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可以扬徒兵之长而避徒兵之短。徒兵遇山则登，车兵遇山辄止。《吕氏春秋·简选》云：“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墨子·非攻》云：“古者吴阖庐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5云：“此云‘奉甲执兵，奔三百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这些多力者和利趾者，都是精锐的徒兵。
其二，可以出敌不意，避实击虚。《孙子·计》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同书《虚实》云：“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楚国在三个隘口或许没有戍兵，即或有戍兵也很少，楚人根本没有想到吴师竟然会舍坦途而取险径的。吴师的进军路线，以近乎完美的形态体现了孙武的兵法。
吴师的进军路线，以喻宗汉所考最为近实，详所著《吴师入郢之战有关问题探讨》。
楚师与吴师夹汉水而阵，在楚师是力求阻敌于汉水之阳，在吴师是力求歼敌于郢都之外。左司马沈尹戌是当时楚国最优秀的将领，他自请率偏师经申县出方城，调集方城内外的楚师，烧掉吴师留在淮汭的战船，回过头来，占领城口，封锁三隘，南下拊吴师之背。
沈尹戌建议囊瓦暂且固守汉水南岸，吴师上移则随之上移，吴师下移则随之下移，以防堵为务，待沈尹戌南过城口之后，囊瓦再挥师渡汉。这样，吴师腹背受敌，楚师就稳操胜券了。沈尹戌的建议是当时楚师唯一的上策，如能实现，则楚师将变被动为主动。楚国东北方向的天然屏障是一道山和一道水，如今一道山既已失守，就只能固守一道水了。在楚师主力未受致命打击之前，只要他们昼夜严密监视对岸的吴师，吴师就很难渡汉南下，郢都就可能保住，囊瓦所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细心。
可是，战局的演变受着多重因素的影响，有敌方的因素，有己方的因素，与天时有关，与地利有关，当然也与人和有关。因此，总会有事前无法预见的事态。为将者须善于随机应变，临机决策，相机用兵，寻机歼敌。沈尹戌北去后，楚国个别将领的不同意见竟把囊瓦说动了。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将军武城黑说：“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旧注以为木和革所指的都是战车，实则大谬不然。战车如有革，无论天气好坏，都不会比无革的差。木和革所指的都是盾和甲，吴师所用的多为木制，楚师所用的多为革制。通常是革优而木劣，但若受潮，则革易刺穿，而木更坚实，优劣就易位了。当时大概天气不好，武城黑才有这样的忧虑。其实，两军隔水相持，还不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武城黑忧虑得太早了，而糊涂的囊瓦却也着急起来了。将军史皇对囊瓦说，楚人喜欢司马(沈尹戌)，讨厌令尹。如果司马的计划实现，就等于他独建奇功，令尹一定要速战速决，以求立功，否则，将难免受到谴责和处分。史皇本人求战心切，乃出此挑拨离间的下策。囊瓦不暇细思，仗着兵力的优势，竟挥师渡汉了，这正中伍员、孙武下怀。
楚师列阵于小别、大别之间。小别、大别都是山名，前者在今汉川，后者在今武汉，春秋时代它们都在汉水北岸，后因汉水改道，如今都在汉水南岸了。两军三度合战，楚师且战且向西引退，吴师且战且向西挺进。囊瓦打算逃跑，史皇大为不满，对他说，遇危难就逃跑，您还敢回郢都吗？您如果战死了，楚人倒会原谅您过去的罪愆。囊瓦无奈，只好继续作战。
十一月庚午，两军决战于柏举。旧说以为柏举在今麻城，不确。
按两军转移的方向推测，柏举应在今安陆一带。清早，阖庐之弟夫概王请求做先锋，阖庐不从，可能是因为阖庐有猜疑之心，怕夫概王立功太多易生后患。焉知夫概王敢于违阖庐之命，以其私卒五千冲击囊瓦的私卒。囊瓦的私卒溃散了，吴师乃全军出击。楚师大败，史皇奋战而死，射力竭而俘，囊瓦则快马加鞭逃往郑国去了。吴师追击楚师，夫概王所部一路领先。近清发水即今涢水时，夫概王令其卒稍停，待楚师半渡，才奋力进击，楚师又损失了大量将士。
楚师残部继续西撤，饭刚做好，吴师又追到了。楚师弃食而逃，吴师则坐享其成，吃饱了再去追击。以战胜且吃饱的部队，追击战败且挨饿的部队，如以虎逐羊。楚师退到雍澨(在今湖北京山)，又被吴师追上，从此溃散，吴师则进逼郢都。
据《韩非子·说林》，吴师在小别与大别之间三战皆胜之后，阖庐曾有退兵之意，问于伍员。伍员以人溺于水为喻，说只喝一口水还死不了，要连喝多口水才呛死，为今之计，应该叫那溺水的人沉下水底去。经伍员提醒，阖庐才下了进取郢都的决心。
