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央行行长
五任美国总统--三位民主党人、两位共和党人--在长达近半个世纪里征召保罗·沃尔克加入政府，为美国人民服务。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他为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财长帮办；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他为财政部副部长，主管货币事务；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1983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再次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2008年，当选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他为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按译者后记中的统计，还应算上始于1975年福特政府时期的纽联储行长任期。实际上，六任美国总统，其中三位民主党人、三位共和党人委以沃尔克重任--译者注。）
意大利前总统卡罗·钱皮听说奥巴马总统此项任命后，修书一封致沃尔克，信中只有三个字--“信任你”。现在这封信被裱以镜框，摆放在沃尔克的书桌上。
沃尔克倾毕生职业生涯服务公众，赢得了公众的信赖，其成就无人比肩。其贡献之广，远超过金融一个行业，他曾参与调查联合国石油换食品丑闻，主持委员会为大屠杀遇难者向瑞士的银行讨回公道。但沃尔克风格的真正形成，是在他1979～1987年当美联储主席的任上。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月，沃尔克为恢复美国金融体系的声誉不遗余力。上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在那场抗击20世纪7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史诗般战役中，沃尔克一战成名，英雄荣誉加身。而当沃尔克1987年离任美联储主席之际，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一位名叫杰克·吉姆的居民在给沃尔克的信中写道：“美联储之失去您，就如同二战犹酣时失去了巴顿将军。”［1］
本书虽主要讲述这位坚毅的央行行长如何力排众议，击败了美国积重难返的通胀一敌，但内容绵延丰富，远不止此。我将在书中向读者展示，保罗·沃尔克不仅恢复了美国的价格稳定，而且领导了一场建立财政责任的战争。沃尔克从未做过国会议员之类的工作，但他在里根政府时期拒绝以创造货币的方式弥补预算赤字（经济学家称之为“赤字货币化”）的做法，强势推高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真实利率水平，迫使国会制订了平衡预算的计划。
沃尔克在面临政治压力、要他通过印钞而非征税来为政府的无度开支买单时，他选择了听取公共意见，坚守正直，坚持己见。要知道，作为在美国行使央行职责的机构，美联储是国会缔造的，也可能因一次简单多数的投票表决而被废除。尽管受到三番五次的威胁，甚至还包括一次弹劾提案，沃尔克都坚持原则，矢志不渝。他在任职美联储期间，启动了遏制政府赤字的行动。他坚持推动里根实现在竞选时向公众承诺的财政纪律目标，使里根没有食言，奠定了里根的声望。
外国人欣赏美国的货币政策做法和财政纪律措施，他们投资购买美国的证券，将美元视为安全港。美国人也享受了低利率和高生活水平，因为从中国到韩国，都在用服装和儿童玩具向美国换取美元。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高度评价沃尔克时期的政策，认为他“打下了美国几十年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的基础”。［2］
在美国正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慢慢恢复之际，沃尔克当年推行的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纪律，对今日的美国言犹在耳。为了降低失业率，美国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使得人们担忧，一旦经济复苏，将导致通胀卷土重来，而巨额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加重了这种忧虑。美联储承诺会适时转移阵地，以缓解通胀压力。但衰退阴云未散之时，除非国会和总统就充分就业的平衡预算达成共识，否则这种承诺实在堪疑。无度的财政开支，已然威胁到美元作为可靠国际价值储藏手段的地位，也削弱了美元赋予美国消费者的超级特权。
随着托马斯·萨金特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在2011年备受知识界的关注。这位任教于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好的财政政策，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货币政策。”［3］萨金特提出了经济行为的理性预期概念，并用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胀的历史教训证明，可靠的货币政策必须建构在负责的财政纪律基础之上。当沃尔克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交易台见习的时候，他就见识了预期的威力。我在书中会提出，在理性预期概念被广为接受之前，沃尔克的政策措施中就已体现了对理性预期的认同。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背景，介绍沃尔克思想性格形成时期的家庭、求学经历，及其早期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的情况。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记述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5日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美国与金本位最终决裂等事件前后沃尔克所发挥的作用。沃尔克认为，这是其职业生涯中遭遇的“最重大的单个事件”。［4］第三部分追溯了沃尔克1979～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抗击不断恶化的通胀所采取的行动。当时吉米·卡特总统认为这在美国点燃了“信心危机”。［5］第四部分记叙了沃尔克在奥巴马总统2010年形成所谓“沃尔克规则”中所起的作用。该规则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免于反复救助金融体系危机。本书开头用一篇简短的序言把1971年、1979年和2010年的三次危机串联起来，并归纳出共同的主题，这些事件考验并塑造了今天的保罗·沃尔克。
