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秋，陶行知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悄然东渡日本，在日本考察了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于1931年回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译书翻译。不久，经黄炎培介绍，陶行知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取得联系。史量才赞同并支持陶行知提出的普及科学教育计划，并提供一笔开办费和经费。于是，陶行知立即联络丁柱中、高士其等留学归来的学者，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印出版了《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以后，陶行知还直接参与了《申报》的革新，并应聘秘密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
在此期间，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为《申报》写了大量文章，谈论教育，评议时政，深刻而冷峻地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作斗争。这些文章后来分别被收入他的《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两本文集。其中如《剿匪与造匪》、《再论剿除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语惊天下，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疯狂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本质，大是大非、大爱大恨，皆显露于字里行间。
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辞职下野，国民政府改组。冯玉祥乘机呼吁以林森为首的国民政府更新审核查封晓庄师范学校一案。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国民政府于1932年2月20日宣布取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在江苏宝山县大场地区和上海郊区交界处孟家木桥创办了新型的教育组织“山海工学团”，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组织，同时还是一个团结群众的组织，因此很受工农群众的欢迎。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由他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同时，他发起筹备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推行学生教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全面开展普及教育，把普及教育与社会生活、抗日救亡斗争结合起来。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陶行知积极支持新安小学于l935年10月组成“新安旅行团”，由中共党员汪达之率领，把教育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结合起来。新安旅行团的足迹遍及全国18个省市，师生们走到哪里便学习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2月12日，陶行知与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等280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陶行知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行知等l9人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陶行知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掩护救助了一些革命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1936年夏，陶行知出国前，在香港参加签署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后要求》，并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4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随后，毛泽东即公开复信陶行知等人，表示支持团结御侮宣言，并愿与救国会亲密合作，共同推进抗日救国斗争。
1936年，陶行知借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的机会，环行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向当地华侨和外国朋友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日救亡斗争。由于他的呼吁奔走，争取到了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救亡斗争的积极支持。其间，当他在美国得知沈钧儒等“七君子”因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而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的消息时，立即串联爱因斯坦、甘地等国际社会著名人士给蒋介石发去抗议电，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行知在美国发动华侨和社会舆论，制止了保持“中立”的美国商人把废钢铁等战略物资卖给日本的企图。经过两年多的环球游说，陶行知满载海外华侨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于1938年8月回到了祖国。同年，他被委任为国民参政员。
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到达香港后，曾对新闻界发表他打算推进战时教育的主张，并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这所学校在香港办得有声有色、很受职业青年的欢迎，前后两期结业的学生有400余人。这些学生毕业后，返回内地参加抗战，有的还去了延安。在桂林，陶行知提出成立地方生活教育总社的建议，得到当时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并于同年12月1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陶行知任理事长。总社成立后在桂林开展了活动，实践了“跟老百姓去，领老百姓来”的战时民众教育思想。
1939年，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为了培养抗日建国人才，他在四川合川县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并派人到各地招收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采用了晓庄师范学校办学中行之有效的生活教育原则、实行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方法，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育才学校办学期间，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各方面的合作。1940年，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人观看了育才学校音乐组的演出后，分别为育才学校题词；烈士李硕勋遗孤李远保即李鹏）由周恩来、邓颖超送至育才学校，编入社会组。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国内政治局势逆转。陶行知积极帮助教师中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撤离该校。当时，办学经费发生困难，国民党政府当局以学校必须由私办改为公办，才拨给经费借口相威胁，陶行知断然抵制。他号召学生做“集体的新武训”，向社会争取支持，以新武训精神坚持办学，与国民党当局抗争。经过全校师生努力，后来终于渡过了难关。抗战期间，育才学校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的骨干，其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各部门的领导干部。
抗战期间，陶行知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里和共产党及其他主张团结抗日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一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团结抗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参加了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积极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和民主教育工作，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为一位卓越的民主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1945年l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陶行知被增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还担任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5年冬，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等创办重庆社会大学，陶行知任校长。这种以夜大形式为青年提供的业余教育，开创了中国成人教育的新路。同时，这所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迫不及待地疯狂挑起内战，血腥镇压群众，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并支持各地兴起的反内战的民主运动。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多方奔波。同年6月23日，上海十万余群众集会欢送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陶行知在大会上振臂疾呼：“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7月11日，民主战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三天后，国民党特务又暗杀了闻一多。这一丑恶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暴行。
此时，陶行知闻讯悲愤交集，加紧工作，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他给育才学校同学们写信说：“公朴去了……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那就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周恩来曾派人去陶行知在上海的住所，劝他注意安全。一些朋友也纷纷劝他注意安全，他仍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奔波，白天去各学校团体召集会议和演讲，夜晚则访朋友，整理文稿，还要不断变换住处，防备特务的跟踪暗算。1947年7月25日晨，由于悲愤和过度疲劳，陶行知突发脑溢血昏倒在洗手间，12时30分，于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5岁。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来唁电，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人民怀念他、尊他为“万世师表”。他的灵柩被安葬在《生活教育》的发祥地——晓庄师范学校所在的南京郊区劳山脚下，他生前手书的“爱满人间”四个大字，刻在陵墓石碑上，永昭人间。
直到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作者点评】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为了改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竭尽心力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在教育思想上富有创见，在教育实践上勇于探索，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广博，议论精深，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生灵涂炭、民族危急、国家多难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革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自己的一生，正是不断追求真理的典范。他学识渊博，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工作，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教育实践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陶行知一生的爱国思想与教育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领导下，由一个为中国劳苦大众的教育呐喊奔走的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一位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为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鄙弃高官厚禄，穿上土布衣、草鞋，到农村去办学，到艰苦的地方去办学。他从实际出发，批判改造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创造了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倡导“小先生制”，创办“工学团”，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陶行知先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赞扬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颂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同志也赞颂他是“万世师表”。作为一个伟大的平民教育家和一个民主革命人士，陶行知的名字将会随着我国教育与民主事业的发展而万古流芳！
（吴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