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1285900000001

第1章 ·1938年:怪乱的“孤岛”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1938年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隐喻。

上海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在1937年底的保卫战中,城市遭到毁灭性的重创,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认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 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上海丧失了70%的工业能力。大量难民涌进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数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头发现了1.01万具尸体。

自战事爆发后,杨树浦、闸北、沪西、南市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但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遭包围而还未被进占,市政之权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这一区域,对外交通保持畅通,对内交通也逐渐恢复,进出口完全自由,形成自由商业市场,遂成一特殊的“孤岛”,其范围包括东至黄浦江,西至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苏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区。著名的民国记者陶菊隐记录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这一状况维持了四年之久。

就这样,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岛”的面积只有机枪子弹的射程那么远,而危机却像东海般浩瀚可怖。整个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处于极其颓废的状态,即使是暂时掌握权力的那群人,也会感觉生活索然无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么的虚妄,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

在这么一个充满末世感的怪乱世界,每个人——包括企业家们却还不得不展开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岛”时期的上海工商经济并不是一片萧条、满目疮痍,而竟有过一段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期。

就在炮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繁荣的幽灵居然在废墟和尸体上很快复活。到1938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和新建的工厂总数达4 700多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设工厂1 705家。其中,传统的纺织业复苏最为迅猛。据布厂同业公会调查,至1939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新增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两到三倍。

这主要是源于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资料需求加大,消费品市场也就相应扩大;其二,人口集中又为租界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利于工业的复工生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使原料市场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点,租界是中国东南沿海唯一的“非战争地带”,人流和商流自然向这里汹涌汇聚,从而激发出别样的热闹。

租界是弹丸之地,所有生产的原料需外来,而所有制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荣完全依赖亚洲乃至全球政局的变幻。

先看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当即颁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将沦陷区货物出口“概以仇货论”,对国统区物资运沪也予以严格限制。但是,这一政策很快转向,因为大后方经济需要租界工商运作的支持。首先,这里是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的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后方经济完全服务于战争,以重工业为主体,民生产业十分薄弱。张赛群在《上海“孤岛”贸易研究》一书中指出,到1941年前后,大后方人口已经由战前的1.8亿急增到2.3亿,所需棉纱须有160万枚纱锭开工生产,而实际运转的纱锭最多时也只有17.5万枚,每年缺少的棉纱和棉布分别为12万件和400万匹,这些物资大都依赖上海方面的供应。因而,国民政府不久便解释称,凡沦陷区内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区域内各国货工厂之出品不能算做日货,仍应准其运销各地。偏据重庆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在上海专设国货运输管理处,主持贸易事宜,并继续对租界供应外汇,继续维持“孤岛”的外汇交易,这使得进口商可以不受外汇配给的限制,自由进口紧缺物资以谋利。

日方对租界经济的放松也出于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日本仍与英美维持着外交关系,所以对租界不敢公然攻击;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一个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即使棉花、木浆、硫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口。在这种情形下,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

“孤岛”还成为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进入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各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了统制政策,敌对国之间更是开展了经济战。特别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而且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伦三岛进行严密封锁。相应地,英法集团及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行了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材料和动物产品的市场来源。而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

正是因为这种微妙而独特的因缘际会,“孤岛”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开战后的1937年底,各欧美轮船已经恢复了南北洋和长江航线的航运,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开至伦敦、马赛等欧洲城市的直达班轮,至10月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国内航线也相继重新开通。上海很快恢复了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据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在进口方面,1937年的进口总值为5.08亿元,1938年因战争降至3.76亿元,但随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后三年分别达到14亿元、29.76亿元和34.1亿元;出口的数字也类似,1937年为4.04亿元,1938年降至2.22亿元,其后三年上升为3.92亿元、13.67亿元和19.29亿元。战后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已高于战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区的投资占它们在华投资总额的72.6%和64.9%。

“孤岛”经济的复苏速度是惊人的。1938年1月,租界内各工厂的雇工为3.19万人,到4月就增到13.07万人,到年底更增到23万人。大大小小的针织厂、面粉厂日夜加班,仍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利润因而高得吓人。以针织业为例,线袜的利润为37.2%,丝袜为43.4%,羊毛袜为62.6%,卫生衫为79.2%,羊毛衫为54%。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余。以荣家为例,在租界内有申新二、九厂两家纺织厂和福新二、七、八厂三家面粉厂,其赢利远远超过战前,仅申新九厂一家在1939年的赢利就高达1 000万元,荣家一举偿清战前所有巨额积欠,荣德生还在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投入银行业务,成为沪上名副其实的巨富。当时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孤岛”时期各行业新设工厂增加,所需机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于是原来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工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来沪避灾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货业主既供应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富豪避难者”所需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这时发展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路)等。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比战前增加了1~3倍。据估计,1939年零售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1倍左右。租界内的几条商业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云,其中,金陵路商号277家,西藏路商号242家,静安寺路商号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上,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当时上海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 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回忆,当时天天生意兴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 年增长了5倍半,利润额更增长11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