这本沃尔克的职业生涯传记讲述了一个如何将原则、决断和实用主义融成有效领导力的故事。沃尔克深知妥协的必要性，而他的一些让步，例如在1984年救助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当时美国的第七大银行--在公共政策方面成了一个靡费公帑的先例。但是，他对于把界限划在何处、何时建立信任、何时出手救助等是心中有数的。正是这种敏锐的判断力，使沃尔克成为金融界的楷模。
为配合本书的写作，保罗·沃尔克公布了数千份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文件资料，为完成这本传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本人也接受了长达100个小时（有时并不愉快）的访谈，为本书增添了其个人魅力。他还把自己求学时的记录和成绩单拿出来分享，这些资料之前一直由保罗的母亲阿尔玛·沃尔克小心保管着。但是，本书并非保罗授权的传记：保罗认为对最终稿件的编辑过程施加控制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在本书付梓之前一直拒绝审阅。然而，尽管沃尔克刻意与作者的写作过程保持距离，但他本人的亲自到场仍胜过千言万语。在成书过程中，他亲自指导、面授机宜，这对我的思路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我毕生竭尽全力用客观的笔触去研究货币金融的复杂与微妙，但我选择揭秘沃尔克的传奇人生并不是偶然的。1966年，当我只有23岁时，我首次执教于现在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为12位研究生授课。班上多数货币银行学专业的学生都比我年龄大，包括艾伦·格林斯潘，他当时刚刚重返校园攻读博士学位（我在这门课给了他一个A的成绩）。后来，我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伯南克共事了差不多10年。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相继在沃尔克之后担任美联储主席，他们都声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履行职责。我在开始写作本书之时，恰也有这样的观点。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言，伴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访谈，我更有理由认同当初这一判断。
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保罗·沃尔克在2008年3月17日给我写的一封信。之前一天，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对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实施了救助，他当时写道：“感谢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天我正因当前的问题把美联储推到绝境而感到万分沮丧！”
一周之后，我给保罗·沃尔克回了信，未提及任何关于贝尔斯登、美联储和这场绵延不绝的危机的事情。我在信里提到了我与学生丽贝卡·索洛的对话。丽贝卡曾对我说：“我一直向我爷爷讲述你教的课程内容，他对我所学到的东西非常高兴，特别是当你告诉我们保罗·沃尔克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时。”这一观点在当下应无争议，但如果放在上代人那里去辩论，就很难达成共识。
丽贝卡的爷爷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他不仅聪明绝顶，而且妙语连珠、个性鲜明。他是一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也跟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一道，对保罗·沃尔克采取的反通胀政策及其伴随的失业问题表达了不满。他曾认为美联储“陷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他们出手堵塞漏洞，竟然确信自己是国家的最后希望”。［6］既然连他都希望孙女从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沃尔克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那么其他人当然都应该这样做了。
注 释
［1］ 此信写于1987年夏天，属保罗·沃尔克私人资料。这部由乔治·斯科特主演、荣获1970年奥斯卡奖的影片《巴顿将军》，纪念了乔治·巴顿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壮举。其实，巴顿将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首次坦克战中表现出众。全世界广泛使用的“M60型巴顿坦克”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2］ 参见Ben Bernanke, “Paul Volcker,” Time，April 29，2010，www.time.com/ 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84685_1984745_1984803，00.html。
［3］ 参见WSJ.com，2011-10-19，10∶27a.m.。
［4］ 沃尔克在2011年亨利·考夫曼讲座上回应提问时的公开讲话，讲座题目：《与保罗·沃尔克对话》，由理查德·希拉教授主持，美国金融博物馆，2011年12月7日。
［5］ New York Times，July 16，1979，p.A10。
［6］ New York Times，April 1，1982，p.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