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四川省教职员联合会集会议决三条：（一）要求拨款解决开学一个月的经费；（二）清偿旧欠；（三）要求教育经费独立。之后，全体会员到四川省政府质问。翌年，成都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罢课，四川学生联合会致函省长公署，要求拨专款以维持教育事业。年底在群众压力下，四川省政府行政会议通过了“整顿肉税以谋教育经费案”。1922年4月，重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进行游行示威，结果迫使省长刘湘同意划拨全川肉税作教育经费，并拟与该年4月起实行，通令各军防区照办。然而，在当时各派军阀控制下，不管是刘湘的电令，还是四川省署的公文，都不过是废纸一张罢了。
全川教员学生企盼的教育经费独立看来不过水月镜花，于是，四川省学联和省会教职员联合会在6月开会，发表宣言决定成都全市总罢课，请求省议会议决拨肉税为教育专款，设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专管其事，宣言称：“解决川省人民压迫的机会到了，由社会部分教育经费运动到社会总解决的运动。”还指出士兵、工农受压迫，应团结起来“一齐要反响”，“作阶级式的斗争”，才能“军阀官僚一齐倒杆”（《民国公报》1922年6月11日。）。自6月10日起，成都各校学生持续开展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军阀当局收买暴徒殴打学生至数十人伤亡，更激起全川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恨，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川。面对如此激烈的斗争风暴，省议会被迫通过了拨肉税为教育经费独立专支的提案，至此，全川师生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应上缴纳省的肉税普遍被军阀扣留侵吞，甚至挪作军费，拒绝划拨或只划拨少数。四川146个县，遵令划拨的不及一半，省级教育经费全无保障，至1927年秋，省立学校“各校历年欠债，已达数十万元”（《民国公报》1927年11月7日。）。有的学校甚至发“欠薪证”，若不兑现，即成废纸。四川的教育事业濒临破产。
在此情势下，四川省于1927年底爆发了第二次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省立各校教职会议通电停止授课，各校校长全体辞职，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教员的罢教索薪和学生的罢课赢得社会广泛同情，四川省政府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师生的一致斗争，遂于12月5日召开了“教育经费独立会议”，有师生代表参加。但会上省府当局对师生的正当要求采取敷衍态度，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愤怒的学生代表将教育厅长万克明拖出游行示众，又遭到持枪士兵抓捕。成都大学校长张澜等14所大中学校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军政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另派向楚为教育厅长，同意各军交出肉税，教育经费彻底独立。接收肉税的机关，在接收工作完成以前，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按月垫支大洋5万元专供省城学校使用，以维持教育现状。第二次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取得了胜利。1935年川政统一后，省政府决定实行全川肉税金额、全川教育经费统收统支、学校会计独立、四川教育经费独立等四项办法。至此，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基本告一段落。
1922年和1927年的两次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发端，发展到与学界政府当局的正面交锋，影响遍及全川，声势浩大，举国震动。一方面，从教育角度看，取得教育经费独立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看，由于起初对教育经费问题重视不够，在学界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中，不是真心诚意地去解决问题，而是故作姿态，敷衍了事，引起事态进一步恶化，学界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导致社会动荡。
4．张澜与国立成都大学
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表方，清末秀才。武昌起义前参加立宪派，“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抗日战争期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41年任民盟主席，1949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国立成都大学（其主体部分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以及“公立四川大学”于1931年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是四川的第一所大学，其地位在四川教育史上极其重要，张澜于1926－1930年出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就任后，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广揽人才。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论其来自何省何国，属于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唯才是举。因此，成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其他党派人士。教授社会学的杨伯恺教授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黄季陆也被聘为教授（先后留学日本宝应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多所大学）。青年党的建立者李璜（留学法国）也被聘用。数学系的魏时珍，生物系的罗世疑、周太玄，化学系的曹四勿、林兆宗等，皆为当时国内著名学者。中文教授向楚、蒙文通、吴虞、林思进、余苍一、李人等，历史教授叶秉诚，经济学教授张禹九等，也皆为当时学界名流。
