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人未老——费孝通
费孝通（1910年—），江苏省吴江县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1933年，费孝通毕业于燕京大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得社会学及人类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于1938年学成归国，先后受聘为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云南省支部委员，华北总支部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委顾问，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作为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还是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委，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七届中央主席。费孝通历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民主·宪法·人权》、《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小城镇大问题》、《行行重行行》等。译作有《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岳著）、《非洲的种族》（塞利格曼著）、《文化论》（马林诺斯基著），与吴文藻、谢冰心等合译的《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等。英文版著作有：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Earthbound China(1945)、Chinese Gentry(1945)、Toward apeople`s Anthropology(1981)、Chinese Village Close-up(1983)、SmallTowns in China(1986)。鉴于他在人类社会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授予其多种荣誉称号和奖励。主要有：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其该年度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其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12月，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其荣誉院士称号；1987年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荣誉博士。1988年，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授予其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奖。毛泽东对其研究成果较感兴趣。
【毛泽东评点费孝通】
据说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费孝通后来听说，当时在北戴河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大表称赞，随即就问费孝通在什么地方，很有当面切磋一番的兴致。由于一时没有打听到，此事作罢，但费孝通在毛泽东心中的印象应该是更深了—些。
——摘自《费孝通传》第331—332页，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据费孝通说，反右斗争告一段落以后，曾有人请示毛泽东：像费孝通这样的人怎么办？毛泽东的意思是，他们还可以当教授嘛。
——摘自《费孝通传》第402页，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费孝通小传】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的一首《忆江南》，传唱千载。江南不仅有着如诗如画、水天一色的风光，更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之地。1910年11月2日，在美丽的太湖东岸——吴江县松陵镇富家桥弄的一户费姓人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勇敢地向当时那个并不太平的社会宣布自己的来临。这个男孩——就是日后饮誉中外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家在苏南是世代书香门第，享誉乡里。费孝通的父母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父费璞安早年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费璞安献身于教育事业，倡导新式教育，曾担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她也同丈夫一样致力于教育，尤其非常重视妇女教育问题。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就是她一手创办的。费孝通在其《爱我家乡》一书卷前收入父母遗稿各一篇。杨纫兰在这篇题为《〈女界钟〉序》（作于1903年）的文章中写道：“国民者何也，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闺闼之外无思想乎！悲哉，中国男子乃功名富贵之外无思想乎！虽然，男子我不论，我论女子。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昌。……宜乎蠢蠢须眉，尘尘巾帼，两俱沦于黑暗世界，以有今日之时局也。”这是一个旧中国公民悲愤的呐喊，亦是中国妇女觉醒的先声。费璞安夫妇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学有所长，成为未来“新中国”的有用人才。但他们作为一个教育家，亦深深懂得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方法。费家有一个大书斋，藏书丰富。费孝通刚刚牙牙学语，父母便开始教他看图画识字，还教他唱苏南地区流传的儿歌。费孝通3岁时，母亲将他送进吴江第一蒙养院。在这个充满友爱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的小天地里，费孝通度过了自己快乐的幼年时光。
1916年夏天，费孝通进入吴江初等小学读书。因为校址是以前供奉雷神的雷震殿，所以它的名字又叫“雷震殿小学”。在小学阶段，费孝通开始对“乡土志”发生浓厚的兴趣。上这门课的老师是小学校长沈天民。费孝通很敬重他，因为沈校长不仅“乡土志”讲得绘声绘色，还打心眼里喜欢他们这些小孩儿。费孝通在小学时经常生病请假，沈校长每次在校园里碰上他，总是关切地问他近来身体可好些了。费孝通曾回忆说：“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沈校长一生的心血都花在培养家乡儿童的教育事业上，贫病终老。费孝通直到晚年，仍对自己的这位“社会学”启蒙老师充满深情的怀念。他的另一位启蒙老师便是他的父亲。费璞安作为视学（教育督导员），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都在江苏省境内视察各地的学校，一回家便将所看到和了解的各地教育情况写成视察报告。每当这时，费孝通出于好奇，便趁父亲不注意时，偷偷翻阅那堆满书桌的材料和笔记。费孝通曾说：“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作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1920年，费璞安将全家从松陵镇富家桥弄迁到苏州城十全街。费孝通进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继续未完的小学学业。因为该校只有寥寥几个男生，为此，费孝通等男同学常常成为女同学取笑的对象。费孝通性格随和开朗，对此并不介意。一到假期，他最喜和父母及哥哥姐姐去郊外踏青，数湖面帆影点点，看稻田鸥鹭翻飞，家乡迷人的自然风光，深深地吸引着费孝通，也使费孝通从此深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和眷念。而他对“乡土志”的爱好，更是与日俱增。这得益于父亲。费璞安每次视察归来，总要带回来几本新的地方志。在他们家的书斋里，费璞安收集到的江苏各县的地方志摆满了整整一个书架。这些地方志记载了各地的地理、历史、名胜、民俗风情等等，语言优美，简练实用。后来，费孝通的大学毕业论文便是根据全国各地地方志上的资料写的一篇有关婚姻风俗方面的文章，题目叫《亲迎婚俗之研究》。
