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没有被彻底“消灭”，但是，随着证券交易市场的取缔、商品流通领域的国营化管制、税收上的所有制倾斜，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矮化，使得民营资本集团早在1950年就已经非常虚弱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上海的粮食大战平息之后，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商议对策，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的后果是，因供应和需求的同时锐减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市场萧条。上海市长陈毅向中央报告，上海人心浮动，匪特乘机活动，市面上发生了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
5月，华北局对石家庄、大同和张家口等14个城市的企业情况进行调查，在专门报告中概括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公私企业的实际状况。
其一，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品范围过宽，数量过大，有垄断一切的现象。在粮食、棉花、纱布、煤炭、煤油、食盐等几种主要商品上，国营的营业额高达80%左右。有的商品在某些城市甚至达到100%，其他日用品，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也广泛经营，抢夺私商的阵地。
其二，在价格政策上打击私营工商业，表现在批发价格与零售价不分，私营零售商无利可图；地区差价小，私人长途贩卖赔钱；代销手续费低，代销商不满意；原料与成品的差价小，工业利润低，造成一些私营工厂倒闭。
其三，税收重，税目多，手续繁，加上认购公债的任务也重，私营工商业难以承受。
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营贷款一般占80%~90%，私营贷款则比重过低，而且还款时间限得过短，资金周转不过来。
其五，在原料采购、分配上，对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营纱厂采购原棉，花纱布公私只准它买次品的棉花，并限制采购数量。太原私营铁厂需要的钢筋，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选购，必须以高价从国营单位进货。
其他的问题还包括，不允许遇到困难的私营工厂降低工资，在商品已经滞销的情况下，国营贸易只吐不吞，放弃调节市场的责任，在加工、订货和成品收购上条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润低，有时公方还不守信用。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华北如此，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就在5月20日，刘少奇重申了他的宽容政策。他说：“在今天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社和国家商业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业的。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了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
时间到了1950年的秋天，随着朝鲜战事的展开，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国内矛盾缓解。这场战争共消耗各种物品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万亿元，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刺激生产的强大效应。
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万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私营工业发展也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同比增长达到146%。
全国民众以无比的热情支持抗美援朝，据1952年2月《进步日报》报道，截至1951年底，全国捐款5.02万亿元，折合战斗机3349架。海外华侨的捐助总额超过1亿美元。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改革全面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
“三反五反”是两个领域的斗争：“三反运动”是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则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它们前后跟进，互为勾连。
率先展开的是“三反”运动，它以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为主题，也称“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被叫做“大老虎”，1亿元以下到1000万元的叫做“小老虎”，在一年多时间里，查出大小“老虎”10万多人，贪污总金额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9 942人，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者分别为67人、9人和42人。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52年2月公审枪毙了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时年35岁）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时年37岁）。刘、张两人都是30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战争期间功勋卓著，建国之后迅速蜕变。据调查，两人共盗用公款171亿元，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21亿元，克扣建塘民工的口粮获利22亿元，此外还贪污挥霍了3.7亿元，总计217.7亿元。他们在保定市召开的两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审判，然后执行枪决。曾有人为“刘张”向毛泽东主席求情，毛主席答，“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就在党内展开“三反”运动后不久，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五反”运动。
“五反”的目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如果说，1949年底发生在上海的三次“经济战役”，是新政权对民间资本的一次战略性反击的话，那么，两年多后的这次“五反”运动则是全面的主动出击。毛泽东在3月指出了运动必须达到的一些具体目的：“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争取中间分子；控制同业工会与工商联合会；解散资本家秘密结社；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追回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在大中型企业建立党组织。”这充分表明，“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对私人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一次“刨根”。
当时的报纸对资本家的“五毒”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另据抽样调查，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82%，上海351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高达80%。一些被披露出来的事实很是让普通公众气愤，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的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
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薄一波记录说：“有些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在诉苦中大声痛哭，检查队女同志亦跟着流泪，群情激奋，和日本投降后华东农民诉苦复仇运动的情形有些相像。经过诉苦后，一个工厂一个商店的统一战线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转入‘五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中有一份上海市的总结报告显示，当时投入运动的上海职工达72万人，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6%，它还较详细地记录了“五反”运动的具体做法。一是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这种激发阶级对立的做法在农村的土地改革中屡试不爽；二是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些人平时媚上欺下，手面亦不干净，是突破重点与取胜关键”；三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上海的资本家虽颇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只要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容易攻破”；四是利用资本家的子女，他们不少是党员、团员，可充分利用，进行劝说检举等工作，4月12日这一天，复旦大学就有1 146名学生被动员回家进行劝说工作。为了鼓励检举，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公布规定，“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巨大非法行为，政府保证这些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仍归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与处分”。
这些办法的成效是明显的，在很多资本家留存下来的回忆残片中，强大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震撼和恐惧心理是他们最终屈服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五反”运动中对违法工商户判刑统计表》可见，参加“五反”的工商户总数为99万户，被判刑的1 526人，只占总户数的0.15%，其中死刑犯32人，无期徒刑20人。也就是说，真正被处以刑罚的人数非常之少，但这并不妨碍运动的巨大成功。
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名誉都取决于胜利者如何书写，这句罗马谚语在本轮运动中得到了验证。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是前所未见的。经济学博士桂勇在《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资本家的口述，称“‘五反’时工人开始看不起老板了，我们自己也觉得做老板不好。做老板有什么意思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坐牢的。有人被抓，有人被枪毙，这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我周围的老板没有直接坐牢的，但我听到过很多人的事，这使我很害怕。今天钱没了，明天老婆跑了，后天自杀了，那老板还有什么心来搞好这个企业？”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大多数人心理崩溃了。
在开展揭发批斗运动的同时，税务部门开展大规模的清查“五毒账”，要求私营业主补纳罚缴。上海、天津许多违法资本家被认定的盗窃国家财产，已经接近或超过企业资产总值。有资本家对桂勇回忆说：“工人检举了些什么，我们一直不知道，只好拼命地坦白。不过，我们坦白的与工人所揭发的差距很大，所以关总是过不去。到最后过了关，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崩溃了。你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对的，如果再争论下去是要坐牢的，因为你抗拒了。关键在于对待运动和坦白的态度，只要承认了，签了字，就可以过关了。这样，过关时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我签了字，不过自己也不知道五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