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每当拜读那些博士论文后面的“致谢”一项时，总会为其中所流露出的种种“饱经风霜”和“劫后余生”的叹息而颇为揶揄：不就是一篇小文嘛，何至于此！而今当真正轮到了自己并且也要作出相似之感慨时，才感悟出了个中至理，真可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论文臻成，虽说其中之酸甜苦辣只有自知，但好坏成败还须众议。其决计不是作者个人之功，它凝聚了诸多人的心血、智慧甚至眼泪、汗水……。正如佛经所言：“种种缘和合已，令诸行法聚集生起。”(《俱舍论》卷九)
首先，最要感谢的是导师吕建福教授。是他的引导使我涉入了这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而他的循循善诱、精心指导也给我以深刻钻研的鞭策和动力。先生治学严谨，对学术一丝不苟的精神，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由于自己在读博期间所属单位的特殊性，即既隶属于三个单位(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但又不绝对在其管辖之下。因此，在饱尝因一些行政事务而疲于三地奔波之苦的同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三方老师及其丰富资料的教诲和滋养。所以在此还要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贾二强教授、何志龙教授及黄梅老师等；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周伟洲先生、王欣教授、李琪教授、韩忠义教授等；宗教研究中心的吴言生教授、黄瑞成教授及朱悦卫老师等。此外还有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王亚荣先生、樊光春先生、张应超先生等；西北大学佛学研究所的李利安教授等。特别要提到的是四川大学的朱越利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关怀，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学业上都作出了很大倾注。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论文得以出版，还要感谢盖建民教授的鼎力推荐以及巴蜀书社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
以上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给予我帮助、鞭策和鼓励的人们，当然还有众多没有提到的默默地在支持和关注我的人们，他们无疑也是我应该感谢的人。
最后，我那全心全意地为我默默奉献的妻子和爱女，无疑就是我生命和事业的“中流砥柱”。没有她们，我的一切将无从产生，也将不复存在。我的生命属于她们，我的一切为了她们，我衷心地感谢她们。正是：法界有情，感恩无尽；人间有爱，永不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