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是革命大起大落、人民大喜大悲的时期，各种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急剧变化时期，宋庆龄又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在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过程中，宋庆龄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与蒋介石妄图挟持国民政府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拉开了她与蒋介石这个国民党内新崛起的右派分子直接斗争的序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立中央，成立起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革命中心相对抗。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她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等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40人，于4月22日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宋庆龄毫不动摇，仍然坚持斗争。7月14日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宋庆龄一面断然拒绝出席会议，一面坐在打字机前，用英文打出了向全国人民要讲的话，表示了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鲜明立场。这就是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和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尽管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宋庆龄在声明中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仍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声明》在理论上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宋庆龄对革命的理性认识获得了一个完全正确的观念，即“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这表明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已高超于同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革命者，从而使她成为国民党中杰出的革命政治家。不仅如此，声明还表明宋庆龄是彻底地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孙中山革命原则最忠实的继承者。宋庆龄在孙中山众多的战友中，并不是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人，但却是最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对孙中山的政策从不动摇的人。还必须指出，《声明》的发表是宋庆龄独立施展才能的一个表现。所以，严格说来，宋庆龄的政治才干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才开始充分地显示出来的。正如有人评论宋庆龄的那样：“孙中山去世后，中国政局逆流滚滚，动荡混乱。在这一连串急剧挑战面前，她成熟，纯洁，镇定，坚强，有原则，有远见，有气魄，有韧力，……历久弥坚。”海伦·斯诺则说：“孙夫人是自圣女贞德以来每个国家所产生的近乎圣女的人物。……她有幽默感，有时则含着机智和讽刺。也正因为有这种讽刺性的幽默，她才能在长期艰难的岁月中，保持健全的精神……”宋庆龄的七一四声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篇重要战斗檄文，也是宋庆龄一生奋斗中的又一座重大里程碑。从此，她砥柱中流，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决捍卫者及忠诚继承者。
与以上相反的是，宋庆龄一如既往地继续同情共产党。当中国共产党遭到反动派血腥屠杀被迫转入地下时，宋庆龄在武汉向共产党明确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她依然把共产党看作革命同志和朋友。这表现出宋庆龄独具慧眼，明察秋毫，确实不愧为国民党中最杰出的革命政治家。宋庆龄对国共两党不同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衡量党派的是非。她反对以“教徒”的态度对待党派的信仰。她一生与国共两党有极深的关系，先是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的忠诚党员，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但她对党派的拥护或反对都以救国救民为标准，永远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所以，她很少为党派偏见所左右，不拥护党派的错误政策，尤其在她已经认识到政策是错误的时候。可以说，这是宋庆龄民主思想的精髓。
Δ为抗战奔走呼号
为了进一步揭露和抗议蒋汪之流的反革命行径、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以便更好地进行今后的斗争，同时，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他访问莫斯科的遗愿，1927年9月6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由于摆脱了国内恶劣的环境，她在莫斯科开辟了一条更加有利的战线，可以更加主动和及时地抨击南京政府的一切倒行逆施，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为此，宋庆龄在9月连续发表了8篇声明和文章。她明确表示自己代表“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向苏联各界人民致意，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对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的驱逐苏联顾问和诬蔑的罪恶行径，给予有力的回击。她说：“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就这方面而论，宋庆龄的立场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左派一般的立场。她发展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成为孙中山之后中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宋庆龄上述对中国形势清醒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乐观而正确的预见，不仅在国民党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比起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也高出一筹。
宋庆龄于1928年5月4日正式移居柏林。1928年—1931年，除1929年为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回国数月及在巴黎暂住外，宋庆龄在柏林度过了三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她围绕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研究，大大地充实了自己。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别墅。宋庆龄回国奔丧时，邀胡兰畦陪她同行，并答应帮她解决求学或工作问题，甚至可以资助她重回德国求学。经胡兰畦所在组织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批准后，胡兰畦便作为宋庆龄的秘书陪同她一起启程。这样，宋庆龄第一次与一个共产党员朝夕相处了1个多月。虽然她当时并不知道胡兰畦的真实政治身份。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帝大同盟。它是1927年2月宋庆龄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高尔基等人共同发起而成立的，总部设在比利时中心城市布鲁塞尔。宋庆龄参加了第一次反帝同盟大会，这是国际上空前的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和平大会。会上，她发表了重要讲话，从而使中国革命成为全世界的一件大事，特别受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注意。会上，宋庆龄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8月，国际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时，宋庆龄虽在国内未能参加，但大会仍推选她任名誉主席。此后，宋庆龄又逐步成为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成为著名世界和平战士、享有盛名的国际和平及进步运动领袖。