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我依稀还能记得那一个对于他十分难过的下午。我正在布满暮色的后轩（那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就在大厅背后）里做作业。大门响了，不一会我忽然看见父亲走了进来。他一边拉住我的手，一边端详着我，接着他就走上楼去。继母不在家，出去打牌了。我听见楼上有移动箱箧的声音。过了一会，父亲在叫唤我，我便跑了上去。
只见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父亲阴沉着脸问我，这是你平时穿的？我不敢直接答复，只道妈说过年时再给我做新的。
以后的事，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就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弄明白过。只是几个月后，父亲又来了一次杭州，接着继母便回江西去了。表姊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这消息并没有使我吃惊，相反倒有些释然之感。
我自幼丧母，虽然祖母视我如瓌宝，但终究不是母亲。任何孩子，即使他挨了母亲的打，也比我这个没有母亲打的人日子好过，何况祖母也早巳去世了。继母来了，我满心以为我可以得到一个爱我疼我的人，我可以随便对之撒娇撒野的人。可是这个梦，还没有等送她来家的父亲离去，就完全破灭了，继母的理由是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应当立规矩，不该再“纵容”我。因此在她看来，我一身无一是处。从此我和她之间，隔了一重厚壁。这重厚壁，便是她经常虎起的面孔。她给我立的什么规矩，别的不说，只说晚上非等她麻雀牌打完，才让我跟着她上楼睡觉，因为她怕我从床上滚下来。我就在牌声和赌徒的喧嚣中，做我的数学习题，背诵我的课文。我一生从来没有赌过，麻雀牌的技巧我一窍不通，而且深恶痛绝，也许和我当时的处境，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怕继母，尽管她没有打过我一下（她不敢，如果没有家里的其他人，我想她早就不会饶过我的），可是少不了责骂。我有差错是责骂，我没有差错也是责骂。甚至她在牌桌上输了钱，也要对我唠叨一番，说是我搅了她的手运。
父亲并没有向我提他离婚的事，只是他自己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姊家里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他一个人住在南京胪政牌楼大同公寓，过着老鳏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匆匆摆渡过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和朋友们去听听戏，吃吃小馆子，有时候便一个人在寓室里，闷头在昏暗的电灯底下看书。他喜爱文学，有时也喜欢诌几句诗，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塞满了他的那间斗室。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和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的，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音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疏鲁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他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的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的。也许这只是由于小时候表兄姊们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亲）来了”吓唬我有关。说来说去，这种陌生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长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说：“这话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人过日子，我觉得难受……”他听我声音变了，便说，“以后再谈吧……”我说，“既然开始了，就谈下去吧。”于是他讲了许多不再结婚的理由，我讲了许多他必须再结婚的理由，谈到隔邻人家鸡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这样搁下了。
抗战军兴，国民党蒋介石弃南京不守而奔武汉。父亲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沦入敌手，就此把员工全部解散，我父亲也因为肺病复发，辗转回到上海。他到沪时，我已决定去香港，便租了间屋子把他安顿好，自己则上了旅途。
父亲在上海租界里过起文字生涯来了。他不时为一些抗日的报刊写些掌故一类的文章。以后他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银行里找了个工作，日子也还凑合。太平洋事变后，他工作的银行关了门，我在重庆很久后才知道，幸而我不时托人带些钱接济他，生活得以渡过。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每天给孩子们补课。那时我多么想找到几间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劫收的房屋我没有资格去消受，而出钱顶房子，又一无黄金二无美钞。我实在愧见我的老父，因为我自己一家四口还是临时住在岳父家的。父亲似乎早已见到我的苦衷，到1947年冬天，他不动声色地写信给我杭州的一个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当然欢迎，等我知道，他们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亲送到杭州去。
父亲说了许多理由。说年老了，苦于上海的烦嚣，所以要到杭州去住，可以清静些，在西湖边徜徉终日，也对他的肺疾有所帮助。他越是谈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负疚心情。我没有一处自己的家，我拿什么理由来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还是回到上海来了。我岳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团聚，而终日怏怏不乐，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我父亲住。但他在这儿也不过住了一冬，之后便因肺疾复发而进了医院。
不过，虽然仅仅是一冬，由于朝夕相处，我们父子之间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当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父亲的思想，照他的年纪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作为一个旧民主革命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他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在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剜眼割舌凌迟而死的）后，他从此便看不起蒋介石，他那时因为懂日文临时调到蔡公时那儿当随员负责交涉济南青岛铁路通行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他仓卒撤退回来，看见蒋介石那种无耻投降的行径，他上书力争，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他写了多少字的意见，退回来时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他悲愤之余，便辞职不干。一直到全面抗战，胶济铁路的权益，也没有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抗战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怀着满腔爱国之忱，欢迎国民党归来，但他们所得的只是又一次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作为并不下于日帝。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到1948年时，他已经完全寄厚望于解放大军了。