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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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1950年:改造的浪潮 (3)

在“五毒账”中,最普遍的一条是资本家擅自购买原材料和倒卖物资。上海兴中造船厂是沪上最大的私人造船企业,老板就是当年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的穆易,在“五反”运动中他遭到清算,一份揭发材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拖轮上应用铜料,原规定全部由国营航运处供应,但当时因政府手中存料不多,一时供应不上。本厂资方即在市场上乘机收购,当时以每吨150美元左右购得50、60吨垫用于工程上,一面仍继续向航运处要求供给。航运处因存货不多,收购困难,致延迟甚久,尚无法全部供给,价格亦扶摇直上。至1951年1月,本厂资方趁此时机以每吨市价600美元,结售于航运处,计垫用钢板64吨,获得非法利润2.88亿元,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利益。”由这份揭发材料可见,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私营业主已经失去了自主购买原材料的权利,而利用价格变动来获取利润的市场交易行为更被认定为可耻的违法。

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量私营工厂歇业、停工,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在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 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个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不少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1952年6月,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

陈云的担忧成为事实,“五毒账”查补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税收却减少得更多。在运动进行得最火热的1952年第一季度,税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万亿元。陈云因此算账说:“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1952年10月,中央宣布“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据计算,“五反”运动中查补的“五毒账”达30多万亿元,为援朝战费的一半有余。

私营经济的整体下降非常显著,据汪海波在《中国经济年鉴》中的统计:在工业产值方面,全国私营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从1951年的38.4%下降为1952年的30.6%,从商业方面来看,上海私营商店的零售总额和批发总额在1951~1952年间,分别下降了24.3%和34.6%。另据对北京、武汉等18个大城市的统计,1952年的私营工商户开业总户数减少64.7%,而歇业总户数则增加19.2%。从利润上看,对上海市123家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1951年盈余户为119家,亏损户4家,总体净盈1.006万亿元,到1952年,亏损户增为76家,总体净亏228亿元。相对应地,国有经济得到了强化和扩大,据《剑桥中国史》记载,到1952年底,70%~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50%以上。

“五反”运动在企业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民营资本来说,这是一个“失去的年代”的开始。一方面,它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基础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在此次运动之后,民间资本集团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公众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一个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进步阶层,甚至让资本家也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自卑和羞耻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塑造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为自己谋求财产以及从事商业活动成为一种不道德的、无耻的行为。对这种畸形的社会共识的修正,要到1978年才悄悄开始,而其真正瓦解则是1992年前后。此外,需要记存一笔的是,在这场不容置疑的运动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出过一声辩护。

从1952年冬天起,在刘少奇、陈云等人主持下,政策有适度的放松,工商业又开始渐渐复苏。

1952年2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在四川和上海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卢作孚自尽,一是顾准被撤职,这两件事看上去毫不相干,却是这场大运动中共同的悲剧。

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自尽。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民生公司在长江的航运已全部恢复正常,由上海到华北和东北的沿海航线陆续恢复,留在香港的18艘轮船也全部回到了国内。十多天前的1月28日,他还飞往北京,商讨任务。当时,尽管经营已上正轨,但是财务上还是极其困难,政府对私营企业停止了一切贷款,民生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据卢作孚之子卢国纶的回忆,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中央曾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破例出贷1 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这一决定转告民生公司。让人不解的是,卢作孚至死没有获悉这个消息。屋漏偏逢连夜雨,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卢作孚亲赴现场善后。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

就在这样的混乱时刻,公司内的“五反”运动也正如火如荼。民生公司的很多高级干部都被揪出来斗争了。每次开批斗会,组织者都在最前排、最中间的地方给卢作孚放一把藤椅,与其他职员隔开一两米,看起来是给他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的感觉就像审犯人。卢作孚就这么坐着,看自己的老部下在台上被批斗,斗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枪毙。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问题。从丰都匆匆赶回的卢作孚又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场上有大幅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

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作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他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贴身秘书关怀突然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关怀是卢作孚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曾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亲自教他文化。可是现在,卢作孚不再是一个慈父式的人物,他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在道义和阶级属性上,是应该深感耻辱和忏悔的。甚至在某些激进者看来,这样的罪恶是无法洗刷和赎清的。

动员大会上,卢作孚一言未发,当晚服药自尽,终年59岁。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单的四条:“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来去两空空。

他被葬在川江南岸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墓碑上刻的名字是“卢魁先”,这是他祖谱上的曾用名。民生公司董事会决议:“卢作孚总经理身后萧条,由行政致送丧葬费人民币1 000万元。至抚恤办法,另案办理。”1 000万元在当年可买大米7 874斤或豆油2 857斤。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醒目位置发表消息《卢作孚自杀》。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报道,题为“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据称,毛泽东得知卢作孚自杀时说:“真可惜啊。”2005年,卢国纶在《南方周末》发表《卢作孚之死》一文曰:“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世上再无卢作孚。

在上海,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被撤职,事前毫无预兆。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 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1/3,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作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税收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正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一个精神独立的伟大思想家诞生了。在共和国历史上,顾准成为严肃反思计划经济的第一人。

如果说顾准在上海被排挤是发生在地方的一次理念分歧,那么,到1952年秋,在中央层面也出现了第一次风波。

9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财委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修正税制的问题。他召集各大区财政部长开会,还听取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经过三个月的酝酿,12月31日,《人民日报》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社论,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的两个目的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在实施办法上,新税制取消了对国营企业的部分优惠,譬如,规定工业企业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贷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税”的做法,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在批发环节的征税上,也改变了过去“只征私商,不征国营”的做法。

在这次新税制改革中,最引起社会关注的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的一句话:“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正是这八个字掀起了惊天的波澜。薄一波回忆说,社论原稿中写的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他在修改时,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