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激荡三十年(上卷)
1286000000001

第1章 前言 (1)

【题记】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 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即将呈现在你面前的这部《激荡三十年》,正伫立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我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进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而很多结论则有待于后来者自己给出。我在这里要感谢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们。因为是当代史,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本书中论及的不少人,企业家如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宗庆后、牟其中、年广久、李东生、刘永行、何伯权、黄鸿年等等,其他的企业人物和事件,我则从一些观察者那里获得了第一手的资讯。我之前的同事童宝根是步鑫生的最早报道人,胡宏伟和新望分别是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研究权威,我的大学同学秦朔以及新华社前同事、策划人王志纲是珠江三角洲最优秀的观察家,王安、童牧野对中国股市的描述给我很多的素材和启发。

此外,与我同为蓝狮子发起人之一的刘韧对中关村的追踪、胡泳对海尔的研究让我得益匪浅,我的朋友何力、蒋耀波、许知远、覃里雯、赵晓对中国的考察总令我耳目一新。凌志军著述的《交锋》、《沉浮》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书。此外,陈惠湘、迟宇宙、唐立久、王云帆、何志毛、陆新之、程东升、袁卫东对联想、德隆、科龙、万科、华为及柯达公司的长期跟踪和著述,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曾有机会向已经过世的费孝通先生求教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问题,他的谦和与风范让人难忘。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书的创作动议是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时萌生的,我要感谢肯尼迪政府学院对我的邀请,感谢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

我还要感谢未曾谋面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和黄亚生教授,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给予我启迪。我要感谢本书两位最主要的直接参与者,郑作时和朱琳。作时是《希望永行:刘永行传》、《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两书的作者,此次为协助我创作企业史,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也放弃了很多的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历史学硕士的朱琳是检索的真正高手,英文与中文一样精通的她负责国内若干报刊、全部国际刊物和专题的查询整理工作。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每两周碰面一次,讨论相关的主题,然后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会前,我总是坐在书桌前,双手轻抚键盘,眼望远方,像一个磨刀霍霍的战士等待另外两个战士的到来。为本书的创作,我们尽可能多地查阅了重要的国内外报刊和相关书籍,我要感谢所有报道的写作者。

我要感谢大学同学胡劲军,他让我确信,结交在青春时的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邵冰冰是书稿每个章节的第一阅读者,她和女儿的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寂寞而枯燥的创作之夜的动力。本书是我计划中的“中国企业史”中之一卷。在未来几年内,我还将完成“1978年~2008年”的下卷,然后再完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卷。我的助理陆斌参与了书稿的讨论和部分整理工作,同时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这部书稿的青睐,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臧永清副社长、潘岳总编辑、责任编辑蒋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楼贤俊社长、杨林海副总编辑等都对本书的出版投注了让我感动的热情。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致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

吴晓波2006年秋冬之际 于杭州

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拜伦:《唐璜》

一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

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

”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二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

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