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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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1953年:“156工程” (3)

黄万里还对“黄河清,圣人出”的憧憬提出了科学的质疑,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流淌到中游时,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说:“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每秒6000立方米的清水可能比短期每秒10 000立方米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每秒600立方米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

黄万里的观点被认为是危险的和“大逆不道”的,在那次规划会上,他与其他专家激辩七日,终于不敌。日后,他回忆说,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他在一篇题为《花丛小语》的散文中,很讽刺地写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因为反对三门峡项目,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被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举行开工典礼。1958年11月,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后来发生的事实不幸被黄万里言中。苏联拥有在一般河流上梯级开发的丰富经验,但是在他们的版图上并没有黄河这样多泥沙的大河。由于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泥沙条件估计不足,就在大坝建成的当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仅一年半之后,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多亿吨,远远超出预计,并在渭河河口形成了拦门沙,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了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三门峡蓄水水位从此不敢再抬高。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的河槽全被淤塞,尤其是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三门峡水库改为低水头发电,装机容量一再减少,只有原设计的1/4。

三门峡成为建国后争议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其后数十年反思之声不绝。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中,三门峡工程是经过我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2003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除了水利成效不彰之外,三门峡的建设还毁坏了众多人文景观,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潼关的拆毁。

潼关地处关中平原东端,横踞秦岭和黄河之间,虎视长安(今西安),号称“中原第一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文地标之一。自商周到唐宋,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在其之间,潼关就是肩挑两京、力压千钧的支点。在这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60多次,如殷周时闻太师与姜子牙之战、三国马超大战曹操、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在三门峡水库的建设过程中,潼关正处在苏联专家所规划的蓄水水位线之内,因此,潼关旧城被迁毁殆尽。但是事实上,三门峡的蓄水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也就是说,一个技术性的误判毁掉了中国历史的一段记忆。

与潼关一起被拆毁的,还有蒲州、朝邑、陕州等古城池。黄万里日后很哀伤地赋诗曰:“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一五”时期,包括苏援工程在内,中国建成了595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1949年接收时的4倍,是1936年到1978年之间,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段。我们接着来解答两个疑惑:第一,“一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资金是从哪里来的?第二,民营资本在这场大建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500多亿元的资金中,有3%是苏联贷款,其余均为国家投资,其中79%来自中央财政。这么庞大的资金供应,主要来自两块,一是全民勒紧腰带抓工业,二是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为了在短时间内把重工业抓上去,从中央到地方倾全力而为之,计划经济的威力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举国效应”发挥了重大作用。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城市生活用电占13.5%。

此外,农业对工业的反哺非常之大。这也形成了延续数十年的城乡“剪刀差”现象。

就在城里大动土木的时候,广袤的农村正在发生一场粮食危机。从1952年到1954年,华北和长江淮河流域发生洪灾,再加上工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大增,以及大量人口进城当工人,粮食短缺突然变得十分突出。

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的一年中,国家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赤字40亿斤。1953年的城镇人口比上一年增加600万人,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也高达1亿人。粮食形势十分严峻,许多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的现象,农民更是囤粮惜售。在河南、湖广等粮区,私人粮贩再度大量出现,民间粮市的牌价比国家收购价格高出20%到30%。到1953年秋天,一些城镇出现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队争购粮食的情景,甚至连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也不得不实行限额配售。全国财经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中央决策面临两难,陈云自喻是“挑着一担炸药”。他说,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最后,陈云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最强硬的办法,那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简称为“统购统销”。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这一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动手,全力以赴”,仅中南地区就动员了330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下乡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也深知此事的艰难,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他要求,宣传工作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在控制了粮食的购销渠道后,随即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在中国经济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粮票。所有城镇居民都配发到一个《居民粮食供应本》,凭此到指定的国营粮店兑换。没有粮票,将无法购买到一粒粮食。粮票的发明是计划经济最生动的体现,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随后,各种民用商品如猪肉、食油、煤球、自行车、糕点、鸡蛋、鱼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

比粮票还要早一年多的是布票。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份就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制定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年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年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年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年7尺4寸布票。布票的取消,是在1984年,而粮票的取消则要到1993年。

票证的发明,不但将城镇居民消费彻底纳入计划的轨道上,同时,它与户籍制度形成一种结构性屏蔽,没有票证的农民从此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在当时解决了粮食及商品危机,同时形成了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机制,它的后遗症也是深远的。购销两头被卡住后,农民产粮、产棉的利益被刚性化,再加上后来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使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不前。薄一波反思说:“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死。”农业发展的停滞,进而造成原料物资及各种产成品的全面紧缺,中国经济逐渐滑入短缺的周期中。

美国的《时代周刊》早在1954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就报道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景象,稍微富裕的农民不敢借出生产工具,即使出借也不敢要租金,一些人干脆把公牛卖了,这使得生产积极性下降,产量也随之下降。1957年12月9日,它更将统购政策、城市配给制度以及工业化建设联系起来,它描述道:“北京也和其他城市一样,猪肉实行着配给制。但是即使是在配给制状态下,猪肉仍然供不应求。记者报道上海市民早晨3点钟就起床,为的是在菜市场排在前面能够买到肉。农村虽然不施行配给,但是农民现在吃的肉还不如过去的一半数量,因为国家用固定的底价垄断地购买了猪肉,然后再按照垄断的高价格出售,农民远远买不起这样价格的猪肉。猪肉都去哪里了?答案是政府用肉偿还从苏联进口的工业产品……政府的雄心在于不惜代价地提高工业实力。”

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是巨大的。据董志凯和吴江的研究,在“一五”时期,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50%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80%,在出口总额中约占75%。农民每年把净收入的约7%作为农业税上缴国家,同时,由于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也就是“剪刀差”,农民又把相当于净收入的约5%奉献给国家积累,两项合计为12%。以另外一种方式计算,国家预算收入中,农民所缴农业税约占10%,由于农业及其副业品收购、加工、销售和运输等的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财政收入的40%(其中包括工人所追加的价值),合计为50%。然而,“一五”时期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为基本建设总额的7.1%,加上农村救灾经费、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费,合计约等于农民缴纳税款的1/3。可见,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由农业积累产生的。

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政策将一直执行到1985年,长达32年之久。2007年,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撰文认为:“建国后我们一直通过工农价格差、城乡“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丰厚的原始积累,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地估计高达30万亿元。”

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形下,资本家所期望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们现有的资本及投资收益到底能否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