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号召各国人民建立反帝、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根据国内形势和大会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2月下旬，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央会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充分说明在抗日的条件下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出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报告还回顾并总结了九一八以来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爱国民主人士所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实际上也充分肯定了以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几年来坚持与共产党的合作的抗日立场。“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受到批判，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从此，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进入亲密合作的新时期。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秘密举行成立大会，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救国团体代表50多人出席了会议。此后，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中心，配合上海地下党掀起更加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虽因病未能参加，但她一直关心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她满怀热忱地支持救国会的工作，是救国会的中流砥柱。
宋庆龄等救国会领导人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恐慌，他们惧怕以救国会为中心所发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危及自己的统治，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秘密逮捕了救国会常务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7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被捕后，宋庆龄立即领导救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营救。她和何香凝发起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救国入狱运动”，使“爱国有理”、“救国无罪”的群众怒吼，震撼神州，全国各界纷纷响应，踊跃参加入狱运动。1937年7月5日，因国民党仍迟迟不释放“七君子”，宋庆龄等12人遵照诺言决定赴苏州自请入狱。到达苏州后，他们每人提一个装有换洗衣服、洗面用具的提箱下车，正义凛然地直奔江苏省高等法院。宋庆龄等人的行动当时就在苏州传开，大家都交口称赞宋庆龄的斗争精神。在宋庆龄等人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7月31日，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七君子被无条件释放。宋庆龄领导的救国入狱运动，是抗战爆发前全国抗日救亡洪流中激起的一朵瑰丽的浪花，充分表现了她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果敢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一段佳话。
Δ抗战功臣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和西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举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宋庆龄闻讯，对张、杨的主张极表赞同。当孔祥熙要求她发表声明谴责张、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时，她果断地回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无比激动，立即连续写出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等文章，表达自己对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衷的高兴和愿望。与此同时，她对共产党更加敬仰和热爱。据李云回忆说：“记得1937年的一天，我们在谈工作，庆龄同志突然把声音放低了，轻轻地对我说：‘我算不算党员？’”党组织研究后，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微笑着点点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暂时强大，投降派大肆散布“亡国论”、“失败论”的论调。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在8月写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明确表示：“我坚决地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她的文章并非盲目乐观和空洞说教，而是具有雄辩透彻的说服力。宋庆龄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能仅从表面上看军事力量，“最好是分析它的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她引用了大量来自日本的第一手确凿统计资料，分析了日本工业、农业、资源、资金状况，明确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战争“将使日本已经很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困难，更加捉襟见肘”。所以，“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弱国”。而“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最重要的是，“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在文章结尾，宋庆龄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的武力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这些论述对人们树立抗战必胜和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就与何香凝倡议建立上海妇女界抗日团体，最大限度地团结妇女界一切抗日力量。她俩以原妇女救国运动领袖为核心，联络了宋霭龄等人，于7月22日在何香凝住宅成立了妇女抗敌后援会，宋庆龄被推选为理事，何香凝为主席，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和著名人士的夫人也都担任了理事。妇女抗敌后援会的成立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出的一个果实。宋庆龄在此树立了捐弃前嫌、共同抗日的榜样。为适应形势的需要，8月4日，宋庆龄等又将其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妇慰分会”），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上海抗战。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前往香港。12月23日，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发表了致国际人士的声明，控诉日本侵略军侵华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世界各国“积极拥护中国的抗日斗争”。1938年3月29—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总的指导思想仍是坚持独裁统治，只是在日本侵略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宋庆龄在香港密切注视大会的进行，在4月14日与何香凝联名发表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肯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方针，“确为保证彻底胜利之先声，亦即为本党今后矢志完成总理遗志的宣誓”。该文中肯地指出：它“能否最后完成任务与达到最终之目的，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仅号召，而重实现，希望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致努力为建国纲领奋斗到底！”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宋庆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上，为坚持长期抗战而努力。由于从武汉、广州失败中看到了国民党腐败日趋严重，她就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积极向艰苦环境中的共产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宋庆龄先后多次向英、美等各国政府和人民写信或发表广播演说，呼吁他们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的呼吁首先得到了一些国家进步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响应。白求恩大夫带领的医疗队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在1938年3月来到香港，与宋庆龄接洽后，就由她介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去延安，分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她还广泛联络国内外著名人士，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共同发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庆龄任主席。
