胆大的同学站起来做鬼脸,甩中指拇。还有一位同学,姓王,年龄最大,算是班头,竟然爬上桌子,拖出雀雀,对着钟老师的背影示威,惹得大家捂嘴哑笑。钟老师回头时,他已坐得规规矩矩,作温驯之状了。反叛的高潮是用诡计给钟老师造成直接损失,钟老师讲课时,常常走下讲台,左手举课本,右手提教鞭,翻白眼望屋梁,在学生座位间踱来踱去,大摆鹅步。有那些吃惯了笋炒肉的顽劣同学,毛笔饱蘸浓墨,横放在自己的桌面上,而将毛锥伸出桌沿,让钟老师“自动”横抹墨污在咖啡色毛料大衣的两襟上。钟老师近视眼,浑然不察。诡计得逞,同学们很快活。

那时候,1943年秋季,金渊小学毕业班开有世界地理课,钟老师教。在黑板上,钟老师随手画出一幅幅的亚洲地图、欧洲地图、非洲地图、澳洲地图、北美洲地图、南美洲地图,要我们临摹在习题本上。画世界地图就这样取代了我画关公,画吕布,画武松,画岳飞,画高射炮打飞机的兴趣。世界地图我画得又快又好,遂有同学来讨好我,借去用纸蒙着描影,以应付钟老师的检查。此后,钟老师讲课,我特别专心,很快泯灭了反叛的意识,还去买了一册袖珍世界地图,星期天在家里画着玩。

多有趣啊!意大利是一条腿在踢一个扁球。澳大利亚是一只螃蟹没有脚脚。南美洲是象头拖着长鼻子,鼻尖是麦哲伦驾船绕过的好望角。美国如臀,臀部下面缺一大块,那是墨西哥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是一个K字。马六甲海峡是两洋之间的窄门。直布罗陀紧扼地中海的西口。小学毕业班的这些记忆,如今复述出来,别人说我“下知地理”。惭愧之余,我感激钟老师,深深地。

一幅破损的《世界与地图》挂在黑板上。钟老师严厉地鞭打着六大洲(没有南极洲,只有南冰洋,当时那张地图如此)。我记得那鞭子打得啪啪响,各色人种都挨。

行为诡怪的国文老师

校工临时扮演茶堂倌的角色,一手端盖碗茶,一手提烧水壶,急步趋入教室,讲桌上面将茶沏好,随即退出。值星同学一声口令:“起立!”我们赶快起立,站得笔直,斜睨门口。这时候曾老师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又是一声口令:“鞠躬!”我们鞠躬。曾老师行古礼,拱手作答。又是一声口令:“坐下!”我们坐下,心里都很紧张,不免瞪大眼睛,观察这新来的曾老师是怎样的怪物。

遗老一词,用之于曾老师,再合适不过了。他头戴平顶红结瓜皮帽,身穿咖啡色长袍,外罩黑缎团花马褂,裤脚缠紧,白布袜子,双鼻梁直贡呢皮底靴,周身都是不合时宜,好一个老古董。他的脸色油黑,蓄八字胡,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他从藤编的提包内拿出一套《辞海》一套《辞源》一部《康熙字典》和别的一些书,码在讲桌上面。然后揭开茶碗,吹去浮沤,喝一口茶,仰起脖子咕咕噜噜漱了喉咙,回头吐掉,用衣袖擦擦嘴。这才坐入为他特设的藤椅内,展开两臂,横撑桌沿,咳几声威严嗽,开始讲课。

你道他一定是封建老顽固吧?