十一月己卯，即柏举决战后九天，昭王一家连同其妹季芈携随从弃都避难。南渡雎水时，吴师逼近，昭王命箴尹固上岸，去用象群阻击吴师。当时楚宫的园囿里养着象，昭王出都时，群象大概负重随行，及雎水而止。箴尹固在群象的尾巴上一一系上火把，一一点燃，驱赶它们向吴师冲去，这样，至少可以起暂时阻滞吴师的作用。昭王走得十分仓促，大夫蒙穀听说昭王走了，跑到宫中去查看，发现记录着法规的《鸡次之典》还在那里，当即扛起来，躲进云梦中去。
次日为十一月庚辰，即柏举决战后十天，吴师攻破郢都。自吴王而下，按尊卑顺序，分别住进楚王的宫室和令尹、司马等官员的府第。阖庐有子名子山，住进囊瓦的府第，其豪华仅亚于王宫。夫概王不服，要去攻打子山。子山闻讯，急忙迁出，让给夫概王。
沈尹戌经申县出方城，至息县烧吴船。获悉郢都陷落，迅即领兵回救。所部在雍澨与吴师遭遇，沈尹戌力战负伤。他是番人，早岁入吴国，为公子光家臣。后来效忠于楚国，但其元配夫人仍在吴国。这时，他若为吴师所获，势将受辱，因此，他宁死不降。沈尹戌问左右，谁能把我的头带走，不让它落到吴人手里？侍从中有一位名叫句卑的，也是吴人，追随沈尹戌多年，自荐说，我出身微贱，不知能否当此重任？沈尹戌对他说，这些年来，我没有发现你的贤能，深为抱歉，你当然能完成我的嘱托。于是，沈尹戌奋力再战，又两次受伤，终于阵亡。句卑割下他的头，把他的尸身藏起来，把他的头裹在包袱里带着逃走了。
昭王渡过汉水，进入“云中”。“云中”即郧中，属郧县。一天晚上，正露宿时，遇到强盗。强盗用戈击昭王，王孙由于扑在昭王身上，昭王无恙，王孙由于则因肩部重创而昏迷不醒。在黑暗和慌乱中，昭王一行逃往郧县。人既困乏，路又崎岖，季芈走不动了，由钟建背着她走。昏厥的王孙由于，谁都以为他死了，但他有幸苏醒过来，而且居然追上了昭王。
郧公为斗辛，其弟有斗怀和斗巢。斗怀要杀死昭王，为其父蔓成然报仇，被斗辛断然阻止。《左传·定公四年》记斗辛说：“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必犯是，余将杀女(汝)。”斗辛的君臣观念，代表了楚人传统的主流。由斗辛和斗巢护送，昭王一行逃到了随国。昭王流亡的路线，由南而东，由东而北，大致是马蹄形的。
吴师也到了随国，吴人怀疑昭王正在那里。吴和随的公族都是姬姓，都算是周室的子孙。凭着这点缘分，吴人劝随侯及其臣僚顾全周室，不要隐藏把汉阳诸姬吞并殆尽的楚王。吴人许诺，只要把昭王引渡给吴人，汉东就归随国所有。
楚对随这个附庸一向很开明，相应地，随对楚这个宗主一向很忠顺。这时，随人矢口否认昭王逃进了随都，还对吴人说，敝国是个小国，是楚把敝国保护下来的，敝国和楚世世代代有盟誓，至今如此。如果遇到危难就背盟叛楚，以后又怎么能侍奉贵国的大王呢？
贵军只是没有捉到楚王罢了，以后只要贵军平定了楚国，敝国敢不唯命是从吗？吴人以为昭王确实没有逃进随都，又见随人态度坚定，就置之不问了。
昭王有庶兄名子期(公子结)随行，其状貌与昭王有些相像。
在吴人追逼随人时，子期让昭王和少量随从秘密逃出随都暂避，自己假扮昭王，请随人把他当做昭王引渡给吴人。随人犹豫，为此卜问，其兆不吉，于是作罢。吴师撤离后，昭王重入随都，割破子期心口的皮肉，取血与随侯盟誓。
《淮南子·泰族训》记吴师入郢后，“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烧粟和破钟，表明吴人没有久占郢都和灭亡楚国的信心，只是竭其全力摧残楚国。九龙之钟，《新书·耳痹》作“十龙之钟”，是楚国王权的象征。至于鞭平王之墓，则是伍员所为。
《吕氏春秋·首时》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
《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则为：“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鞭尸之说独见于此传，未可置信。入郢前打着主动仗的吴人，入郢后却打起被动仗来了。伍员被复仇的欲火烧昏了头脑，阖庐则过分宠信伍员，以致吴人迟迟不愿撤兵。吴人悬师远出，以寡击众，贵在速战速决，速进速退，不可旷日持久。如孙武有指挥的全权，吴人早就退兵了。《孙子·作战》云：“兵贵胜，不贵久。”“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显然，吴人迟迟不撤兵与孙武的战略思想是不相合的。
吴师在楚国的腹地滞留得愈长久，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愈严重。