1924年，费孝通转入东吴大学第一附中。这时他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已不局限于书本了，他的眼光开始关注周围的现实，并开始将自己的所见、所思付诸笔端。他的作文，不时出现在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少年》杂志或其他刊物上。如：《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根红缎带》、《新年的礼物》等等。这些文章，无不体现了一个朴实、善良、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少年的心声。在《新年的礼物》中，他写道：“新年的快乐，本来不是少数人的，应当使全人类都快乐。尤其是穷人和老人。”时值大革命时期，费孝通和同学们一起，怀着满腔热情和高昂的斗志投入到革命的潮流中去。他们上街游行、刷标语，组织集会演讲等，积极声援北伐革命。北伐军开进苏州城，费孝通参加了当地民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还协助二哥费青办平城义务学校，普及民众教育。大革命失败后，进步青年被杀的杀，抓的抓，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费孝通陷入迷茫、痛苦、颓丧之中，中国的命运将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每一个热血青年所思考的问题。他曾想，也许学医是一条现实的、有效的救民众于苦难的道路。基于此，费孝通1928年中学毕业后，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他刻苦钻研医术，几欲废寝忘食，希望将来学成后，做一个出色的医生，解除别人身体上的痛苦。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那国无宁日的旧社会，如何谈得上个人的安心太平呢？1930年，费孝通由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是这样剖析自己当时的心理的：“我想，医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却不在个人而在社会，要治病人得先治社会。学医既然先学生理，治社会也先得学点社会原理。这样我才转学燕大开始读社会学的。”
所谓社会学，就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从中揭示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首先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是19世纪法国实证论者孔德。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还是一门陌生的学科。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解放前，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吴文藻、李景汉、杨开道、陈达等等一批社会学工作者，甚至一些从国外请来的社会学专家，都为建立一个现代的中国的社会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放后，1952年各大学取消社会学系，一直到1979年恢复重建。可喜的是，通过一批脚踏实地、执着追求的社会学工作者的努力，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已经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学这门课进入中国各大学之初，上课的老师不是外国人，就是中国人用外国话讲外国的社会学。我国现代第一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针对这样一种“舶来物”的局面，吴文藻毅然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费孝通刚进入燕大时，吴文藻给他们上第一堂课是“西洋社会思想史”。令费孝通难忘的是，吴老师是用一口中国的普通话来讲的。在今天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吴文藻此举实属“另类”、“怪事”。而这正是吴文藻决心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的一个表现。为了培养一批立足中国社会的社会学人才，吴文藻可谓苦心孤诣，费尽心血。193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派克教授应邀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课堂上，他给师生们介绍了深入人们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费孝通说：“派克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到北平去，去现场参观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从而领会了派克所说要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实质。”这种从社会人类学中吸收来的方法，使吴文藻敏锐地感到这正是一条谋求“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按费孝通的话说，吴文藻当时是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他一面到美国和英国遍访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并请来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布朗到燕京大学讲学；一面从燕京大学挑出一些有志于此的同学去学人类学，有针对性地安排他们出国深造。费孝通、李安宅、林耀华等人都是吴文藻看好的学生之一。
1933年秋天，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那时，体质人类学在中国是个冷门学科。解剖动物、摆弄人的骨骼都是其中必要的课程，专修这门课程的学生几乎就费孝通一人。1935年春，他还专门参加了对驻北平的第32军士兵进行人体测量的实践。这一时期，他有关社会学方面的译作和论文大量见报：如《印度农村改造问题》（译）、《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与乡村》、《周族婚姻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复兴丝业的先声》、《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和尝试》和《社会变迁》（译）等。1935年夏天，费孝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因其成绩优异，获得公费留学的资格。临行前，史禄国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不要两手空空就出去，应该先到中国社会里走一走，你将受益匪浅。为此，费孝通决定深入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吴文藻的支持和帮助下，费孝通获得去广西大瑶山考察的机会。与费孝通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王同惠是河北肥乡县人，他们二人同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共同的理想将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未名湖畔，清华园里，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处处留下二人并肩散步的身影。他们时而谈笑风生，时而就某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时而默默走着，只有心灵的相通。费孝通曾深情地回忆道：这段美好的日子，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和、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吴文藻也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位女弟子，他在为《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写的导言中说：“我识得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并还称她“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