非也。第一堂课他发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倡白话文。他的思想很新,而且极端爱国。那时候,1944年秋季,我读初中二期,国势危急,日寇长驱直入,打到贵州独山,重庆震动。为启迪学生的爱国心,曾老师选讲章太炎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记》,选讲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选讲陆游的《书愤》(示儿)诸诗,选讲岳飞的两首《满江红》和一首《送张浚北伐》,选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听他用嗄涩的悲声吟唱《正气歌》,你会觉得文天祥的游魂附着了他的躯体,不由你不凛然肃然,纵是懦夫,也将有以立志。至于那些迂谈腐论之作,游山玩水之篇,吟风弄月之什,伤春悲秋之赋,他都不选。他把国文课讲成了爱国课。他不但讲解,还演出。不论是诗是文,开讲时他都要先吟唱一遍,讲完后再吟唱一遍。他的吟唱具音乐性,而且进入角色,这不就是在演出吗?最可惊异的是,他选讲川戏的唱词,有《柴市节》文天祥赴刑场,有《渔父辞剑》伍子胥渡江。显然,他认为这些唱词都是诗。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还讲了五四时期四川青年诗人吴芳吉的长诗《婉容词》。从“天愁地黯,美洲在哪边”开头,到“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她”结尾,我至今还能背诵。在诗艺上,《婉容词》对我的影响是终身不灭的。惜乎当今诗界,也许是宗派观念太强吧,不承认这是诗,是新诗。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曾老师不采用。他自选教材,自费石印,发给学生,不取分文。学生有作文写得好的,或执卷问难的,或指出教材上某个字印错了的,他都要当场表扬,自费发奖。有一次我追出教室去告诉他,说《婉容词》的“绮色佳城欢度蜜月去”一句他讲错了,绮色佳(Ithica)是美国的一个地名的译音,不是绮色的佳城。他很高兴,奖给我一块小砚台。在课堂上,遇到读音有疑的字和解义为难的词,他立刻查字典,翻辞书,当场弄清楚,再给学生讲,不认为这样做就是丢了脸面。他讲课很卖劲,全身心都投入,讲得神采飞扬,像个说书艺人。遗憾的是他要打人!有那些不守课堂纪律的,他一蹦就跳下讲台,冲上前去飨以老拳,决不“循循善诱”。还有就是窗外的操场上不许打球,如果他在上课的话。有一次他上课,讲得正起劲呢,突然拍案而起,冲出教室,跑入别班同学围成的圈子内,抢得排球,抱入厕所,投下粪坑,然后回来继续讲课。此外还有一些缺点,例如墙角小便之类,不及备载。

除了在我读的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授课,曾老师还在金堂县立中学和县女中学兼课。他鼓励学生们赋诗填词,不论男女,一例给以批改,编纂成集,由他掏钱石印成书,到处赠送。当然,他也自费石印自己的诗词集和文集。在金堂县立中学校内,一片浓荫的低坡上,他出钱修盖了一座小亭,课余徜徉其间,品茶赋诗,自得其乐。别人教书,养家糊口,他却每学期从家中带许多钱出来教,所以被一些人目为老疯。

曾老师名直君,灌县人。据说家有田200亩,那么该是地主成分。每学期结束后,回灌县去度假,方其“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之际,他就一手撩起长袍的下摆,一手沿路捡小石头。到了家院门外,他便向院墙内一颗接一颗地抛小石头,打得屋瓦珂珂乱响,直到家人开了大门。

我心目中的圣贤形象

陈教务长是金堂私立崇正中学的主管人,兼管私立崇本小学。他办学有一套,成绩卓著,此外,爱给学生训话,真是狠抓思想品德教育。他训话时,站得挺直,两臂反抄着,白眼望青天,一股凛凛肃杀之气,叫人害怕。他一开口就是警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使少年的我忧虑于做人之难。禽兽那一头,固然去不得,圣贤那一头,要去又太苦,端得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听他讲下去吧,又是忠孝节义,世风日薄啦人心不古啦,朱夫子怎么说,程夫子怎么说,尊主啦攘夷啦严男女之大防啦,还有就是不准打牌,不准贪玩,不准意淫,不准自戕。他的训话总是归结于存天理,灭人欲,非做圣贤不可。那时候,圣贤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是陈教务长,而我自己,由于贪玩,放风筝啦捉蟋蟀啦下河洗澡啦,以及打棋子牌赢钱,基本上是禽兽。不想还好,一想就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