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王是平庸而不昏聩的国君，子庚、子冯、屈建都是干练而不优秀的令尹。他们大致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康王柄政15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对内的，是抑制豪强；一件对外的，是结好诸侯。为第一件事贡献最大的，是本国的司马掩；为第二件事贡献最大的，是宋国的左师向戌。在15年中，国力持续增长，民气未受损伤。这样的政绩，使康王和他的臣僚有理由为之自豪。
（第六节成熟的文化
杰出领袖人物不常有，他们是历史的花朵，开于所当开，谢于所不能不谢。在有杰出领袖人物的时代，如武文时代和成庄时代，功业煊赫，但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很快，他们为文化所做的工作是开垦和播种。反之，在没有杰出领袖人物的时代，如共康时代，政绩平淡，但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很慢，前人播种的到了后人收获的季节。
1978年到1979年发掘的河南淅川下寺的24座楚墓，披露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楚国社会的许多信息。
下寺的楚墓，从所出青铜礼器的数量、规格和铭文来看，2号墓是主墓，1号墓和3号墓是陪葬墓。在这3座墓中，都发现了“楚叔之孙倗”作器的铭文，可证2号墓的墓主是“倗”。“倗”即令尹子冯。至于“楚叔”，大概不是子冯的祖父贾，而是氏的始祖章。2号墓所出的升鼎，腹铭记作器者为公子午即令尹子庚，但盖铭记作器者为倗，应是子庚死后其升鼎为倗所得。
按，公子午死于公元前552年，子冯死于公元前548年，相去仅4年，时当春秋晚期前叶。下寺楚墓所出的铜器和其他器物，无论技术水平还是艺术风格，都可以作为共康时代的代表性器物。至于制作这些器物的技术前提的艺术前提，则是在成庄时代创立的。
下寺楚墓所出的青铜器，主要是用分铸法制成的。只有少量的器物和部件，如鬲身连同鬲足以及器盖和圈顶等，用了早期青铜铸造工艺的浑铸法。春秋时代的分铸法，中原以先铸附件、后铸器身为常规。下寺的青铜器不然，多数是先分别铸出器身和附件，再用铜或锡作焊剂把器身和附件焊接起来，这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工艺。当时楚国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成就，是娴熟地掌握了熔模铸造法。所谓熔模铸造法，简单说来，就是用熔点和硬度都很低的材料做成模子，在模子上淋浇泥浆并涂抹耐火材料，硬化为铸型，加热使模料熔化并流出，然后浇铸成器。模料通常是蜡，所以这种铸造法俗称失蜡法。熔模铸造法可以制作复杂而精密的器件，因而号称精密铸造法。我国熔模铸造法创始的年代，从文献中考察，只能定在中古。下寺所出的青铜器，以及不知何地所出而现已流落海外的楚共王熊审盂，证明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有高度发达的熔模铸造工艺。2号墓所出的铜禁一件，器身有多层透雕云纹，器周有上下两层共24只镂空透雕的攀附兽和兽形足，就是熔模铸造法的杰作，工艺水平的高超即使放在今天也会令人兴巧夺天工之叹。2号墓所出的55号大鼎有6只镂空透雕的攀附兽，通体无合范毗缝和锻打或焊接的痕迹，也一定是用熔模铸造法做成的。
西方的熔模铸造法，发明虽比中国的早，发展却比中国的慢。西方任何古国遗留下来的熔模铸造法制成品，与楚国的熔模铸造法制成品相比，无不显得又简单，又粗糙，落后了不止一个发展阶段。
当时用青铜铸造的农器和匠器，有、斧、锛、镰、凿、削、锥等。当然还有其他器类尚未见到，原因是农器和匠器不登大雅之堂，惯例不用来随葬。而且，木制的器具在地下容易朽尽，铜制的器具到不堪复用时要回炉，以免浪费当时被认为“美金”的铜料。
下寺楚墓24座，唯独2号墓有青铜制作的农器和匠器共26件出土。
