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迎风挥妙笔——徐悲鸿
徐悲鸿（1895—1953年），中国现代杰出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江苏省宜兴县人，早年一直随父读书学画。1916年春，徐悲鸿考入上海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1919年留学法国，潜心钻研欧洲绘画艺术。他融中西绘画技巧于一炉，在国画、油画、素描创作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以擅长画马闻名于世。经过多年的探索，他在美术教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独特、新颖的美术教学体系。他结合中西绘画法则提出“新七法”素描教学理论和“致广大，尽精微”的艺术格言，使后学者受益匪浅。他所创作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九方皋》、《ㄎ液蟆贰ⅰ栋腿思乘》等作品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更富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大革命时期，他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行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将自己的作品在国内外展售，将所得款项尽数捐献给祖国的民主解放事业。解放后，徐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毛泽东十分关心徐悲鸿的绘画创作和生活，对其创作给予很高评价。
【毛泽东评点徐悲鸿】悲鸿先生：
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徐悲鸿小传】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景色秀丽、享誉世代的太湖流域，人杰地灵，山川锦绣。加上那些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有关梁祝化蝶、范蠡泛舟等才子佳人的动人传说，更给它蒙上一层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迷人色彩。然而，19世纪末的旧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生活在这片美丽、肥沃土地上的人们和全中国的老百姓一样，饱经战乱，过着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就诞生在太湖边上一个小镇——江苏宜兴屺亭桥镇一户清寒的画师家庭。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屺亭桥镇位于太湖西面约30里处，一条叫塘河的宽阔河流穿过镇中心，河上有一座连接两岸的桥梁叫屺亭桥。河面上，乌篷船和有着高高桅杆的船只以及发出“突突”机声的小汽轮日夜往来不息。塘河，不但是江苏南部平原人民同外界联系的枢纽，更给屺亭镇平添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徐悲鸿在这里度过了早期20年的贫苦而宁静的生活。故乡敦厚的民风、优美的山水环境陶冶了他朴实、善良、正直的情操，在他心灵里培植了对美好事物不懈不倦追求的精神，成为他日后创作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他后来曾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们的屋子虽然简陋，但有南山作屏风，塘河像根带子，太阳和月亮，霜和雪都点缀了这江南水乡的美丽。我们在这里和打鱼砍柴的人做伴，鸡鸣犬吠，互相唱答，大自然给了我们无尽的美妙。”
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自幼酷爱美术，只因家庭贫寒无钱拜师学艺，但他硬是凭着聪慧和勤奋自学成才，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画师。他不但擅长人物画、绣像画、山水和花鸟画，而且对书法、篆刻、诗文也颇精通，他的书法、篆刻、诗文同他的画相得益彰。徐悲鸿自幼便表现出对绘画非凡的敏感，但徐达章没有立即教儿子作画，而是先教儿子熟谙《诗》、《书》、《易》、《四书》、《左传》。徐悲鸿深厚的国学基础，便是从这时期奠定的。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年徐悲鸿看着同龄的伙伴们背着书包上学堂，他是多么向往呀。然而，当他那双明亮、沉思的眼睛看到体弱多病、辛勤操劳的母亲，看到彻夜作画、早生华发的父亲，看到嗷嗷待哺的弟妹……徐悲鸿除了尽力帮母亲料理那几亩地，便更加努力跟随父亲读书、学画。他家的生活时常处于异常艰难的境地，有时，镇上比他们更穷的人家亲人去世，请徐达章绘一幅遗像留作纪念时，他总欣然应允，并分文不取。当时，宜兴县令对徐达章有纳贤之意，徐达章却避而不见，宁愿“闲来写副丹青卖，不用人间造孽钱”。父亲淡薄名利、傲视权贵、同情底层人民的高贵品格也深深地影响着徐悲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迅速传到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处掀起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浪潮。革命的惊涛骇浪，汹涌地撞击着青年徐悲鸿的心扉。由于那年太湖流域遭受涝灾，徐悲鸿和父亲只得背井离乡，漂泊四方，过着艰难的流浪艺人生活。为了挣得几个养家た诘耐板，徐氏父子除了为人画像，还给人刻图章、写楹联、碑文等。有时碰上恶劣的天气，父子二人只好借宿在寺庙，往往一天中只分吃几个红薯和烧饼充饥。在几年流浪的途中，徐悲鸿的绘画技艺日臻成熟和提高，但同时他痛心地看到：地主、官僚阶层仍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而广大的农民们衣不蔽体，上顿吃了无下顿，乞丐成群，无家可归。更加使他忧心的是：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虽然结束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军阀连年混战，各帝国主义列强越发加快了入侵中国的步伐。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徐悲鸿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时常透着深沉的忧虑和思考。
