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传学之父——谈家桢
谈家桢(1909年—)，中国遗传学家。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出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1936年，谈家桢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等职，1952年起在复旦大学工作，历任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和校长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自1930年起，谈家桢就从事亚洲异色瓢虫色斑的遗传变异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基因及种内种间遗传结构的演变研究，为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异色瓢虫等位基因嵌镶显性遗传和果蝇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我国遗传学工作起了推动作用。60年代初，谈家桢就领导中苏合作的猕猴辐射遗传的研究，从70年代起，谈家桢就致力于组织分子遗传学和植物遗传工程等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谈家桢现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和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泽东称其为“老朋友”。
【毛泽东评点谈家桢】
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都不怕。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在上海》第1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
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谈先生，老朋友啦！
——摘自宋一秀、杨梅叶编著的《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第3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谈家桢小传】
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在浙江宁波的慈溪呱呱坠地了。那时，他家的家境还算富裕，在当地可以算得上是小康之家。谈家桢在宁波的小康之家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于无忧无虑的少年谈家桢来说，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最能唤起他强烈好奇心的是关于人的奥秘。天资聪颖的小谈家桢常常会对着镜子发问：“我是怎么变出来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他用孩子幼稚的心灵苦苦思索着这些在大人看来似乎极为寻常的问题，强烈的好奇心使他经常陷入无限的遐想之中。
1921年，谈家桢进入教会办的宁波裴迪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将《圣经》列为重点课程，首先灌输给学生的就是“上帝创造了人”。一天，外籍教师要谈家桢回答：“人是谁创造的？”谈家桢眨着眼睛，偏不去回答那个虚无的“上帝”，结果他被老师训斥了一通，但他毫不在乎。谈家桢虽然不相信老师的说法，但是，“人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让他信服的答案。这个问题，像一粒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他幼小的心中。
1925年，谈家桢转学到了浙江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1926年，谈家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三中，并被学校免试保送到苏州东吴大学学习，他选择了对自己一直有吸引力的生物学专业。
在大学里，谈家桢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美籍教师特斯克讲授的“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程对他影响最大。此外，他又结合课程内容阅读了一批有关进化论、遗传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书，特别是当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他顿时豁然开朗起来，多年来他苦苦求索的疑难问题，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
这时，谈家桢天真地想，动植物有个育种的问题，人是否也如此呢？如果可以用遗传学原理对人加以改良，那么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就可以提高，就可以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了。学生时代，谈家桢的头脑中生出了“科学救国”的思想萌芽。
谈家桢的刻苦好学、勤奋上进给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我国老一辈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年夏，谈家桢获得学士学位后，经胡教授推荐，成了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李汝祺教授早年在美国留学曾在著名学者和实验胚胎学家威尔逊和经典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果蝇遗传学的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他当时是燕京大学惟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
李先生很喜欢谈家桢，师生关系融洽无比。在以后60余年的岁月里，他们虽然各自历经沧桑，但始终相互尊重、相互支持。谈家桢的研究课题是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遗传规律的研究。在一年半时间里，谈家桢天天与这些小昆虫打交道，经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并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
李汝祺先生非常推崇摩尔根教授，谈家桢也非常尊敬这位遗传学的泰斗。研究生毕业前夕，一位同学在谈家桢的纪念册上写下“中国的摩尔根”。这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从小就想揭开“人是怎么来的”的这一大自然的奥秘，童年的理想一直是模糊的，而此时摩尔根创立的遗传学为他指明了清楚的方向，他下定决心要矢志不渝为这一理想奋斗终生。谈家桢把自己的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整理好，经李先生推荐，直接寄往摩尔根实验室。然后，谈家桢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着，他多么希望能得到大师的指点，去进一步探索“童年之梦”啊！摩尔根审阅了谈家桢的论文，甚为欣赏。不久，摩尔根就同意让谈家桢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谈家桢告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来到美国，成了摩尔根的“入室弟子”。
摩尔根实验室不仅以他卓著的研究成果闻名于国际学术界，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有他独特的地方：课题由学生自己确定，导师只在关键之处加以指点，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整个实验室的气氛既认真又紧张，大家以摩尔根为核心，不分彼此，相互尊重。在摩尔根实验室的两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独立完成或与其他遗传学家合作的十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顺利通过答辩，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时年才27岁。
谈家桢的刻苦治学精神以及作出的优异成绩，赢得了导师和同事们的肯定和尊敬，他的另一位老师杜布赞斯基邀请他继续留下来从事遗传学研究。谈家桢想到中国的遗传学才刚刚起步，底子薄，人才奇缺，自己有责任将所学带回去，推进和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杜氏见他决心已定，便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要他延长一年时间，跟随他一起工作。在其后一年时间里，谈家桢获得了博士后学位，杜氏仍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搞果蝇的种群遗传学研究。谈家桢只好抱歉地说：“我不能再等了，我的国家需要我回去。”杜布赞斯基不好再坚持，只好同谈家桢惜别了。
1937年，谈家桢回到了家乡，被浙江大学聘为生物系二级教授。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全部西迁，生物系最后迁到贵州湄潭一个破烂不堪的祠堂里。在以后的6年艰苦岁月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带着学生克服种种困难，进行果蝇和瓢虫的野外采集和试验，晚上在煤油灯下进行观察。1944年，就在那座破祠堂里，谈家桢取得了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他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1945年，谈家桢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国做客座教授。讲学之余，他对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做了进一步研究，终于完成了这一现象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于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的论文。论文马上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的遗传学说。被誉为“玉米夫人”的“转座因子”的发现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巴拉·麦克林托克高度评价了这项工作，说嵌镶理论的提出对于她所致力于研究的玉米转座因子问题，无疑开阔了思路，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至此，谈家桢成为国际遗传学界所密切关注的一位新崛起的中国遗传学家。
1948年，一场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李森科”风波席卷了国际遗传学界，也震动了作为摩尔根传人的谈家桢。当时，前苏联的“李森科派”猛烈抨击“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是“反动唯心主义”的“伪科学”，并将生物学领域的这一学派斗争上升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前苏联许多信奉“摩尔根主义”的生物学家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谈家桢反对“李森科派”们将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带入学术，但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假如，中国的遗传学界也出现一个“李科森派”，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呢？谈家桢其时正在瑞典出席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后又接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助，到意大利、法国、荷兰和美国进行讲学和考察。当时，国内正面临着全国解放。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认为，作为摩尔根弟子的谈家桢如果回到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有可能像许多前苏联的生物学家一样遭到迫害。他们极力劝阻谈家桢回国，要他定居美国，专心从事他的研究。一位美国遗传家甚至邀请他一起去日本联合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所产生的遗传效应，并许诺给他很高的待遇。
这时的谈家桢面临着两难选择，若是留在美国，可以从事他心爱的研究，但是这与他为自己国家效力的抱负与志向相背。现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他怎么能寓居海外，使自己与祖国人民如同陌路之人呢？怀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1948年底，谈家桢又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回国后，谈家桢任教于浙江大学，并没有因为他是摩尔根的弟子而受到排斥。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谈家桢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
然而，1952年6月29日，由《为坚持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为发端，国内也开始推行李科森那套东西和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说。谈家桢因之受到牵连，他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并被迫“检查”。此时，肩负着巨大压力的谈家桢并没有气馁，他仍坚持翻译国外的遗传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并相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没有过错。
1956年，“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这次会议使中国遗传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求同存异”的会议宗旨，谈家桢将埋藏在他心底几年的话和盘托出，他就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与支持下，谈家桢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与前苏联“李森科派”的学说进行了公开的斗争和抵触，表现了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和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