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间虽短，但组建了一个群贤毕集的教师阵容，在当时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里排名第七，这对于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的成都来说，能够建立如此规模的普通大学，实属不易。
1927年底，成都教育界掀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各校纷纷罢教，军阀们撤换了一些学校的校长。国民党骨干分子杨廷铨接任有名的省立一中校长，而杨不久即在与学生的冲突中意外死亡（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四川军阀政府遂以“杨案”为借口开始对在川的共产党人进行屠杀和迫害，1928年2月在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四川法政学校等学校共抓捕师生一百多人。张澜在得知学生被抓捕后非常气愤，当中共川西特委请求他设法营救被捕师生时，他当即答应，并立即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刘湘，请其向刘文辉说情，自己则亲自去找刘文辉，但刘托词不见。正当张澜设法营救被抓捕师生时，传来十四位师生被枪杀的噩耗，他悲愤难抑。惨案发生后，烈士暴尸露野，无人敢去认领，张澜挺身而出，面见刘文辉等人后怒不可遏：“你们人都杀了，我们连尸都收不得吗？”（四川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82页。）之后，他派教务主任前去将成大学生的遗体掩埋于武侯祠旁的荒地中。
惨案发生三日后，张澜致函刘文辉、邓锡侯，请辞成都大学校长一职。他在信中指责军阀“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编《张澜文集》，第7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张澜提出：“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此澜所以引咎辞职，以谢邦人。”（同上。）成都大学师生们获悉后，一致挽留张澜，形成“挽张”运动，并呈文军阀，请求取消通缉学生案并敦促张校长复职。四川军阀们迫于各方压力释放了在押师生，并致函张澜，挽留其留校。
张澜在复职大会发表演说，披露军阀政府制造惨案的动因，表明自己对于此次事件严重性的看法，认为此“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同上，第83页。）。还谆谆教导学生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并以孙中山先生为例说明，“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编《张澜文集》，第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此番讲话让学生们颇受启迪，亦可见张澜对学生的拳拳之心。
张澜任职成都大学期间，实行民主办学，不拘一格广延人才，使之学术气氛浓厚，思想自由开放，学校声名远播。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岁月里，面对尖锐的学政冲突，他临危不乱，坚持以人为本，以教育为重的原则和立场，促使学政冲突妥善解决，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为四川教育作出了较大贡献。
二近代四川留学潮
近代四川的两次留学潮都得到了四川当局的支持。这两次留学潮的主线先后有两条：一是留学日本，二是赴法勤工俭学。从全国范围来看，两次都是四川留学人数众多，规模宏大，对四川影响颇深，留学运动的价值亦远远超出了教育范畴。
1．留学日本运动
四川省政府对留学日本是支持的，最早的一批即是光绪二十六年（1901），四川总督奎俊接受日本陆军大尉井户辰的建议，选派省城成都书院和中西学堂的22名学生由周善培率领赴日留学，此后四川派出的官费、自费留日学生逐年递增，到1906年达到高峰，为八百人之多，占全国的10％，四川留日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吴玉章：《辛亥革命》，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61。）。据《成都通览》“东洋留学生姓名统计表”统计，1909年在日本留学的成都府属十二州县的留学生有158人，加之已毕业或因事回国的有89人，共247人。四川一度成为中国西部留日学生的典范，故同年清政府谕旨各省督抚一律仿照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以造就人才。
清末民初四川留日毕业生学成回国后，或仿照日本模式创办新学，或任教于各类新式学堂。如1902年袁治安等创办的彭县高等小学堂；刘东塘担任1912年成都联合中学校长；顾臧任武备学堂的中国总教习兼翻译；曾纪瑞、李梧荪倡议创办川东师范学堂；1921年从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成回国的万从木在重庆办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还有大量留学生充任中小学师资，华阳、绵竹、平武等地以及四川省立的小学堂都用留学归来的教员。中学师资更以留日归国人员为主（蓝勇、阚军：《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初探》，载《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四川蚕桑学堂的创办者张森楷亲自考察日本蚕校，并从日本购回许多教学仪器而创办学校。另有许多在日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回国后带兵，成为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如彭家珍等。
