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范成大治蜀
964年，宋朝派六万人分道伐蜀，仅六十六天即灭蜀，将巴蜀纳入宋王朝的统治范围。赵宋平蜀后，依路、州（括府、军、监）、县（括监）三级行政区划进行治理。1001年，将巴蜀地区划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四川由此得名。四川在南宋时期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南宋诗人陆游说：“成都地大人众，事已十倍他镇。而四道大抵皆带蛮夷，且北控秦陇，所以临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变故于呼吸顾眄之间。”（陆游：《渭南文集·范待制诗集序》，见《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因此，南宋人有“蜀自中兴以来，置帅尤重”（杨万里：《诚斋集·简公（世杰）墓志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之说。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南宋初期苏州吴县人。同封建时代的许多士大夫一样，他既是文人又是官员，一身而二任。宋孝宗淳熙元年（1175），范成大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系川峡四路统兵大员，四川地区各都统制所率领的屯驻大军以及其他正规军均受其节制。宋孝宗在信任之余，一再告诫他，“蜀为西南屏蔽，兵民庶务，尤当平允”，并要求他，“早见成效，以副朕倚注之意”（扈仲荣等：《成都文类·赐范成大措置和籴戒谕诏·赐范成大奖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并蠲民瘼”，“加惠彼民”（周必大：《文忠集·赐敷文阁待制四川安抚制置使范成大、赐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范成大治蜀，虽不过两年，然而在短短两年之内，却政绩有声。陆游《范待制诗集序》称：“及公之至也，定规模，信命令，弛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震四境，岁复大登。”杨甲《縻枣堰记》也说：“吴郡范公，以钺镇蜀，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休养生息，人用以宁。”此二者都反映了范成大治蜀期间取信于民，实行宽松的惠民政策，使四川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事实。正是范成大在治蜀期间，体察民情，休养生息，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以致范成大离任时，自发送行者人数之多、送行距离之远，实属罕见。据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记载，淳熙四年五月，范成大“疾愈而行，送客数百里不忍别。后公谢病吴门，往来者伺候谒舍，或经月，必一见乃去，其得士心如此”。其调任后，“蜀民思卿如慈亲”（《翰苑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范成大离开四川后，四川民众思之如慈亲，无疑是对范成大治蜀政绩卓著的肯定。其政绩大致表现在网罗人才、为民减负、注重文化建设等方面。
（一）网罗人才
北宋初期曾经有“蜀人（不）得守乡郡”、“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宋史·彭乘传、陈希亮传》。）一类的规定。宋高宗时，秦桧专权，对蜀地人士禁锢而不重用，史称：“自秦桧专权，深抑蜀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庚戌》，见《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到宋孝宗时这类规定虽已逐渐被突破，但仍有“祖宗时蜀人未尝除蜀帅”（《宋史·赵雄传》。）之说。范成大作为吴人治蜀，深刻地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因此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争取蜀士支持方面狠下工夫。其主要措施有二：
一是表彰名士。《宋史·范成大传》称：“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孙松寿是郫县（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刚方廉洁，不求人知”，“尝守汉嘉（今四川雅安），甚有惠爱”，“蜀人号为牧斋先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孙岩老樊允难恬退》，见《国学基本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樊汉广系江原（今四川崇州）人，曾任青神知县、眉州通判，“居家孝友，当官廉勤”，“奉法循理”（汪应辰：《文定集·荐蜀中人才劄子》，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范成大将两位名士“同荐于朝，召赴行在，固辞不起，蜀人高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绍熙二年二月庚寅》，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二是网罗人才。范成大在任四川制置使时，积极招揽人才。他认为“未尝有不生才之世”，“常患于无知人之明”。使用人才应“各以其所长”，发现人才当出以公心：“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进退天下之才，虽不能皆当，要亦十得七八。”（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知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周必大称：“凡人才可用者，公悉罗致之幕下，用其所长，不以小节拘之。其杰然者，则露章以荐，往往光显于朝，或至贰府。”（周必大：《文忠集·范公（成大）神道碑》，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杨万里说：“范公荐蜀士数十人，公（指简世杰）为之首”，“边防机事，范公专以委公，公悉心襄赞”（杨万里：《诚斋集·简公（世杰）墓志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其实，简世杰只是范成大治蜀期间的重要幕僚之一，他并非蜀士，从中也可看出范成大对人才的重视。况且范成大也确实罗致、推荐了不少蜀士。在范成大推荐的蜀士当中，以胡晋臣最著名。“胡晋臣字子远，蜀州（今四川崇州）人。登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辅荐诸朝，孝宗召赴行在”（《宋史·胡晋臣传》。），光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另外，范成大与当时的四川大员也配合默契。如当时的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李蘩作为朝廷派驻四川的大员，系晋原（今四川崇州）人，是位标准的蜀士，范成大与他互相配合，并大力支持其工作。范成大上奏说：“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两人齐心协力，以至“孝宗大悦”（《宋史·李蘩传》。）。
如果说措施一起到了“蜀士归心”的作用，那么措施二则收到了网罗人才的效果。四川制置使一向事务繁忙，“幕府率穷日夜，力理文书应期会，而故时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陆游：《渭南文集·范待制诗集序》，见《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范成大治蜀期间，幕府的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显然是他将有能力的蜀士罗致于其幕下的结果。
（二）为民减负
南宋时期，四川民众负担特别沉重。自绍兴年间陕西被金国攻占后，原属陕西秦凤路的关外四州划归四川利州西路管辖，四川成为对金作战前线，养兵之费猛增。史称：“初，蜀之财用止以赡蜀。自屯驻大兵，始竭民力，公私俱困。”（周必大：《文忠集·范公（成大）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这种状况到淳熙年间已持续了五十年之久。由于“蜀民久困”，宋孝宗“以蜀为忧”（楼钥：《攻愧集·周公（必大）神道碑》，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范成大治蜀期间，注重体察民情，为减轻民众负担，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