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激荡三十年(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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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5)

作为“傻子”品牌的拥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给品牌造成不少负面影响。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削瘦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年广久说他一生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这自然是他应该感谢的。

【企业史人物】“老板”袁庚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挺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像父亲一样地塑造着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像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标本人物。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一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

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值,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你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来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决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绝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的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

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同意,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 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职业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有文献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几次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均被他坚决回绝。早已过了60岁退休界限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理想。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1982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地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

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报道《蛇口怎么了》,文内历数了蛇口的种种衰退:房地产——不但表现出结构性需求实现障碍的矛盾,而且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石化业务——业务空间正在缩小;港运业务——蛇口港优势渐失,设备利用率和泊位利用率都不高,生产力过剩;投资服务业——不但新的招商引资难度大,而且区内部分生产企业外迁;商业贸易——全港业务大幅度萎缩,去年几乎全部呈亏损状态;制造业——门类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没有过硬的拳头产品。而这些衰退的原因则是: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此文轰动一时,虽言辞过于归纳武断,却也点出事实之部分。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而招商局在“维新派”李鸿章创办107年之后,意外地又一次承担了中国商业进步的试验者角色,在英雄般的序幕后,再次因体制羁绊而中途退出前台。

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喟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就这样“耍滑头”地婉拒了。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

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

“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袁庚1917年生于深圳——早年叫宝安,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