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影响到四川，从此，四川亦开始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漫漫历程。新旧思想的尖锐冲突，连年不息的外患内争，都令四川教育的近代化步履维艰。从清末至民国，面对以中西融合与冲突为特征的近代化浪潮，四川的历任执政者不得不顺应时代变迁之洪流，调整治蜀方略，以促进本地区的有序发展。而是否能勇于摒弃旧规，实施新制，乃与执政者的政治视野以及对时局的敏感度密切相关，即所谓执政者识时务，则四川兴，反之，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四川衰败落后。
一四川近代教育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1．张之洞与四川教育
张之洞对近代四川教育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张之洞（1837-1919），河北南皮县人，字孝达，清末洋务派首领，同治间进士，屡督学典试，注重经史实学，历任两广、湖广、两江总督。锐意新政，设立水陆师学堂、造船厂、矿务局，京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为其所创办，又派学生出洋学习枪炮、机器等技术。光绪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著有《广雅堂集》。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在相继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后（学政：官名，提督学政之简称，管理所属地区学校和教育行政。宋朝设提学，后历朝沿用该官职，名称有所变。），张之洞奉旨入川出任乡试副考官，九月出任四川学政，任期三年。
四川面积广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时年37岁的学政张之洞深感“此差殊非乐境”。他按制于每年巡视督察各州府，沿途“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书札一·与王廉生》，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比这更令张头疼的是四川科场舞弊丛生，积重难返，不仅败坏学风，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与文生有关；“烧香结盟，纠众滋事”，则与武生有关。“故欲治川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
历来四川科举考试舞弊公行。“枪替”（雇枪手代试）、“联号”（涂改编号）、“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迭出。更有甚者，名曰“拉磕”，即考官复试时，暴徒纠众将其擒获，索重金方得赎回。
张之洞对这些考场舞弊现象异常愤慨，遂决定从整顿考场规章制度入手，来遏制考场舞弊。为此，他制定了八条办法：
（1）惩鬻饭；
（2）禁讹诈；
（3）禁拉磕；
（4）拿包揽；
（5）责廪保、禁滋事；
（6）杜规避；
（7）防乡试顶替；
（8）严饬执行。
此外，张之洞下令通缉出名“枪手”十余人，惩处受贿作弊考官，拿办“拉磕”暴徒。为防止武童横悍滋事，张还下令“教习结保，各自稽察，无数习具结者不得与试”（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对于防止四川科举考试舞弊，产生了积极作用。对于这番整饬，张之洞本人亦颇感欣慰，说道：“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
张之洞督学四川，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他主持川省学务，“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赵尔巽奏折》，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对于确有才华的学子，张之洞备加关怀，着意栽培。如仁寿籍学生毛席丰、绵竹籍学生杨锐（1857－1898）、华阳籍学生范溶，皆高才生，张之洞特意“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光绪二年（1876）四月，张之洞按试眉州，由杨锐等陪同，登临苏文忠公（轼）祠，赋《登楼》诗曰：
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
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
其中杨锐备受张之洞的赏识，称其“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瞻”，为“蜀士一时之秀”。二十年后，杨锐以“戊戌六君子”之一身陷囹圄，张之洞为之多方奔走，营救未果，深为痛心。
张之洞还通过乡试，选拔有实际才学之士，以扭转空疏学风。他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盛赞他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陬，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骛，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张之洞——引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富顺人宋育仁（宋育仁（1857－1931），德宗光绪间进士，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为公使参赞，发起“蜀学会”，创办《渝报》，1916年任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即经张的选拔，乃脱颖而出。
成都原有一锦江书院，但规模狭小，不足以容纳众多学士。张之洞遂与四川总督吴棠商议，创建尊经书院，并即刻兴建，于光绪元年（1875）春建成，“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赵尔巽：《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之”（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他手订《创建尊经书院记》，详细陈述“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并拨冗亲临书院讲学。
自身的科场经历，加上十年学官生涯，令张之洞对中国传统教育体会颇深。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成《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指点迷津。
轩，指使臣所乘之车。汉人扬雄有《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张之洞因其意与自己以学政使蜀有合，乃命其书曰《轩语》。该书语行、语学、语文，“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童告诫，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轩语一》，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
为使众多学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至于迷惘困惑，张之洞又撰《书目答问》一书，“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而是为初学者指出“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书目答问》举书两千余部，“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至今都是著名的工具书，深为学人推重。
小结：光绪二年（1876年）底，张之洞四川学政任满，于次年返京，结束十年学官生涯。其创办的尊经书院几经嬗变而成为四川近代学堂的先声和代表，并不断吸纳各种教育资源，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四川大学。张之洞在蜀的三年学政生涯虽未施行触及清朝统治基础的剧烈变革，但毕竟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对四川教育进行了多方整饬，影响较为深远。
2．黎庶昌、锡良等与四川近代教育
