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猛烈炮轰宋子文的时候，上海正爆发“黄金风潮”，而孔宋家族也爆出一个天大的丑闻。如前所述，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国库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都少了一半，可是，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都以曲折的方式进入了孔宋家族的钱库中。在这期间，央行以稳定市场为理由，向市场抛出3.81亿美元，而孔宋家族背景的孚中公司、扬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竟结汇3.34多亿美元，占了总额的近88%，其中大量用于炒卖黄金和进口奢侈品，抢夺市场暴利。监察院在事后调查的报告书中披露：“关于政府机关申请外汇案件，以当时政院主管外，审核工作既无一定审核机构，又无详细法规，核准时或由政院行文，或由宋前院长个人决定，以便条手谕央行拨售外汇，其未经正式程序，显有未合之处甚多。”宋子文以经济学博士的学养和对英美体制的追捧，当然知道制度设计的重要，可是，他却罔视国纲，以自己的一支笔掏空了半个国库。
3月1日，就在《观察》刊登傅斯年第三篇文章的当日，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为了平息民愤，在这年秋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宋子文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的股权全部捐献给政府。当他说出这些股权的价值时，全场大官们还是被吓了一大跳，是1 800亿元。
回望1945年8月之后的中国，是一个让人兴奋而备受煎熬的时刻，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日本投降当日所预感的那样，真正是“喜心题句又成悲”。
从抗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蒋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着中国西北角那个叫延安的地方，这位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家即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打压。现在，“最后的解决时刻”终于到了，他把军事以外的所有国政都交给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则集中精力于这个缠绕了他将近20年的心头大患。
再来看延安方面在战后的行动。在上一章节，我们透过杰克·贝尔登和陈嘉庚等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高效、亲民和简单的新生政权。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抓紧军事上的战备，派遣林彪等人赴东北，整编那里的抗日武装，并与苏联红军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则酝酿开始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起，各解放区开始了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主题的土改运动，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土改涉及解放区的1.6亿农村人口的利益，它成为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动因之一。于是，当国民党在城市和农村日渐失去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时，共产党人则从土地改革里赢得了人心。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举国屏神瞩目。毛泽东以九年前的旧作《沁园春·雪》书赠词人柳亚子，词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豪气冲天，倾倒众生。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海内一时欢腾，各城烟花燃放，以为和平指日可待。
谁知，烟花终是一个幻觉。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军队已经在河北、山西开打。10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歼灭了阎锡山的3.5万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193个旅、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八年抗战仅仅结束了十个月后，内战爆发了。
【企业史人物】
孔宋模式
傅斯年称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因此傅斯年说：“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宋子文“走开”半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接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谈在广东开矿的事宜，接着跟潘宜公司接洽黄埔港的建设工程，决定把海南的铁矿石卖运日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实在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既定事实。1月24日，宋子文辞掉省政府主席之职，逃往香港，6月10日远遁美国。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电催他回台“共济时艰”，他予以拒绝。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国共两份名单中，他居然能同时出现，而且都高列次席，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象征性定位。
宋子文赴美后完全淡出政坛，1958年，他到香港一游，1963年去了一次台湾。据《宋家王朝》记载，宋氏三兄弟在余生“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他的女儿冯宋琼颐在2008年的一篇回忆短文中则描写说：“他每天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午后小憩，与朋友共品美味小吃，观看美式足球，打牌，和外孙们一起捉迷藏。先父既对医学津津乐道，也会为证交所的新上市公司兴奋不已。”1967年，孔祥熙在纽约去世，他没有去参加葬礼。西格雷夫认为：“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的友人家中用晚餐，因进食导致窒息，突然摔倒，未等到送至医院抢救就辞世了，时年77岁。
跟孔祥熙一样，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至今是一个谜。《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把他列入人类历史上曾经最富有的50人之一，并认为“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宋子文侵吞美援的行径一直耿耿于怀，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时，他曾破口骂道：“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而他的后人则对此全盘否认，据他们提供的宋子文档案，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是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后人研究宋子文这个“大怪物”，不仅仅好奇于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钱，更在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学里，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背后、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谈及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
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在中国式的贪腐行为中存在两种模式，即“非法性贪腐”与“合法性贪腐”，后者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而更隐蔽，并对国家机器构成更大的危害。再以宋家为例，宋子文长期担任官职，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则在商界服务，兄弟联手再加上亲信密布，制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块遮羞布或可利用的工具。在1946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有人援引《公务员服务法》中“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司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之条款，批评宋子文既是行政院院长，又担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广东商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长。宋子文答：“到我做了官，所有董事长职务都已经辞掉了，所以说我提倡官僚资本，实在不敢当。”而事实上，他把这些职务都让给了他的两个兄弟。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们的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八年抗战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形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更差，民愤也更大。
第五，所得财富均“一世而斩”。因为资产积累的灰色性，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会名声毁大于誉，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临重大的危机。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荫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的财产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两人更成为人人喊打的“国贼”。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加强，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现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来进行——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台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