在其余23座陪葬墓和殉葬墓和随葬品中，农器和匠器一无所见。已知属于这个时期的楚国的农器和匠器，形制与中原同期同类器大致无异。唯独带锯齿的铜镰有南方特色。无疑是用来收割水稻的。在境土相接、商旅相通的列国之间，生产工具的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是不会怎么突出的。还有车具、马具之类，情况也如此。这些器具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无秘密可言。熔模铸造工艺就不同了，那是尖端技术，楚国要保密的，北方诸国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
当时的铜器，可登大雅之堂的是礼器、兵器和乐器。
楚国的青铜礼器虽以中原和关中的青铜礼器为张本，但有不少别出心裁的变化，到春秋中期已自成一体了。
鼎为青铜礼器之冠，青铜礼器的系属和特色首先显示在鼎上。
楚式鼎令人耳目一新，在春秋时代可谓鹤立鸡群。
王和上大夫以及附庸诸侯所用的祭器升鼎尤为奇特，此类鼎始见于春秋中期，自铭为“”，因而考古学界称之为升鼎。升鼎的显著特点是：1.平底；2.束腰；3.立耳外撇；4.腹周有攀附兽6只或4只；5.其精品在口沿、腰周和底缘都有繁缛的环形纹饰，蹄足上部有扉棱。升鼎的怪异和工巧都出人意表，最能显示茁长期楚文化的独创性。随葬升鼎的多少和精粗，与墓主的身份相称。下寺2号墓的墓主是令尹，位居上大夫之首，有升鼎7件，与周制诸侯的用鼎数相等，当然可以说是“僭越”的。曾国也有升鼎，始见年代与楚式升鼎相近，平底和束腰与楚式升鼎相似，但总体风格与楚式升鼎不同。楚式升鼎与曾式升鼎可能有源流关系，战国时代的曾侯仿制了比较粗劣的楚式升鼎，由此可知，最初曾仿楚的可能性大于楚仿曾的可能性。
已知年代最早的楚式鼎不是升鼎，而是始见于春秋早期的一种折沿附耳鼎。此类鼎的形制显然取法于西周末东周初的一种周式鼎，可是，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它由不束颈变为束颈，由不折肩变为折肩，足渐高，壁渐直，腹渐圆，有了凸棱子母口，外加圈顶盖，体态由浑朴渐变为精巧，形制由量变达到了质变。自铭为“”，考古学界称之为于鼎。下寺1号墓出土于鼎10件，计有对鼎4组，单鼎2件。每组对鼎尺寸、形制全同，各组对鼎大小递减。最大的一对有六柱圈顶盖，盖和腹都有细密的纹饰，足有兽纹。所有10件于鼎，无一非精工铸造。鼎列如此壮观的阵容，实为罕见。周制鼎用奇数。楚制不尽然，升鼎也用奇数，于鼎却用偶数。
郑国和徐国也有于鼎，年代较晚而工艺较劣，无疑是仿楚之作。
还有一种罐形鼎也是典型的楚式鼎，有平盖或拱盖，直领小口，宽肩，圆腹，圜底，肩上附直耳，兽面矮蹄足。最早的3件分别出自下寺1、2、3号墓，其中3号墓所出的1件自铭为“浴兴”。
春秋晚期曾国也有罐形盖鼎，其形制与楚国的罐形盖鼎相同。
在楚国的青铜礼器中，还有一种自铭为“盏”的，也是楚式器。
盏，似鼎非鼎，似簋非簋，有盖，盖上有4个环纽，盖缘有4个扣卡，上腹有4个与环纽大小略同的环耳，4个环纽间距相等，扣卡、环耳也如此，钮、卡、耳上下相对或相错，三足特矮。春秋中晚期，盏流行于楚地。
已知属于共康时代的青铜兵器，有戈、矛、戟、殳、剑、钺、匕首、箭镞和铠甲等，显然以戈居多，矛较少，戈矛合体的戟更少，殳尚罕见，剑尚在引进、仿造阶段，钺可能只作仪仗用，匕首无关紧要，箭镞性能优良，铠甲有多种。这时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戈、矛、戟、殳都是车战的利器。楚国戈、矛、戟、殳的特点，一是长大，二是精良。例如：下寺8号墓所出的1件戟，援长逾30厘米；下寺2号墓所出的1件矛，身骹通长也有30厘米。上等贵族所用的戈、矛、戟、殳装饰华丽，通常有铭文，甚至是错金铭文。楚人引进和仿造的剑，起初是巴式剑———即所谓柳叶形剑，后来是越式剑———包括吴式剑在内。越人和吴人的铸剑技术举世独步，楚人虽竭力模仿，仍自愧弗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青铜铸造的乐器主要是编钟，此外有钲———或称丁宁。共康时代是否有铙和铎，据现在资料还无法断定。这时楚国的编钟造型巧，音色美，体制大，全面地超过了中原同期的编钟。编钟有甬钟、钮钟、镈钟三类，每套都有严谨的组合关系。下寺1、2、3号墓出土编钟4套共52件，计分：甬钟1套，26件；钮钟2套，每套9件；镈钟1套，8件。