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是“胜利”的消息，从前线逃跑曰“转进”，失掉城市则曰“战略撤退”如此等等。父亲每每看到这些大标题，便冷冷地说，“又吹牛了，也不怕脸红。”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和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兴，对共产党的指望也更强烈。他在病榻前曾经说过，我从年轻时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中国，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主自由的中国，同盟会给我失望，国民党也给我失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陆解放前夕，拒绝跟国民党到台湾或远离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为遗憾的则是父亲既没有亲见上海的解放，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他还在世上，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他那种对党和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心向往之，纯粹是他把推翻帝制后逐个时期加以比较辨析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诚挚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时不过六十几岁，照现在的说法，他还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对我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好。而现在我已经超过父亲的寿命，我当然还要干，而且还要对我的儿孙辈说，好好干吧，你们的日子比我处得更好。
想起父亲，我没有悲哀，只有负疚和歉然之感。我总在心头说，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晚年过得稍稍顺畅些，早有个落脚的窝，他一定不会那么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辉的今天的。这真是昊天的遗憾。
1982年10月无锡—北京
［鉴赏］
冯亦代（1913年生），浙江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龙套集》、《书人书事》、《漫步纽约》及译著《第五纵队及其它》等。
在一篇散文中写人物的一生，比写其片段要困难得多。冯亦代的《父亲》，仅仅用五千字的篇幅，就有头有尾地向读者讲述了父亲在旧时代一生的遭遇，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了形象。作品既写出了浓厚的父子人情味，又根据作者亲眼所见，显现了一定的社会时代风貌。如此用散文形式记叙了人物的一生，是难能可贵的。
翔实浑厚的生活内容与纯朴而严谨的结构布局相结合，是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作品的副标题《旅途中的遐想之一》，说明作者是用往事的回忆来展开人物描写的线索的。作品开头提供的环境气氛，很有典型性：在行进中的火车上，由于列车过山洞而车里时常突然暗下来，又突然满车阳光。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作者“心头触动了一下”，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旧地重游，引起回想，这本是人之常情。作者这样安排的具体环境，很适合人物回忆。某些印象的浮现也就显得非常自然。先是想到了父亲“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后又忆及了上海解放时自已曾经有过的“如果父亲还活着”的思绪，继而，在脑际又出现了那悲痛的场面：1949年1月8日，父亲患肺癌，医治无效，“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嚅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呢？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此后，笔锋漫转，回叙了父亲的一生。作品结尾，又落在怀想父亲上。
散文重在抒发内心朴实的感情，以自我的真情作为审美中心线索。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诚恳而动情的话语，它们增添了写人散文的闪光力量。特别是作品结尾处的一段：“如果他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对我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好。而现在我已经超过父亲的寿命，我当然还要干，而且还要对我的儿孙辈说，好好干吧，你们的日子比我处得更好。”这段话虽然是沉静托出，但却是炙热有力的。这是作者关于追求人生未来美的真情独白。
中国美学理论有句名言：“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宋］陈郁《话腴·论写心》）作者以己之心，写人物之心，所以这篇散文也就有了独创处和感人处。
鸽子的漫步
冯亦代
想不到纽约街头，在行人的匆匆脚步间，不时会见到双双对对的鸽子在人行道上悠闲地觅食。它们并不因行人的杂沓而惊避，行人看见了鸽子，反而小心避道而行。这是些美丽的鸽子，银色的、灰色的、杂色的……间杂在男男女女色彩缤纷的长裤与丝袜之中，色调和谐，真个好看。
据说这批鸽子是纽约人为了美化城市环境，而特别饲养的，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么大一群鸽子，究竟栖息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不仅在热闹的中城区见到，即使在其他城区和近郊也遍地皆是。看着它们的小脑袋一颠一颠踱着小步，东啄一口西啄一口，那种无视身旁飞驰的汽车与仓促的步履，犹如是苦行憎在沙漠上独步，那种昂首自若，置身世外的超然姿态，令人生羡。
相形之下，纽约人走起路来，简直如冲锋那般迅速，几乎近于快跑。奇怪的是他们的脚跟，绝对不会踩到鸽子身上。人的步伐那么迅速，而鸽子的步伐那么缓慢，这种对比，是无法用文字写出来的。好似一首乐曲，繁弦急管中夹杂了adagio（很慢）的旋律，在不协调中有和谐，在和谐中又有不协调，这中间显出一种美来。我经常神往地注视着鸽子慢步与人们疾行的光景，而且似乎听到两者合拍的曲调。
纽约人的走路，不，应该说是美国人的走路，他们是以疾行为标准的。除了病弱的人，即使他已届花甲之年，走起路来还是虎虎有生气，一阵风似地过去了，特别在过马路的时候，我想这大概与美国人珍惜时间有关。如果在早上上班时这样走法，我们会怀疑他们怕迟到，怕扣工资。但就在中午，明明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也还是这样向前冲法，甚至一手拿着汉堡包或三明治，一手拿罐可口可乐，边吃边喝，急急向前行去。
刚到纽约，我和董鼎山在街头漫步，我真怕迎面来的人，或后面跟着的人会撞到自己身上。但是我们走过了几处街区，也未被人冲倒。相反，倒是我往往碰在他们的臂上，或夹着的衣服上。随着而来的，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致歉；当然我也向他们致歉，但决没有他们的那种迅速反应。
纽约人的疾行，似乎已成了他们的国民性的象征，这也许是种工业社会的反映。因为我在北京街头走路时的步伐，在中国人中间并不算太慢，但与美国人的行路相较，只能自愧不如。
曾经有个美国友人问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最快最准确地区别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不同来。我不加思索地说，“走路”。从北京经香港到纽约，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美国人的走路是冲的，香港人的走路是追的，而我们走路却是迟迟疑疑地在踱方步。这位美国朋友说我倒喜欢你们那种悠然自得、有条不紊的步伐，因为你不易掉队；而在美国，如果你不赶前一步，你就会永远落在后面，而落在后面的人是无法生存的。生活太紧张了，受不了。
我们的谈话已经超出“走路”的范围，而把“走路”和“进步”作为同义语了。我心里有些隐痛，我们在文明的路上，走得太慢太慢了。別人已经走到超工业社会，而我们还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重重阴影里踱着方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