所以，宋庆龄此次出国访问的意义和影响，远远地超过了访问本身，它不仅开辟了一条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更加有利的战线，而且直接把中国革命与国际斗争联系起来，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战场。宋庆龄的立场随之站得更高，视野也更为开阔，具有了如她所要求中国革命妇女应具有的“世界眼光”。在此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她一直把中国革命与国际斗争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支援，共同前进。由于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广泛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她在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援中国革命方面的贡献之巨大，是无人能比拟的。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秘密杀害了邓演达。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民主声浪冲击下，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倾轧中，被迫下野。可自我标榜“民主政治”、“革命外交”的广东派汪精卫集团上台后不到三天，就制造了珍珠桥惨案，残酷屠杀各地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邓演达被害及珍珠桥惨案给予宋庆龄以极大的刺激，促使她的政治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她认识到国民党的革命性已完全丧失。于是，她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宋庆龄之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12月19日发表）。她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搞个人独裁，争权夺利，残害革命者的种种罪恶行径，正式宣布国民党已经“灭亡”。她在《宣言》中说：“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从国民党政策的背叛和成员的堕落两方面论证了这个结论。宣言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这清楚地表明宋庆龄在对国民党绝望后跟随共产党走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明她与第三条道路划清了界限。《宋庆龄之宣言》的发表，石破天惊，沉重地打击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宋庆龄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声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积极进行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活动，并多次亲临前线慰问伤病战士。她用卖掉自己字画所得的钱在上海办了一个培养战时救护人材的短期妇女救护班，积极培养救护人材，为救治伤病员服务。3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又随着满载慰劳品的卡车到真茹前线。宋庆龄、何香凝热情为抗战奔走的行动，大大地鼓舞了将士和上海人民的抗日士气，也感动了国民党中有爱国热忱的一些上层人士。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的抗日活动还同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汇合在一起，使上海出现了一个捐献和参战的热潮，现款、日用品、药物、器材等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共筹款700万元，相当于十九路军八九个月军饷的总数。与此同时，上海各地所成立的义勇军、敢死队等各种抗日组织也有力地配合了十九路军的抗战斗争。正因为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十九路军得以抗击优势日军达1个月之久。
当时，宋庆龄在对新闻记者所发表的谈话中，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精神，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十九路军的英雄抗战表明，“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而日本的暂时胜利只能增强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宋庆龄对战争胜负的观点充满了辩证法，寓意深刻。后来的历史证明她此时的预言是多么正确！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之魂”，在宋庆龄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而获得人们的高度赞扬。当时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宋庆龄在上海抗战中的事迹后感叹道：“孙中山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英勇，不畏强暴，极力宣传抗战救国，卓有成效，举目环球，无与伦比，啊——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为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援，宋庆龄运用自己广泛的国际联系，把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与国际反帝反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淞沪抗战时，宋庆龄就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世界进步人士呼吁，得到热烈的响应。为了进一步制止正在日益增长的世界战争危机，切实帮助中国的抗日斗争，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在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世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阵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并准备1932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反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后来推迟到8月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召开。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罗曼·罗兰任主席，巴比塞等人为副主席，宋庆龄等人任名誉主席。
1932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问题。委员会决定派出巴比塞领导的代表团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以正义、公道的立场揭露事件的真相，同时，要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会议。1933年9月18日，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一行四人来到上海。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召开，推选马莱、古久烈、马尔度、宋庆龄及东北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并推举毛泽东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宋庆龄任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宋庆龄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报告中，尝试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和世界局势，阐述战争与革命以及她对各种战争的态度，有时还直接引用马克思、列宁的教导。宋庆龄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在报告中同样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立场。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苏维埃政府的发展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给予很高评价，并谴责了国民党正在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她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苏区，支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报告中所有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决不是过去仅作为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主义者的宋庆龄所能说得出来的，她正在逐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