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事一点通关羽因为自视清高，不得善终，虽然令人感叹，但更为后人敲响了警钟。无论自己曾经多么显赫，还是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自满，以免因忘乎所以而不得善终。
7、低调能聚人气，张扬必遭人嫉
许多年轻人都喜欢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确，能够这样做是何等的洒脱？但是，许多人误把任性和张扬当作洒脱，他们不知道这种所谓的洒脱会在无形中招来很多麻烦，其实做人是一种艺术，能够把个性融入到创造性的才华和能力中，是一门高境界的低调处世的艺术，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艺术，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当今社会，许多图书、杂志、电视等媒体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的确，许多名人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个性，像爱因斯坦，生活极其不拘小节；巴顿将军，性格粗暴至极；画家凡高，缺少理性、充满艺术幻想。这些人因为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突出的成绩，所以媒体开始宣扬他们的张扬行为，误导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让他们认为：怪异行为是天才的标志，成功的秘诀。事实上，这绝对是荒谬的观点。
大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相信其他名人也有同样的心态，所以他们的个性并不是表现在高人一等的傲气和张扬，而是体现在低调做人的艺术风格上，这样才使他们的特殊个性得到社会的肯定。
现在的年轻人所表现的个性内容和这些名人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年轻气盛的人希望别人崇拜自己，所以表现欲非常强烈，这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情绪，比如，他们不喜欢束缚在条条框框中，渴望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这些与那些“天才”或大人物所表现的个性张扬是不同的两种做人姿态。
其次，年轻气盛的人都希望完全释放情感，所以表现出极其任性、意气用事的姿态，甚至还会放纵自己的缺陷和陋习，那么，这样的张扬个性与那些名人更是有太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我们在释放自己情感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低调做人的优势，更不要把张扬个性当成纵容自己虚荣心的借口。时刻谨记，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上，首先是为社会创造价值，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创造性才华和能力之中，以低调的姿态为社会创造出价值，然后再表现个性，这样才会被社会所接受，反之，如果个性仅表现为一种脾气，而没有丝毫的相容性，那么，必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宋代大诗人苏轼，可谓一生命运多舛，究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有许多官吏不同意使用新法，这样就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派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派。旧党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主张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苏轼同这“两党”的代表人物都很要好，所以就个人感情而言毫无偏爱之心。但是他认为王安石要革新旧的立法理念固然好，但是在改革措施、举荐人才方面，都非常欠妥，所以，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这样一来，司马光自然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所以对苏轼大加称赞。
在王安石紧锣密鼓地筹办立新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紧急搜罗帮手，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正在这紧要关头，司马光想到苏轼，便来到苏轼的住所，毫不委婉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可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应该想对策阻止他的这种行为！”可没想到，苏轼竟然用蔑视的口吻说：“你那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封建理念早就过时了，王安石至少知道从大局来看事情，为国为民着想，虽然有祸国殃民的可能，但是也比你的理论更值得赞扬！”此话一出，毫无疑问，司马光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还不忘骂苏轼：“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