在宋庆龄的关怀和爱泼斯坦的主持下，“保盟”从成立到1940年初，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20余种宣传品。宋庆龄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材料和真知卓见，亲自撰写文章和同盟的工作报告，发表对外广播演说和信函。在这些函电、文件中，她在对外介绍中国抗战真实情况时，反复阐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她指出：“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她说，中国的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的地区”，甚至“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地区”，并明确指出：“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二是反复阐明了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关系。宋庆龄在给海外朋友公开信中指出，“保盟”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从这个思想出发，宋庆龄为“保盟”规定的工作原则是，要求援助，但绝不是“乞讨”；援助者也不是“怜悯”和“施舍”者。这样，宋庆龄为“保盟”及外国援华机构灌输了一种新的精神，把救济工作提到国际主义的高度，使“保盟”在争取外援时，既保持中国人民的骨气，又与世界人民增进真诚的友谊。“保盟”的这个原则也反映了宋庆龄彻底平等的观念，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欢迎外援又不依赖外援的铮铮铁骨。
宋庆龄和“保盟”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各方面的捐款和物资源源而来。对于所得捐款和物资的分配，宋庆龄给“保盟”规定的原则是：“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那里！”宋庆龄一再声明，根据“保盟”公正的分配原则，给八路军、新四军以较多的援助是完全光明正大、义不容辞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庆龄领导“保盟”在抗战期间给八路军、新四军很大的援助。1941年6月，宋庆龄在维护“保盟”支援解放区工作正当性时透露：“我们帮助游击区建立了四个国际和平医院，在陕北设立边区孤儿院，在南方帮助新四军建立医务所。……”宋庆龄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迹，也表明她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也是“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它最符合国外捐助者的愿望和“保盟”的宗旨——“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这是把接受外援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的一条重要途径。“保盟”与“工合”实际上是一个目标、两种途径。前者是直接作用于抗日战争造成的灾难救护，后者则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援抗战。后来，“工合”与“保盟”一样，果真成为了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成为一支支持中国抗战的独特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中，它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与宋庆龄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后，作为名誉理事长的宋庆龄和“保盟”就在国际上广泛地为它宣传，呼吁支持。这样，“工合”很快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生事物，引起国内外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工合”达1590个，生产种类有服装、食品加工、印刷、医药、五金、机器、采矿、交通等50余种，安置了千千万万个难民，发挥了安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抗战的作用。
对此，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衷心感谢宋庆龄、斯诺等人。毛泽东在一份关于中国“工合”的声明中说：“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作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的这个总结，对中国“工合”在抗战中的作用讲得非常全面和透彻。实际上也是对宋庆龄等“工合”领导人在这项事业中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
另外，宋庆龄除领导“保盟”争取外援外，还领导“保盟”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和进步，坚持抗战到底，与中外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5月，汪精卫抵达上海，按日本人的旨意，策划组织傀儡政府，并一再侈谈“三民主义”，声称其投敌之举是出于“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不忍灭亡于无识者之手中”。对此，宋庆龄在1939年11月11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文章，揭露了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怀疑三民主义，受到孙中山斥责的事实。她接着指出：“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中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宋庆龄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蓄意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下手。1941年1月，他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宋庆龄得悉消息后，即在1月14日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公开信，重申了孙中山关于“提携共党”、“唤起民众”等遗训，痛陈国共团结或分裂对国家民族及各党派的利害，愤怒谴责了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呼吁“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这无疑是对蒋介石集团沉重的打击。宋庆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同时，对受害的新四军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事变发生后，宋庆龄盼望早日见到新四军人员，了解事变真相及所造成的损失。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为新四军筹集了一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新四军驻地。宋庆龄在皖南事变问题上对国民党、共产党等各方面的不同态度，再次显示出她在民族革命斗争严峻时刻，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所具有的特殊风貌。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又进攻香港，人们纷纷撤向内地。宋庆龄为了多为抗战做些工作，她不考虑个人安危，坚持留在香港。12月25日，宋庆龄才在“保盟”工作人员的坚决要求下，搭乘启德机场的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当时，离香港沦陷只有6小时，日军已经逼近机场了。飞机起飞后几分钟，机场即遭轰炸，飞机几乎是从敌人的头顶上飞过去的，真是千钧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