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发生了新四军遭伏击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两党合作面临分裂。张冲心情极为沉重，终日郁郁不乐，总想着如何才能挽救。就在这时，在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当张冲提出国共应继续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将茶杯向他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蒋介石闻悉后对他慰勉有加，不久又发表张冲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任命，足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依旧。
1941年夏，张冲因饮食不慎，患了伤寒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但他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病情稍有好转便出院忙于公务，因劳累过甚，再一次住进医院。8月8日，病情突然加剧，经抢救无效，于11日与世长辞。
11月19日，重庆各界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总会大礼堂举行“张淮南先生追悼会”，中外人士近千人到会，皆为其盛年殒落之不幸志哀。蒋介石亲临祭奠，并题词曰：“赴义至勇，重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
俞鸿钧
“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院长’，如何可受这种情形的调查？”
（程舒伟雷庆主编：《蒋介石入际世界》，第1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英文秘书。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后，辞职投蒋，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长，一度代理市财政局长。1932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36年升任上海市长。抗战后历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局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国民党败退前，将中央银行黄金拖运台湾，受到蒋介石赏识。1950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53年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60年6月在台北病死。
〔解读〕
俞鸿钧因为在大陆解放前夕将价值数亿美元计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54年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要职。俞鸿钧上台之后，借“杜绝浪费，调整待遇”为名，为少数上层人物大幅度提高薪水，而置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于不顾。俞鸿钧本人更是生活穷奢极侈，他当了“行政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总裁的公馆，公馆内一切开销均由“中央银行”支付，仅房租一项就多达36万元以上。俞鸿钧任人唯亲，如派他弟弟俞鸿润为“中央印刷厂”协理，委任他的女婿缪威、李福泰为“中央银行”要职及驻外人员等。
俞鸿钧的丑闻在社会上传闻甚广，“监察院”向欲提出质问，再三约请俞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鸿钧有蒋介石作后台，对此一律不予理睬。“监察院”派人到“中央银行”与“行政院”查账，又被拒之门外。“监察委员”们以俞鸿钧欺人太甚，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俞院长”表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俞鸿钧的所作所为早已心中愤慨，看到他这副目中无人的蛮横样，老先生又动了真气。1957年12月10日，于右任亲自主持院务会议，通过对俞鸿钧的弹劾，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一时千夫所指，使“俞院长”颇为狼狈。
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墓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200人开会。会上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俞院长对国家大有功绩的，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基础？院与院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我是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来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的，你们何不走这条途径？现在造成弹劾案，使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存在不对。你们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院长’，如何可受这种情形的调查？”
蒋介石痛骂“监察院”，俞鸿钧自然洋洋得意。
俞国华
“才堪重用。”
（《侍从室回忆录》第21页）
