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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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修身养性,完善自我(4)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刚出山时,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因此,他处处碰壁。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与人相处就应该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

曾国藩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因此,对他而言,真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但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检讨、反省自己的话语。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他以“师心”上奏,皇上要他力戒好为人师之心。当时,恰逢皇上疾病缠身,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仅仅这样警告他。否则,于他而言,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身的处世方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忌非议

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过失与缺点,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不仅是一种缺乏修养的表现,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腾着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面上看,大家一团和气、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勾心斗角、春光锁闭。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之时,毅然决绝,吾意其戢影家园,足迹不履城市矣。此次一行,实不可解。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

第四,忌计较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见识日进,正气日刚。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曾国藩也十分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无论曾国藩的官位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也没有“珍玩之饰”。

除此之外,他还告诫子孙后代不要贪恋功名,早享大名乃不祥之兆,他提出“少年得志”为戒,他认为,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矛盾复杂的境地。

曾纪泽得萌生后,曾国藩也很高兴,但是他命纪泽至二十四岁再行乡试。在《致诸弟弟》中,他写道:“泽儿现在本系萌生,例不准赴小考。故拟令照我之样,二十四岁始行乡试。若十九、二十即行乡试,无论中与不中,又有何味?”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

7.谦是为官之道、立身之本

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前,人道恶盈而好谦,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既能够使人得到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

谦虚礼让也是儒家强调的重要处世原则。古语有:“谦者,君子。”也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刘向在《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从古自今,谦虚一直是用来衡量一个人品质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身处清末乱世之中,曾国藩在仅仅不到10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曾国藩曾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

曾国藩经常告诫他人要以谦虚为本,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他这样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但是,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要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经常清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不仅在内部培植力量,还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谦”字,同时也是他的保家安身之道。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他曾这样告诫子侄: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而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径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不要过分谦虚,甚至于卑躬屈膝,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轻贱自己,结果适得其反。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伪”。而且如果谦虚只是一种形式,而不加强自身精神素质的培养,这种谦虚并非出自本心,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

谦虚是一种美德,也是保身持家的重要方法,更是自我修养的必备手段。但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到什么程度。谦虚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时代和社会风气不同而不同。

8.待人以恕,宽和得众

宽于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以诚待人,可以以诚换诚、收服众心,成就一番大事业。

宽容和气是立德的根基,也是处世之道,更是修养之法。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他曾经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寥寥数语却是真知灼见。

要宽于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可以免灾,而尖刻待人则会招祸。

曾国藩提倡“恕”,其中心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人无完人,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也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可以说,在用人上,曾国藩高出诸葛亮一筹。诸葛亮无分巨细都要事必躬亲,使自己虽鞠躬尽瘁,却难顾周全,皆因他用人过于苛刻。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说,断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者,“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他极力提倡“待人以诚,待人以恕”。“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如果身处高位,却整天为一些小事而耿耿于怀,被小事所困扰,是不会有大作为的。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在《答欧阳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曾国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要与人为善、宽于待人应该尊重和关怀他人。

曾国藩认识到读书人常有两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实;二是责人而不责己。“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及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基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要以“恕”立身,他说,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不欲人以虚伪待我,自己就不能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自己就不能以权术待人。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曾国藩强调要做到立己达己,就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认为: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

因此,他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但却可从中体现出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的精神。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给他这样的论定:

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6年之久。他们二人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绝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他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却以失败而归,欲投水自尽却未遂,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闻讯,便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虽然直言,但是在为主帅打气,话语中也流露出几分敬爱之意,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