1915年夏天，20岁的徐悲鸿告别亲人，勇敢地迎着生活的风雨，大踏步走向他人生第一个重要驿站——上海。一开始，由于没有找到工作，徐悲鸿手头的一丁点积蓄很快花完了。这年秋天，捉襟见肘的徐悲鸿在凄风冷雨中被旅店老板赶上街头，但一心希望攀登艺术高峰的徐悲鸿并不气馁，每天，他仅靠一个铜板聊以度日，仍坚持到商务印书馆门口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忘了饥饿，忘了寒冷……一天，徐悲鸿那衣着单薄、寒风中专注读书的样子，引起商务印书馆一位叫黄警顽职员的注意。就是这个当时收入也少得可怜的黄警顽，在徐悲鸿最穷困潦倒的日子，慷慨解囊。后来，徐悲鸿在报考震旦大学时，曾用化名“黄扶”，以表达对黄警顽和另外一个叫黄震之的人的感激之情。
进入震旦大学法文系读书后，徐悲鸿异常珍惜他人生旅程中第一次跨进校门读书的机会，他一边努力学习法文，一边更加勤奋地练习素描。天才加上勤奋，徐悲鸿的画很快就像一块美玉一般光芒四射，逐渐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先是他画的马得到上海审美馆馆长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赏识，高剑峰赞道：“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渐渐地，徐悲鸿靠教人习画和替人画插图有了一些收入，使其半工半读的生活稍为安定下来。其间，他凭着一幅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的应征画像，获得当时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明智大学校董们的青睐。明智大学校董们不但一致通过采用徐悲鸿画的仓颉像，还专门为徐悲鸿辟出一间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设备齐全的画室，请他在假期再画几张不同角度的仓颉画像。在明智大学期间，徐悲鸿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等一批名流学士及一些金石收藏家和书法家。在明智大学的画室里，徐悲鸿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融入西洋画的一些处理方法，如明暗、透视处理法等等，以此减少传统中国画容易陷入的呆板和单调，体现出立体感。这时，徐悲鸿处于革新中国画的萌芽阶段。
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年轻的徐悲鸿在拿到明智大学付给的稿酬1600元现洋后，决定离开上海，向世界艺术攀登，以他山之石，叩开中国艺术领域没有开启的大门。徐悲鸿环游世界的首站——便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1917年5月，徐悲鸿踏上去日本的轮船。徐悲鸿站在甲板上，望着太平洋上波涛翻涌的海面，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充满一个艺术家的壮志激情、甜蜜和幸福。因为与他同行日本的，还有他心爱的女子蒋碧薇。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也是宜兴人，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时任上海大同学院教授，跟徐悲鸿不仅有忘年之谊，更有同乡之情。在蒋家，徐悲鸿和19岁的蒋碧薇一见钟情。蒋碧薇身材高挑，貌美如花，还吹得一手余韵绕梁、动人心弦的好箫。后来，徐悲鸿所画的一幅著名油画《箫声》，便是描绘她吹箫时情景的一幅画。画面上，吹箫的女子两手扶箫，沉静、幽雅，但那一头浓密而桀骜不驯的齐耳短发和灵光闪现的双眸，又充分显示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女性对旧社会的叛逆精神。当时，他们虽然两情相悦，但碍于蒋碧薇已许配人家，使两人饱受相思之苦。此次徐悲鸿去日本，蒋碧薇毅然决然地与心爱的人一道私奔。海面上，海风阵阵，海鸥翩翩，明媚的阳光温和地抚慰着这对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自由恋爱的情侣。
在日本学习和考察半年，徐悲鸿携爱妻蒋碧薇回国，并于同年来到北京。在北京，徐悲鸿如愿以偿地饱览了祖国瑰丽辉煌的民族文化：故宫博物院、长城、圆明园等等名胜古迹，他深深地为我国古代那些博大精深的雕刻艺术、绘画艺术、铸造艺术、书法艺术等所倾倒。同时，面对满目疮痍的圆明园，面对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践踏，更激起了青年徐悲鸿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作为一代青年艺术家，徐悲鸿的头脑是异常清醒的。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针对当时中国画坛普遍弥漫的萎靡风尚，他痛心地对人说道：“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要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奇耻大辱！”徐悲鸿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绘画艺术才能，得到了北京的一些社会各界名流和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如罗瘿公、傅增湘、蔡元培、陈师曾等。一次，徐悲鸿在观看了梅兰芳表演的《天女散花》的京剧后，激情难抑，以此为题连夜挥笔作画一幅。素以提携后学者闻名的罗瘿公观此画后，欣然题诗云：
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更驻颜。
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
