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20年前就因领导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府而一战成名。他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有政治抱负。此时的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再三呼吁政府应该把财力引导到帮助遭受萧条打击的中国经济上，而不该拿去积压在公债上。他不断在媒体和股东会上发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费的支出，有成效地厉行节约，将储备用于建设，以增加国家的建设”，“投资不应再只是限于商业金融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指引到内地地区去”。他的这些言论当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肉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张公权在行动上更是让孔祥熙十分难受。为了表示对中央政策的愤怒，张公权大幅减少公债储备，从1931年12月的7 200多万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 500多万元，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债。中国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3%，几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银行对公债的热情大大降低，孔祥熙的赤字政策眼看着难行其道。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财经界的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辞职后，不再在政府系统担任职务，而是发起组建了一家名叫“中国建设银”的公司——我们不久就将知晓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了。他与孔祥熙的关系很平淡，甚至可以说矛盾重重，不过此次却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1935年2月初，孔祥熙与宋子文在汉口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有钱又有枪的杜老大邀约，谁也不敢不给面子。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抛出一个动议，他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此议一出，当然引来实业家们的一致欢迎，他们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了孔祥熙那边，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张公权等人甫闻此议，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如果反对，那就将与工厂主们势同对立，如果同意，却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公权于是提出，贷款是当然的事情，不过要讨论细节，并且，所筹资金应全数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15天后，实业界与金融界再度开会，还是杜月笙主持。为了形成舆论上的压力，孔祥熙这次没有到场，却通过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电报的方式继续倡议成立“三行小组”。此时，宋子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组织中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组成了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催逼压力。就这样，上海企业家被人为撕裂成实业与金融两个阵营，孔祥熙一时间成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会，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1亿元的抵押贷款。3月20日，孔祥熙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议案，决定发行1亿元的以海关税为保证的公债。张公权、陈光甫等人提出，此项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的抵押贷款，张公权还迅速开始安排贷款的有关细节事宜。
事件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演进，实业界当是最大受益者，银行界尽管承担了金融风险，也是应尽之责任。可是，接下来的峰回路转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1亿元公债被确定后，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1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孔祥熙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增加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萧条时期的困难。他还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 500万元和1 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 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 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对工商业的直接救济贷款则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第一，银行的定向增发没有任何的溢价，第二，政府用来购买股票的钱正是它发行给银行的公债。这好比让猪吃自己的蹄。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本分别为2 500万元和1 000万元，孔祥熙的增发购买计划，让政府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尤为霸道的是，孔祥熙直接宣布，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公权一起被免职。 张公权“升任”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设立的职位，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职由宋子文取代。根据中国银行的章程，这两个职务的任罢，需由董事会集体决议，孔祥熙身为财政部长，根本没有这项任命的权限。孔祥熙和宋子文还一本正经地拍电报祝贺张公权升职，张公权以“劳累”为由拒绝到任。他让人带话给蒋介石说，如果孔祥熙这么干的话，中国银行的钞票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蒋介石当然置若罔闻。
有意思的是，对于张公权的“升职”，在政府系统内唯一表示不同意的是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而他不同意的理由是，这么大的事情，孔祥熙居然在之前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的商量。斯人跋扈可以想见。
孔祥熙的最后一个难处是，他的任命最终还是要在董事会上进行表决。一些董事公开表示反对。张公权日后回忆说：“既然股东们对这两家银行在私人管理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那么，除了采用极端手段胁迫之外，政府是无法使股东们屈服的。”但是，孔、宋和杜月笙还是用各种明暗方式让股东们屈服了。在3月30日的新董事会上，宋子文、宋子良兄弟和杜月笙都被增补进董事会，而代表私股的张公权、荣宗敬和周作民等人则出局。孔祥熙仅有的让步是，答应由宋汉章出任总经理，而董事长还是由宋子文担任。
在强行清理了张公权之后一个月，交通银行董事会改选，孔祥熙的亲信如法炮制地再下一城。就这样，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尽入官家之手。
事态演变至此，孔祥熙的棋居然还没有下完。当时上海金融界，除了两大行，还有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较为重要的民营银行，它们的资产都在1亿元左右。孔祥熙继续鏖战。他拿下这三城的手法就要简单多了，在三个月中，他挟央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等三行的通货，然后突然一下子拿出来要求兑现，此举形同挤兑，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当然无法抵抗，于是只好乖乖投降。
中国通商银行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创办人是盛宣怀，此时的董事长是盛家亲信、几年前因拒绝“捐款”而被蒋介石通缉过的傅宗耀。杜月笙亲自找他谈话，后者很知趣地让出了董事长职务，杜月笙取而代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蒋介石老乡“宁波帮”的资产（以宁波的四明山为银行名），董事长为孙衡甫，实际控制人是“四·一二”事变中出过大力的虞洽卿等人。孔祥熙照样不留情面，新任的董事长是财政部国税局局长吴启鼎。三行中资产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是当过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龚心湛，孔祥熙强迫他辞职，由国民党人傅汝霖接替。此三行中仍有一些私人股东，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孔祥熙控制的董事会竟然长期不分红利，在最多的年份里，每1万元股本也就分300元利息，随着通货膨胀，私人股东的收益几乎为零。
在这场大收编中，唯一漏网的重量级民营银行是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剑桥中国史》给出的解释是：“陈光甫和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有人说两人是亲兄弟。”另外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有两点。其一，在1927年蒋介石进上海的时候，陈光甫的“募资首功”实在太大，他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私交非同寻常。其二，陈光甫与美国政府和金融界的关系十分密切，时任华府财政部长摩根韬是陈光甫的密友。1936年，陈光甫曾率中国财政代表团访美，与摩根韬签订《中美白银协议》。他是中美财经交往的最可靠的渠道，于是他被当成一枚“外交棋子”保留了下来。
半年之内，孔祥熙利用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张公权等人溃不成军。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孔祥熙的“手术”做得十分彻底。10月，一直是中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团组织和喉舌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改选，领导权从职业银行家手中被剥夺，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选为理事，公会彻底变色，从此沦为政府的一个附庸。
于是，到11月3日，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这三大银行拥有印钞权，其余所有银行都不得再自印钞票；二，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均用法币；三，废除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三个月内，无论个人或企业存有的白银都要兑换成法币，全部白银归国有以充法币准备金；四，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实行外汇本位。从此，中国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体制和金本位制。
还有一个要记录的细节是，就在启动法币改革的两个月后，孔祥熙又匆匆宣布新增第四家印钞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也许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奇特的银行，它的直属上司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实际控制者是大家听到名字都要笔直立正的蒋委员长本人。很多资料显示，这家银行的业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收取鸦片烟税的主要渠道，它有无限量的印钞权，其资金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更离奇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查过它的账目。有一次，英国顾问李兹·罗斯爵士提出要看一下账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蒋介石当时的反应，后者很生气地说：“难道我有这么一点自由都算是过分的吗？”
在民国金融史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和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并称“四小行”，国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七家之后，民间再无话语。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值占59%，发行钞票78%，纯利润占44%。其后，国营力量有增无减，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已为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