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是竺可桢以卓越的成就最早扬声于国际科学界的一个研究领域。解放后，他继续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正如他所说：“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一生专门研究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历史上气候的变迁。”自从1950年定居北京后，竺可桢开始着手研究物候学，他于1963年出版《物候学》一书，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他发表了《历史进化世界气候的波动》。晚年，他又发表了体现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日本、越南、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国的科学杂志纷纷予以转载和介绍。英国《自然》杂志认为，他的论点“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日本气象学家承认竺可桢在研究世界历史气候变迁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在竺可桢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我国气象部门从最早为军事服务转为国民经济和国防服务，50年代完成最基本的地面观测站网布设，并开始建设高空观测网。在60年代，1964年，我国就有了97处无线电探空观测站，在基本观测网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接近；到1969年，已有42处无线电探空观测站配置了水平较高的测风雷达，为科研与服务提供了现代化条件。70年代，我国开始布设国产气象雷达，共204处，给强烈天气预报提供及时的情报。
竺可桢本人直到晚年，一刻也没停止过对气候的研究和气象观察。他住在北京，每天上班时都要路过北海公园。本来他有小车接送，可他宁愿步行，为的是每天能实地观察物候。哪天冰封了，哪天冰又融化了，哪天桃花开了，哪天布谷鸟叫了，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他都做了翔实的记录。他把这些记录加以整理，连同其他材料编制了《北京自然历》，成为研究物候学的重要依据。
凡是和竺可桢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随身带着两件宝：气温表和高度表。每天早晨天刚亮，竺可桢起床后做的事情，件件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先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铝壳的钢笔管，拧开笔帽，里面装的正是那支温度表，他把气温表挂在树杈上，或者放在窗台上，然后做操跑步，15分钟以后，再回来查表，做记录，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竺可桢不仅在家里这样做，在野外考察也是这样做。1961年初夏，年过古稀的竺可桢刚刚结束了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自然考察，准备返回成都去。6月3日早晨，天刚蒙蒙亮，竺可桢起床后照例取表测温、做操，发现房屋四周的树枝上挂满了白霜。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这里初夏季节还有霜呢？他取出高度表一看，哦，原来这里海拔3200米！
吃过早饭，竺可桢他们离开阿坝。吉普车在崇山峻岭中行驶，竺可桢不顾颠簸疲劳，一手托着高度表，一手握着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的物候现象。吉普车翻过一座山，前面出现了一道浅水沟。竺可桢招呼司机停车。竺可桢随即跳下车，跑到水沟边，东瞄瞄，西看看，然后在本子上记下：海拔3600米，水沟还结冰。
车子又向前开了200多公里，开始进入森林地带，眼前出现了一片葱绿。竺可桢下车询问地名，又作了记录：来到米罗亚，海拔2700米，小麦麦苗已经半腰高。
车子继续前行，在太阳落山前，开进了茂汶地区。竺可桢的高度表上标明海拔760米，这里的小麦田里是一片黄灿灿的金色，人们正在挥镰割麦。
当天夜里，竺可桢在招待所里整理着白天的记录。这天的行程好像经历了几个自然季节，这可以证明，物候出现的迟早，与海拔高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这个规律是否也存在例外呢？他开始思索更深更远的问题……
这种工作看来十分平凡，也很简单，但是却很重要，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工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心，是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的。所有了解竺可桢的人，无不赞叹他的毅力和勤奋。
竺可桢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持之以恒，从不间断。除早年的日记在战乱中不慎遗失外，从1936年1月1日起至1974年2月6日共38年零37天的日记，至今仍完整地由他的亲属保存着。这套总字数约800万字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是一份难得的现代史料，其中所记录的气象和物候数据，对于气候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1974年2月6日，病情严重的竺可桢躺在北京某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他刚从昏迷中醒过来，就用手拧开了收音机。一会儿，收音机里播出了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他一边注意聆听，一边在日记本上记录着：“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到二级。晴转多云。”播音员的声音停止了，竺可桢又在最后补上两个字“局报”。此时的他已经不能去室外亲自观测气候了，今天的日记，只能根据气象局的报告。竺可桢写完最后两个字，手还牢牢地握着笔。他想继续写下去，他还有好多东西要写出来啊……
第二天，竺可桢与世长辞了，享年83岁。这位卓越的科学家，直到他光辉的一生结束时，才同他心爱的事业分手。
【作者点评】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一位杰出的学术领导人。竺可桢在地理学和气象学上的造诣，可谓博大精深，毛泽东同志曾热情地邀请他为座上宾，在一些有关国民经济的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科学界也对他非常尊敬，将他奉为中国气象的“活字典”。
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年轻的竺可桢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立志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国家的落后面貌。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付给自己的部分拿出，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实际是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走“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撰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军阀混战不已，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关心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桢坚持全国所有气象预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竺可桢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与国民党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解放之后，竺可桢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开始相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桢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60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零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一律用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竺可桢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除了在科学上取得过的卓越成就以外，竺可桢还是一位在我国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教育家。1936年，他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后，认为校长最重要的职责是“能请得良好之教员”，并将德才兼备的教授尊为“大学的灵魂”。他屡屡三顾茅庐，到处礼请教授，亲自奔波，拜访知名学者，如王淦昌、贝时璋、童第周等人先后来校任教，很快使学校兴旺起来。
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科学院，竺可桢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科学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以建设新中国”。他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要敢于为真理献身，做学问要广博精深并重，要用最新知识和技术武装自己，要深入实际，培养千万个现代徐霞客。在他80岁高龄时，他还曾为审阅一个青年的文章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查阅文献，并亲自复信，提了十点意见，还介绍了有关参考书的情况。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鼓励使很多曾受诲于他的青年学者获益匪浅，许多青年学者说，竺可桢真不愧为我国杰出的学术领导人。
竺可桢作为一个大学者、大教育家，他一贯严于律己，为人表率，有着高尚的人格品质。早在气象所时，他就公私分明，从不用公家信纸信封，寄信全是自贴邮票；所里为他配备的汽车，他从来不许家人私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他很少乘坐专用小车上班，出差坐长途汽车，甚至搭乘运货的“黄鱼车”，而师生生病上医院，则使用校长专车。为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多次慷慨解囊。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要精简行政人员，他首先说服自己的侄媳辞职。对学生入学，他坚持严格的考核标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有达官显赫之人企图让子女免试入学时，他都严肃予以拒绝。在科学院期间，条件改善了，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去图书馆、情报所、书店、理发店都是自己买月票搭乘公共汽车，直到年近80岁在大街上被骑自行车者撞倒后，他才结束了乘公交车的历史。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解放后，竺可桢把留在美国友人处的四五千美元的外汇上交了国家。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达了竺可桢对党和人民的满腔赤诚！此外，他还将自己抗战前建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南京市。根据他的遗嘱，他的家人将他珍藏了数十年的大批中外科技书籍赠给了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图书馆。
竺可桢，以他在气象学和地理学上的卓越贡献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为中国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犹如一座巍巍的丰碑，矗立在天地之间！
(胡泽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