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四川也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地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四川在引进西方国家学校教学内容和办学模式方面都晚于沿海各省。大规模地采用西方办学和教学模式是在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以后，四川各地的儒学和书院等旧式学校开始瓦解，近代新式学堂逐步建立。不过，起步虽晚，但近代学堂在四川的发展比较迅速，且门类齐全，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遍布全川。
黎庶昌是四川近代新式学堂的缔造者，光绪十八年（1892）时任川东兵备道的黎庶昌在巴县创设洋务学堂，虽比同类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晚了整整30年，却是四川最早的新式学堂。根据黎庶昌的宗旨，该学堂“取颖秀之士凡二十人肄业其中，习中文、英文、算学三科”（《巴县志》民国二十八年（1939）。）。黎庶昌曾经问业于曾国藩，出任过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是具有革新思想的官吏。他在公务之余亲自为该学堂的学生授业，并为学堂筹措办学经费。黎去职后学堂即停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奉旨于成都创设中西学堂，“分课华文、西文、算学”（《中西学堂档案》第1卷。），这也是川内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该年上谕规定各府、直隶厅、州设中学堂，各厅州县设立小学堂。县设高小，大乡大镇设初小。又谕所有书院属于省者改为大学堂，属于府、直隶州厅者改为中学堂，属于厅州县者改为小学堂。1903年，朝廷又令一等县也可办中学堂，并令停止乡学、书院，以其款充学款。1906年，诏令撤消各乡义学，兴办初小学堂。1901至1911年10年间，四川各级兴办新式学堂形成了高潮。继尊经书院后，又开办了川南泸州师范学堂，巴县丰盛小学堂等，而且包括各类实业学堂以及警务、武备、军医、财政、政法等专门学堂，还有专为女子开设的初、高等小学堂、师范学堂、蚕桑学堂等。赵尔巽在藏族和彝族部分县也开设了二等小学堂、师范学堂、蚕桑学堂。
1903－1907年间，锡良继岑春煊之后任四川总督，他和前任一样具有革新倾向，并有志于振兴四川，故在任内积极督饬各地速开新式学堂，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新学的发展，使四川新学开办伊始即处于一种较为有利的政治氛围中。
锡良到任后便调派按察使冯熙和邛州知州方旭等官员主持和提调全省学务，完善新学规章制度，建立带有官方督学性质的学务调查所，对各地学务定期审核、派员巡查，奖优罚劣，督催各属兴学育才。与此同时，成立教育研究所、学务研究所、教育总会、教育官训练所等组织，宣传新的教育思想，发动群众关心、支持当地教育，为教育官员补充知识，对教育当局提出改革建议，为新学的发展开辟道路。锡良认为“蒙学为养正之基，当实行普及之”，“师范为扩张教育之本”，先后通令遍设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并注意发展中学堂和职业学堂，广设半日学堂，推广补习学堂。针对师资不足的问题，锡良除增办师范学堂、向日本和欧美派遣留学生培养本省教师外，还选聘外籍教师来川任教，同时积极改良私塾，向塾师传授近代教育理论、教学方法、补习新学知识，使私塾成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启蒙教育场所。针对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锡良提倡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鼓励督饬社会各方办学，对民间办学给予扶持帮助。并且顺应时代潮流，派遣若干公费、自费的留学生赴日本、欧美学习。锡良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四川教育的发展。
1911年11月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止小学读经，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主宗旨，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随后在成都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也于翌年3月由都督张培爵发表《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政见书》，其中有兴复学校的建议，四川军政府和以后的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些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育宗旨和改革教育的具体措施。最重要的一是改革教育行政组织，1924年正式成立省教育厅，各县成立教育局。二是变革各级各类学校，对前清的高等和中等专门学堂进行了接办和改办，鼓励小学教育。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从1913年到1919年先后批准和颁发三项办法，以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增设中小学及女子学校，以利彝族、回族等民族子弟入学。三是改革教学课程内容，1912年四川军政府令前清小学教科书，凡有尊崇前朝及不合共和宗旨等课程分别订正，省教育司成立编译图书审查会，分管教科书编审事宜，改订发行了初等小学教科书等等。四是改革学校管理制度。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糟粕逐步得到清除，为建立四川的教育近代化体系奠定了基础。
小结：尽管四川近代的教育发展历经曲折，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四川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四川的近代化进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一，大量引进西方近代的知识文化，促使四川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第二，促成四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成；第三，推动四川工商实业的发展；第四，转变四川的社会风气；第五，为社会变革储备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像黎庶昌、锡良、赵尔巽等这样一些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清朝官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一些有益于四川教育发展的举措，是应予以肯定的。
3．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12年民国成立后，四川省各县的教育经费，仍沿用清末兴学以来的办法，由地方自筹管理，其来源计有田赋附加、契税附加、屠宰税附、杂捐、学产以及省款补助等项目。1936年以前，四川省政府对各地教育经费没有进行统筹，劝学所（教育局）经管的教育经费，只负责劝学所及中心区直辖学校的各项费用，其他区乡各学校的经费则由地方自筹。由于各县或区乡贫富不均，各地征收税别及抽取数额不同，加之经费来源渠道不一，因而有的县、乡经费充足，开支有余；有的县、乡经费则十分匮乏，不敷使用。中学生缴纳的学费，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管使用。
护国战争后，四川进入军阀割据时期，在川的滇军、黔军、川军几大军事势力形成纷争局面，进而形成防区制。防区制下对教育的最大影响是大小军阀把持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以军阀们的意志为转移。县教育局长直接由驻军委派，学校校长由驻军指派或与驻军疏通后才能任命，以致校长变更频繁，教育经费由军阀划拨，却又时常被驻军强占挪用，区乡小学常因经费不济被迫停课。“川中小学教师薪修之薄，乃全世界所无，其最小者，每年只有铜钱四五十串。具有常识之士，望而绝足”（《新教育》，第五卷，第1、2期。）。即便是这点微薄薪资，也常拖欠不给。许多县立中学难以维持，至于以省款拨给维持的省立各学校，情况更糟。“省垣各专门学校，教职员积薪未领者有至数千元之多”（同上。）。许多学生也因经费无着，忍饥挨饿，思想浮动。在这种情势下，1922年爆发了由中共党员、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监的王右木领导的第一次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即“议学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