铸钟有其特殊的难点。事先必须设计好各种的不同音响，制作好各件钟的不同铸模，调剂好铜、锡、铅的配比，稍有失当之处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报废，难就难在这里。古人没有现代的科学仪器，铸钟全凭经验，这是非有精深的乐律知识、敏锐的辨音能力和娴熟的加工技艺不可的。《国语·周语》记公元前522年周景王铸大钟，单穆公以为不可，他说：“先王之制钟也……重不过石。”
石为周制120斤，相当于今制50余斤。周景王不听。强迫匠师铸了一枚大钟，乐工谎报说成功了。一年后，周景王去世，乐工才承认失败了。下寺所出的甬钟，最大的一枚通高1.22米，重达160.5公斤，估计比周景王所铸的大钟重一倍有余，然而是真正成功了。
青铜器的风格因时而异，楚文化茁长期青铜器的总体风格是：
器型清秀，工艺精巧，纹饰富丽。清秀的极致，是由高足、束腰等特征所构成的亭亭玉立的体态。精巧的极致，是由细密的熔模铸造工艺所呈现的玲珑剔透的结构。富丽的极致，是堂皇而优雅，如下寺所出某些铜鼎纹饰的凹入部位镶嵌着光洁乌亮的黑漆，衬托着纹饰的凸出部位，这在北方的铜器上是见不到的。
冶金、髹漆、织帛三大行业，最能显示楚国物质文化的先进性。
共康时代的楚国，在冶金这个行业中占着领先地位，大致如上所述；在髹漆、织帛两个行业中是否也已领先，则尚难断言。已知保存完好而年代最早的漆器，出自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大致可判定属于共康时代。这些漆器都用厚木胎，比较笨重，可是漆衣至今鲜丽如初。楚地有丰富的漆源，而且气候适于制作漆器。后来的资料表明，楚国的髹漆行业也领先于列国。至于春秋时代的丝绸，则至今还不见完好的实物出土，仅仅根据零星的线索，是很难分辨孰优孰劣的。
武文时代，限于生活天地的狭小，能操夏言的楚人还很少，主要是贵族。经成庄时代到共康时代，多数楚人———无论其为贵族，为平民，已经兼通楚言和夏言了。此后的发展趋向是操楚言的日渐减少，操夏言的日渐增多。这是一个进步的趋向，楚人并不因此而抱憾。楚国的上等贵族熟知北方的文献，动辄引经据典。被他们称引得最多的，是《尚书》、《军志》和《诗》。他们所受的教育，显然不比北方的上等贵族所受的教育逊色。
关于共康时代楚人的文化素养，不烦缕述，这里只讲知音，以见一斑。《吕氏春秋·本味》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据高诱注，伯牙和钟子期都是楚人。按，楚国以伯为氏的家族只有一个，即来自晋国的伯州犂及其子孙。灵王即位后，伯州犂被害。昭王即位后，伯州犂的孙辈逃离楚国。由此推想，伯牙可能是伯州犂的子侄，比后来成为吴国太宰的伯嚭高一辈。楚人不喜鼓琴而喜鼓瑟。
迄今已出土的楚国乐器，琴甚少而瑟奇多。晋人则不然，其俗喜鼓琴，这可以作为伯牙乃晋裔的旁证。楚国的钟氏是一个音乐世家，他们以钟为氏，应是由于楚人尚钟成风，因而让司乐之官即司钟之官以钟为氏，类如晋国的孙黡司典籍，其子孙乃以籍为氏，都是所谓“氏于事”。《吕氏春秋·精通》高诱注曰：“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此说可从。钟仪为郧公，居处近涢水，当汉水中游，钟氏大概就住在汉水中游至下游。因此，据说钟子期听伯牙鼓琴的地点在汉水下游。今武汉汉阳区，汉水南岸有地名琴断口，故老相传，就是伯牙与钟子期相识的地方。今武汉汉阳区内，龟山脚下，月湖岸边，有琴台，乃后人为追念伯牙和钟子期而筑。
《荀子·劝学》说：“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这是极言伯牙琴艺之高，妙造化境。钟子期善辨磬音，一如善辨琴音。《吕氏春秋·精通》说，他能从磬音中听出击磬者的心情来，所言无不中。钟子期知音，也妙造化境了。
一方的风土养育了一方的人才，楚俗喜乐舞，楚人多精于其道，因而有钟子期和伯牙这样神乎其技的大师。高山流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