〔俞国华〕（1914—）193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旋即赴南昌行营随蒋介石工作，1938年任侍从秘书，1944年底作为中国专员，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筹备工作。其间，一面工作一面进修，先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经济学，1946年又进英国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任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1955年，奉调回台湾，先后任“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
〔解读〕
俞国华的父亲俞作屏同蒋介石是奉化时代的少年同学，相交莫逆，情同手足。后来蒋在广东讨伐陈炯明时，俞作屏任东征军总司令部秘书，1924年死于淡水县长任内。蒋遂负起其幼小子女（时俞国华仅10岁）的抚育之费。
俞国华中学毕业后，最初考入上海光华学校。为此他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夫妇征求意见。蒋告诉他，以进北大或清华为好。叫俞选定后由他保送，于是，俞国华决定选读清华政治经济系。
1934年夏，俞国华作为优等生从清华毕业，随后即去南昌跟随蒋介石身边。当时蒋的侍从秘书是汪日章，蒋对他说：“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叫国华来给你帮忙如何？”汪当然应允。于是刚出校门的青年俞国华便以助理秘书的名义，当上了汪日章的助手。级别为上尉衔，领取少校薪水，从此俞国华开始了从政的仕途。这实际是蒋介石有意让他在自己身边培养，同时考察他的为人和才能。
俞国华十分明了蒋的一片苦心，所以他一进侍从室，便一头扎进工作里，平时很少外出。遇节假日汪日章放假，他总独自留在办公室里，谨慎细心地处理各类公务。
待汪回来，只见室内案牍放置得有条不紊，连床铺也收拾得整整齐齐。蒋介石有时走来查询，俞又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和应对。这些工作和生活上的细节，都使蒋十分满意。
经过如此四年锻炼，蒋介石认为俞国华已能胜任工作，于是将汪日章调离，由俞接替了侍从秘书的职务。蒋对俞国华不仅在公务上视为主要助手，而且在级别上给予破格提升，由上尉直升为上校。以后，凡各处呈蒋批阅的极端机密的文件，规定必须经俞转交，而蒋的条谕、手令，也由他转达，有的还由他代笔书写。此外，俞不仅工作上一丝不苟，与同事属下相处十分随和，丝毫不见因在顶峰身边工作而露出傲慢、盛气凌人的气派。
俞国华还十分注重自己的操守，以表示对蒋的忠诚。如除奉命随蒋外出外，几乎一天24小时呆在办公室里，公务之余，食于此，宿于此，除读书外，不求任何个人乐趣。他的全家住在重庆，对老母极为孝顺，对弟妹也很是关心，每月薪水差不多尽数供人口众多的家庭开支。但为了工作，他只是在过年过节时回家省视老母和弟妹的学习情况，一般并不多耽搁，平时更稀有同亲友的往来交际。抗战胜利后，他曾随蒋到溪口数次，但却没回奉化老家看一回。他年过而立仍旧独身，蒋介石夫妇有一次曾问他，有没有找到理想对象。何时结婚？俞国华回答得甚干脆，谓：“抗战一日不胜利，我一日不成家。”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才同董梅真女士在哈佛大学教堂举行婚礼。
在侍从室十年，俞国华以其才华和品德获得了蒋介石“才堪重用”的赞誉。
有人谓：“俞氏身为阁揆，然平步有余，政绩平平。”其实在国民党强人政治下，平稳从政，既是俞国华踏入政界后的初衷，亦为蒋氏父子选拔并委以重任的贴心人物的重要条件。而俞国华正是凭借这点，加上他始终如一的忠诚和顺从，使他在5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宠信不衰，仕途顺利。
谷正鼎
“他们不满意党就让他们离开党好了。他们想要组织反对党，就等我帮忙他们组织反对党吧。”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3220页）
〔谷正鼎〕（1904—1974）贵州安顺人。早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任该大学特别党部组织部长。回国后历任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铁道部总务司司长，委员会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解读〕
谷正鼎与他的两个哥哥谷正伦、谷正纲，号称“谷氏三杰”，是蒋介石的重要谋士和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后，谷正鼎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进入中央党部核心部门。1948年由于陈立夫调任立法院副院长，组织部长遗缺由谷正鼎继任。使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在任期内迎来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上任1年余就被迫逃往台湾偏居。
这个国民党中组部的送终部长，到台湾后成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替罪羊。国民党政权逃迁台北，党内有不少人要追究失败责任。更有人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应该先追究管党的人的责任。长期利用CC系控制全党的陈果夫、陈立夫首当其冲，一再受到指责。为此，陈果夫病发垂危，陈立夫远走美国，留下的“傀儡”中组部部长谷正鼎成了众矢之的，各种责难不从一处来。蒋介石正好利用这股呼声来为蒋经国开道，对党政军各系统实行大换班，大批官员丢官弃职，由蒋经国、陈诚为首的实力派接替。
到1950年7月“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时，第六届“中执”、“监委”和“中央党部”被统统取消，上任才两年的“组织部长”自动离职，谷正鼎只剩下“立法委员”、“评议委员”职。
和党政军机构的改朝换代不同，蒋介石为顾及“传统”延续，“立法院”、“监察院”和“国民大会”等所谓“民意机构”无法换血，所以“立法院”里的CC分子完整不动地保存下来。谷正鼎等就在“立法院”内，利用咨询、审计政务的机会，兴风作浪，一再和台上权贵们过不去。