苏轼不但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张扬个性，还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于是，在短短的两个月间，他给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两道奏章，全面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无不震惊。王安石的新党派人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王安石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设宴款待苏轼，席间，王安石愤怒的斥责苏轼道：“你同司马光站在一边，竭力反对新法，用心何在？”苏轼听了这样的斥责，忍不住火气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革新立法，打破传统理念，而且其意非常坚决，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却又伙同司马光排斥我，还敢说没有任何目的？”苏轼更怒：“既然话你已经挑明，那我就告诉你，我既反对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泥古不化，又反对你不审时度势，冒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为！”说罢拂袖而去……不久便有人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虽然官方调查并无此事，但早已厌恶朝廷争斗的苏轼，并没有为自己争辩，任由新党排除异己，被贬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虽被贬，但是他仍然为国为民着想，在杭州、徐州辗转期间，兴水利，救水灾，为百姓做了不计其数的好事。几年后，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此时的朝廷的新党派内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王安石被贬庶民，李定、舒宣等人独霸朝权，苏轼看到朝廷发生的这些事，气愤不已，于是在给朝廷上谢表时加了这样的词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份谢表正给小人一个弹劾他的“时机”，李定、舒宣等人唯恐闻名于天下的苏轼东山再起，于是，决定借此机会弹劾他，结果弹劾成功，苏轼被神宗勒令拿问。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此后，苏轼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于功绩显著，连升几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制法、侍读等职。但又因为其直言不讳，意见与朝臣不合，被贬琼州别驾，昌军安置，在琼州，苏轼以他坚韧超脱的态度不仅活了下来，还为海南岛的百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荒凉的海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才华卓著的人总是不能被人们所遗忘，苏轼终于在宋徽宗赵佶即位后，为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被诏还朝。
苏轼这一生的挫折，追根究底是因为他的张扬个性，如果他说话委婉些、处世低调些，就不会同时激怒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成为众矢之的。
做人做事一点通由此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尽显张扬，低调地处理事情，才能在纷争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8、水满则溢，盛极必衰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懂得这一道理的人，都应该收起“蛟龙腾跃嫉水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的自负；控制骄傲自满的情绪，经常反躬自省，才能功成名就。
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他即位之初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安定，可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常，由于陈后主的骄傲自满，以为陈朝已经固若金汤，无需居安思危，所以终日花前月下，纵情酒色，放浪形骸，很快起初的一代明君变成了昏庸之君。
唐代大诗人杜牧有感于陈朝灭亡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进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说的就是陈后主不理朝政，骄奢淫逸之举。
陈后主即位后不久，被弟弟叔陵斫伤，终日在后宫养病，只留当时他最宠幸的张贵妃陪伴于身旁，将其他妃嫔包括皇后都摒斥在外，皇后沈婺华，出身显贵，父亲为陈朝重臣，母亲是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之女会稽穆公主。皇后聪明贤淑，精通诗书礼仪，但因羸弱多疾，后主对她还不及一般嫔妃，这样一来备受宠幸的张贵妃宠冠后宫。
陈后主修建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分别给张贵妃、孔贵嫔等他比较喜欢的妃嫔居住。每日饮食起居均由这些人服侍，并且每次饮宴，都命诸妃嫔和女大士等吟诗作乐，选出较好的谱成歌曲，命上千名宫女习而歌之，轻歌曼舞终日弥漫整个后宫。
张贵妃名为丽华，初入宫时，是龚贵嫔侍儿，偶然被后主见到，被其美色迷惑，对其宠爱有加，很快拜为贵妃，后生太子深。她又非常会察言观色，后主对她越发宠爱，每次宴会宾客，张贵妃都会荐诸宫女参预其事，宫女们对她甚为感激，于是都在皇帝面前说她好的一面。
陈后主越来越怠于政事，文武百官凡有奏章，都必通过宦官蔡脱儿、李善度等人才能达于帝前，而每次批改奏章，后主都与张贵妃共同定夺，张贵妃正好借此机会干预政事，朝中的大小事情没有她不了解的，后主见朝野上下的言论，足不出宫的张贵妃都了如指掌，更加对她宠幸。
可是后主并没有看到，政治形势的可危之处：朝中宦官佞臣，内外勾结，王公显贵，纵横不法，花钱买官者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后宫犯法的，只要请张贵妃说情，后主往往都会既往不咎。荒于酒色的陈后主仍然没有意识到，“一时的兴旺并不代表一世的兴旺”，还继续过着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