经罗瘿公推荐，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在看了徐悲鸿所作的素描、水彩和中国画之后，深感徐悲鸿乃中国画坛不可多得的奇才。他当即对徐悲鸿表示，如果欧洲局势稳定，中国再选派赴法留学生时，一定给徐悲鸿留个名额，让他去学习和观摩举世闻名的欧洲文化艺术。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徐悲鸿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当时的北大，不但是中国学术领域的先锋，也是培植进步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的沃土。在校长蔡元培的倡导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曾登上北大的论坛，引导青年学子积极进取，挽救民族危亡。每逢这种集会，徐悲鸿总是早早来到会场，或是静静地听演讲，或是积极投入到身边的教师、学生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讨论。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正值中国的“五四”运动前夕，徐悲鸿受中国教育部委派，作为留法学生登上了开往巴黎的邮轮。
经过近两月的漫长旅程，邮船终于穿越太平洋、印度洋、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停泊在英国伦敦。徐悲鸿利用这短暂的停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英国皇家画展。每到之处，他所见到的那些栩栩如生的浮雕、还有那些弥漫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古典风格的西方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无不令徐悲鸿心驰神往、激情喷涌。在欣赏欧洲艺术杰作的同时，徐悲鸿也感慨万千。因为他看到，祖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尤其是绘画艺术，哪怕是近现代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对于西方来说，是陌生的，至少是蒙了尘埃的宝石，需要人将它们雕琢、拂拭，才会使他们放出异彩。他不禁暗暗立誓：一定要努力创造机会，将祖国的艺术瑰宝介绍到欧洲、乃至全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敬仰中国。这次旅欧，蒋碧薇也随同丈夫一起前往。此后，他们夫妻二人辗转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地，度过了八年艰苦的留学生活。八年中，他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虽然他们最终因为政见和生活态度的差异而分道扬镳，但这段夫妻生活却成为徐悲鸿最美好、最温馨的一段回忆。
到达巴黎后，徐悲鸿和妻子草草安顿下来，便全身心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艺术殿堂。他第一个想观摩的目标，便是饮誉世界的巴黎罗浮宫。在这里，他见到达·芬奇的不朽之作《蒙娜丽莎》、大卫的成名作《荷拉斯兄弟之誓》、吉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库尔贝的《画室》以及其他一些油画大师的杰作。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平息，巴黎许多博物馆早先运往安全地带的一批名画也逐渐运回，接着又对游人开放。此时，他得以观摩莫奈、罗朗史、达仰、弗拉孟、倍难尔、莱尔弥特等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尽管留学生活异常艰苦，徐悲鸿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腹痛病愈来愈重，但“爱画入骨髓”的他，遨游在艺术的海洋，忘了身心中的一切苦痛。随着对欧洲绘画艺术的进一步了解，徐悲鸿也透彻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为了投考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徐悲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因为画惯写意的中国画，对具体物象的把握很不准确。他一边观摩别人的作品，一边进行大量的素描，并力求形神俱似。不久，徐悲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他的勇于进取、诚恳朴实、吃苦耐劳的东方青年品质，深得该校校长——著名的历史画家弗拉孟的赏识。他经常不遗余力地指导徐悲鸿作画。一天，徐悲鸿在应邀参加一个酒会时，结识了法国当代著名画家达仰·布佛莱。对这位现实主义的绘画大师达仰先生的许多作品，不管是其作品内容还是绘画技巧，徐悲鸿都非常地敬仰，而且还仔细地揣摩、研究过，如达仰的《林中》、《降福的面包》、《征兵者》、《玛甘泪》、《穷祸》、《种牛痘》等等。时年68岁的达仰早已闻名世界画坛，对徐悲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异国青年，却丝毫没有怠慢和轻蔑，相反，二人一见如故，并从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当徐悲鸿请求达仰指导他作画时，达仰立即点头同意，并写给徐悲鸿自己的画室地址，邀请他以后每个星期天到他的工作室做客。
从此，徐悲鸿每逢星期天，便准时到达仰画室。有时观摩达仰作画，有时师徒二人临窗而坐，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大多数时候，是徐悲鸿聆听达仰对艺术的见解或对他的习作的批评。达仰谆谆告诫徐悲鸿：“不可以为画素描琐碎而平凡，但要画好它，非一日之功。一定要耐心、精心、细心地去完成。每次画完一幅素描后，然后再背着将它默画出来，并一笔一笔找出与原作的差异之处。只有在基础上做到吹毛求疵，才能有一天画出惊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