谷正鼎对随着国民党改造结束、一批批实力派成员出任各方要职心怀不满，曾在1955年初的一次党内集会上，公开指责蒋介石，称“自党改造以来，名曰党内无派。盖率总裁之谕，不准再有小组织，故任何人皆不敢搞小组织。然党员虽不敢有小组织，总裁竟亲自领导小组织。”蒋介石得知后，恶狠狠地说：“好吧，他们不满意党就让他们离开党好了。他们要组织反对党，就等我帮忙他们组织反对党吧。”谷正鼎拿出当年在改组派时倒蒋的劲头（谷曾于1929至1931年新军阀混战和倒蒋活动的高潮时期，与蒋分道扬镳，系汪精卫改组派主要成员），以冀在政治舞台重展宏图，只因时势不同而没有得逞，党籍靠夫人向蒋夫人说情才得以保住，以后一直冷落一旁。在以后近20年间，参加的主要政治活动是给三哥助威帮忙，从事“世界反共联盟”工作。
严家淦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正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172页）
〔严家淦〕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字静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次年改任该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后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贡献。1945年初，调任重庆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任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1946年，任台湾工署财政处长，后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党退台后，历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台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等职。
〔解读〕
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20世纪60年代初，陈诚以重病在身，不堪繁务为由，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而此时儿子资历太浅，难孚众望，且自己身体尚可，不急于让儿子锋芒太露，需要一位可靠之人，以为“太子”护航，深思熟虑之后，他选中了严家淦。
严家淦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直不高，如此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在政治上以火箭似的速度上升。在国民党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评议员，在九大上又升任为中央常务委员，平步青云的严家淦能成为一匹政坛“黑马”，膺选揆阁，既有些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严家淦个性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揽权，处事圆通，不得罪人。江南对他评价是：“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YESMAN”；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公民，不是好公仆”；“严没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从严家淦的履历和个性看，他最适合蒋氏父子之意：他1945年就到了台湾，与台渊源较深；他年纪不到60岁，身体不会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淡泊权力，不会影响蒋介石向儿子移交权力，加之，他与蒋经国在“辅导会”的合作期间配合较好。
严家淦深谙官场之道，领会蒋介石的意图又快又准。一上任，便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而“部长”俞大维也是个不贪权力、不问人事的人，蒋经国出任俞的副手，当然就是代俞主持“国防部”。蒋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与俞同位，更是取代俞职的有利条件。更何况，蒋经国又嫁女儿与俞的儿子，和俞成了儿女亲家，这使俞可以愉快地辞职和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1964年1月13日，俞大维辞职，并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
1966年3月，台湾又要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介石连任第四任“总统”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副总统”候选人。为了使儿子以后能够顺利接班，蒋介石再一次想到严家淦，遂提名严为“副总统”候选人。为使严能顺利当选，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全会上的对严做了一番夸奖后，说：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正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这个评价话中有话：其一，这是总裁的褒奖，大家应只有拥护的份；其二，严家淦是个好人，没有强烈的权欲，而蒋介石倒是有这个缺点；其三，也许蒋认为自己有年龄的短处，必先严而死，而严的长处在于，他的在任，正可为蒋经国延续蒋家王朝铺就道路。
由于老蒋有话在先，投票时，国民党元老大都投了严家淦的票，严家淦以73比72票当选为候选人。
在其后的“国民大会”上，严以782票涉险当选“副总统”。这说明在“国民大会”中和国民党内有暗中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只是不敢公开而已。但不管怎样，严的当选，意味着蒋经国接班准备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