终于，朝中正直的官吏忍耐不住，上奏后主，阐明了朝中的混乱局势，并且弹劾施文庆、沈客卿等人飞扬跋扈、专制朝政，可昏庸的后主已听不进任何忠言，先后将大臣毛喜贬谪出朝，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傅绰赐死狱中。章华上书后主说：“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思衔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它，惑于酒色。祠七斋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戡，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邪归正，悔之晚矣！”后主收到这样的奏章暴怒，立即将其斩首，朝中官员见后主如此暴虐，都明哲保身，三缄其口，一个本来兴旺发达的国家就被陈后主弄得岌岌可危了……做人做事一点通古往今来，太多才高位高之人不是因为自身能力输于别人，而是因自己的功绩变得骄矜自恃，忘了“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道理，加上坏人蛊惑，最终自取灭亡。
9、枪打出头鸟，功高震主亡
“大成若缺，其用不解，大盈若亏，其用不穷；大辩若讷，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说的就是要善于隐匿自己，不要把全部的智慧都表露出来，以防功高盖主，最后下场悲惨。
人们不喜欢“意怠”的生存方式，总觉得太保守，向“墙头草”一样。但是，在社会生活中，这种保持中庸的生活方式，却很有可取之处。
在中国古代，能登上皇位的皇子，自然很有能力，又能够服众。但是，这些他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而超过皇帝，否则，就有逼父退位之嫌，很可能遭到皇帝的猜忌，非常不利于继承皇位。
唐顺宗少年时，是众多皇子中表现出类拔萃的一个，后被立为太子，年轻气盛的顺宗，亦好言壮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曾对他的下属说：“我要尽我所能，帮助父皇制定革除弊政的计划！”这时，辅佐他的人便劝他，不要对敏感问题多加干涉，一旦被其他皇子、大臣视为招揽人心，遭到皇帝的猜忌，就很难澄清了。所以，太子平日里多关心皇上龙体，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才对。
太子听了，认为幕僚说的极是，之后真的对改革一事避而不提。每日必到到德宗前请安，尽管德宗晚年专制、荒淫，太子始终不多干涉朝政，直至到继位，方才一展才华，有了轰轰烈烈的顺宗改革。
顺宗登皇帝之位，表面上看来是理所当然，可事实上，还是因为他会隐匿自己，才没有功高盖主之嫌，最终得以继承皇位。相反，历史上因锋芒毕露，功高盖主而不得即位太子有太多太多。
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主，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认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梁者不得其死”。所以他一向不喜欢针锋相对，争强好胜的做法。
老子又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因为安于卑下，不争地位，善利万物，所以谁都喜欢它。这种与世无争的低调做人谋略，经过很多例证，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它不是苟旦偷生，而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处世之道。
唐代李泌，少时思维敏捷，聪明过人，书读有万卷，可谓博古通今，且精研《易象》，善为文，常游于嵩、华、终南诸山间。后因玄宗赏识，才华得以施展，曾以与世无争的谋略，几度出山匡扶唐廷，力挽狂澜，立下汗马功劳。唐玄宗说他是“神童”，而宰相张九龄更是欣赏他的胆识，故称他“小友”。但因他不授唐玄宗加封的官职，所以，授命与太子游，年少轻狂的太子非常欣赏、尊重他，因此二人结为布衣之交。
天宝年间，天下危机四起，李泌赶赴朝廷，与大臣们共商治国大计，可是奸臣杨国忠排除异己，李泌不得已有离开朝廷。不久后，安史之乱发生，太子即位，特召见李泌；李泌毫无保留地向皇上陈述政治形势，肃宗非常赞同。再次授予宰相之职，但李泌婉言谢绝曰：“陛下屈尊待臣，视如宾友，比宰相显贵多了。”最后因无法拒绝肃宗的好意。只得接受散官之职，虽为散官，但是朝中大小事情均可过问。真是不为宰相但权逾宰相啊！
李泌建议肃宗俭约示人，不念宿怨，选贤任能，收揽天下人心，最终唐肃宗在李泌的辅佐下，收复长安、洛阳，唐廷转危为安，李泌见时机已到，便请辞归隐山林。唐肃宗不愿让其离去，说：“朕与先生共过患难，现也应该同享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李泌说：“臣有四个必走的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所以不可复留。”终于说服唐肃宗，隐归衡山。
唐代宗时，因藩镇割据所闹，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代宗又特召李泌出山，李泌一再推辞。无奈代宗执意邀请，再一次出山，虽然不任宰相官职，却逾越宰相，军国重事皆与他咨商。时局渐渐好转，李泌从此隐居山林。
做人做事一点通纵观历史，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但凡能够善始善终的英雄豪杰，都可谓规避风头的大师、低调做人的典范。
10、给人留面子，给自己留退路
人一生难免有缺点不足，能够谈笑间巧妙维护他人的面子和尊严是做人的高明之处，给别人留面子就是给自己留后路，而揭人短如打人脸，必然引发矛盾。
有人认为，中国人最看重的不是钱财，也不是名誉，更不是权位，而是面子。这种看法虽然有偏颇之处，但是从某方面也反映出了面子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低调做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关键时候给别人维护尊严，照顾他的面子。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但是他本人却很忌讳这一点。推翻元朝做了皇帝后，他昔日家乡的一些亲朋好友自然少不了来京城向他讨要一些好处，这些人以为朱元璋会念在昔日一起长大、同甘苦共患难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享享荣华富贵。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认为那样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大多数人都见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