楚人有怀旧、念祖、爱国、忠君的传统，昭王又以宽厚仁慈著称，吴师的行为愈残暴，楚人的反抗就愈强烈。《汉书·刑法志》记郢都父老为昭王送行，“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新书·输诚》记吴师入郢前两年，冬季严寒，昭王“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赈饥者”。吴师入郢后，那些曾受昭王之赐的平民不惜与吴师拼命，对阖庐尤为痛恨，以致有一夜阖庐换了五个住处。《淮南子·泰族训》记昭王奔随后，楚人群起与吴师斗争，没有将领，就由当过兵的负责操练和指挥，“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昭王长庶兄子西(公子宜申、公子申)逃到脾洩(地望失考)，建树王旗，安定人心，招集散兵，组织抗战。有个以屠羊为业的小商人，名说，号为“屠羊说”。昭王流亡时，屠羊说紧随不舍，大概是为了杀羊给昭王吃吧？事见《庄子·让王》。
大夫申包胥曾是伍员的密友，伍员出奔时途遇申包胥，他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对他说，您就尽力而为吧！
您如果能颠覆楚国，我就一定能复兴楚国！这时，申包胥托人代他去见伍员，对伍员鞭平王之墓的行为严加谴责。《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员托来人带口信给申包胥说：“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见伍员如此一意孤行，便跑到秦国去求援，对秦哀公说，吴国像大野猪(“封豕”)、大长虫(“长蛇”)，要把上国一个一个吞灭。敝国灭亡了，贵国也将不得安宁。贵国何不出兵？出了兵，至少可以分到一些土地和民众。以后敝国如果永劫不复，也将是贵国的土地和民众；贵国如果有意保存敝国，敝国将世世代代服侍贵国。秦哀公听了尚不为所动，答称要商量商量。申包胥不肯告退，相传也不肯进食，靠在墙边，哭了七天七夜之久。这些情节是否一概如实，毋庸深究，总之，恳切、哀痛之至。秦哀公终于答应出兵了，为之赋《诗·秦风·无衣》，其中有句云：“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申包胥感激不尽，顿首九次，方才坐下。
公元前505年———昭王十一年，春夏两季，这场战争把另外几个国家也或深或浅地牵扯进去了。周天子见楚国为吴师所破，自顾不暇，派刺客到楚国去，杀死了王子朝。蔡国因负责吴师的补给而缺粮，向鲁国求助，鲁国送了些粟给蔡国。越王允常见吴师主力久出不归，乘隙袭扰吴国。秦师五百乘，以子蒲、子虎为帅，出武关，过申县，败夫概王于沂邑(在今河南正阳境)。大约同时，散而复聚的楚师败吴师于军祥(在今湖北随州西南)。这样，秦师纵横于方城内外，楚师出没于汉水南北，楚人则支援秦师和楚师而阻挠吴师，吴师穷于应付。
是年秋，楚秦合兵击灭为虎作伥的唐国。夫概王不告而别，率所部回吴国，自立为王。阖庐见前方大势已去，后方大患日亟，当即命全军撤回吴国。
阖庐所部击溃了夫概王所部。夫概王逃奔楚国，楚国把他安置在棠溪(在今河南遂平北)。
历时十月的一场大战终于结束了，它所显示的战略和战术值得后世兵家悉心揣摩。吴人大规模使用陵师兼舟师，兵员达三万；远距离奔袭，里程近两千：这些，都创了历史纪录。当时的陵师兼舟师，类似于当今的海军陆战队。吴人不仅是以寡击众，而且是以劳击逸、以徒击车，他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交战双方所较量的，不仅是国力、兵力孰强孰弱，民气、士气孰高孰低，智术、心态孰优孰劣，而且是道孰有孰无。在战争的前段，吴有道而楚无道；到战争的后段，就转化为吴无道而楚有道了。胜利与失败的易位，牵连到许多变动不定的因素，有道抑或无道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前提。精明老练如伍员、孙武，在以有道伐无道时，得心应手；但在以无道抗有道时，就心劳日绌了。
孙武留下一部兵法，冠冕古今。人们研究得很多，而且似乎方兴未艾。孙武还留下了麾师入郢的一个战例，可惜人们研究得还很少。在这场大战中，受祸最惨的是郢都的国人。宜城的土著对2500余年前的这段往事未能忘怀，至今仍有许多关于平王和昭王的传说，对平王褒少贬多，对昭王则有褒无贬。原有昭王庙和昭王井，韩愈过宜城时作《题楚昭王庙》诗云：“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吴师退走之后，昭王回到郢都，时为十月。郢都经吴师蹂躏，残破不堪。于是，昭王迁都，而仍称之为郢，以示不忘其旧。这个新都在今湖北江陵，详见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