四川通过留日运动借助国外教育较快地培养了急需的新式人才，推进了四川本地的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四川新式教育在全国开始较晚，却一改元明清中叶以来七百多年四川文化教育地位的衰落之势，成为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2．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四川虽然僻处内地，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兴起的省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人数也最多。据统计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一千九百人左右，四川约占三分之一，高居各省之冠。这主要得力于四川各界人士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早在1912年，当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时，四川一批辛亥革命元勋如吴玉章、黄复生等人便在成都筹组了四川俭学会，并创办了留法预备学校。
北京华法教育会成立后，吴玉章不仅在北京、上海等地鼓动青年留学法国，还联合川籍名流熊克武、但懋辛、黄复生等成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并筹办留法预备学校。校长由成都志诚法政学校校长张春涛兼任。1919年春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指示学校，“凡经毕业考试名列前30名者，由政府发给每人旅费津贴四百元，以资鼓励”（黄里州：《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陈毅及其兄陈炎（孟熙）以及天文学家刘子华、文学家金满成，均获得省政府津贴而赴法求学。
1919年6月，第一批成都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生赴上海时，曾在重庆停留。重庆商会会长、大中银行总经理汪云松、巴县劝学所视学（视学：官名，民国于教育部、各省县教育行政机关皆设之，掌视察学务，南京国民政府改为督学。）温少鹤等人目睹盛况，深为感动，遂联合渝中镇道各署、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以及法国驻重庆领事，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即刻开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邓希贤（小平）、江克明（泽民）等，均为该校毕业生，其赴法资费，均由校董事会补助百余元。
四川东川道尹（道尹：官名，民国三年设置，不久即废。隶属巡按使（后改省长），为一道之行政长官，道内所辖各县知事，均须受其监督。）公署给赴法勤工俭学生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扶持，所起作用亦不可忽视。该署专门制定了留学贷款章程，初限于男生，后及于女生，规定赴法勤工俭学生每年可借款二百元。东川道所属巴县、江津县均为当时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人数最多的县，与此贷款章程有极大关系。
四川省政府还派员护送留法学生至上海乃至法国。省长杨庶堪、政务厅长向楚电令四川东川道尹并勤工俭学生途经的各县知事，派出“团警于道出该县时，妥为保护……”（四川省档案馆藏《东川道尹公署档案·第191－1100号》。）东川道尹接到电令后，即向有关各县知事下令，“俟该员生等到县，立即选派干队，递护前行，毋稍疏虞”（同上。）。
四川社会名流或政府官员个人对留法运动也无不支持。黄复生邀请著名旅法华人郑毓秀女士来川鼓励女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省长杨庶堪保举了17名留法俭学生，后任省长张澜也亲自致函上海有关团体，荐举赴法勤工俭学生。
许多川籍留学生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地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川籍学生刘子华，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行星的预测》运用八卦原理与数理推测，断定太阳系有第十个行星的存在，在法国和世界引起轰动。1989年刘以89岁高龄完成《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书，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给刘的信中称，“对您的大作我恐怕提不出什么意见，它将是我们的图书馆新增一本最有价值的书”（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也有许多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或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到法国更多的是为了探寻振兴中华的真理，如陈毅、邓小平、赵世炎、聂荣臻等。旅法求学的经历不仅坚定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后来中国的命运。
小结：四川省政府发起的四川学子赴日求学，引发了随后的赴法留学热潮。这一潮流冲击并逐步瓦解了四川古老的教育模式，刺激了近代教育在川的发展，促使四川较快地拥有了急需的新式人才，这是符合四川利益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四川省政府对这两次留学运动都给予了支持，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