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州犂答，这是去召集军吏。共王说，不错，那些军吏都聚集到中军中去了。伯州犂应声道，他们要商议战斗计划了。共王说，搭起帐篷来了。伯州犂解释道，要在先君的神庙前面占卜了。共王说，帐篷拆掉了。伯州犂预测道，快要发布命令了。共王说，人声喧哗，尘土飞扬(“甚嚣”、“尘上”)伯州犂解释道，那是在填井、拆灶，以便就地布阵。共王说，都上车了，可是有些车左、车右拿着兵器又下车了。伯州黎解释道，他们正在听主将的号令。共王问，要跟我们开战了吧？伯州犂答，还不一定。共王问，车左、车右上了车，怎么又都下车了？伯州黎答：他们在祈祷。
共王虽是第二次出征，但亲临前线还是第一次，登上“巢车”看晋营的动静，样样都新鲜。晋人的风俗与楚人的风俗有不少区别，共王难免莫名其妙。伯州犂以晋人言晋事，了如指掌，因而能够解释得一清二楚。
楚人用兵，也要祈祷，也要占卜。祈祷在将出兵时由楚王举行，地点是宗庙。占卜在将作战时由司马或并非司马的元帅举行，地点通常是战场。晋人临阵而占卜，将战而祈祷，与楚人的惯例是不大一样的。
“巢车”是当时的先进军械，便于己方了解敌方营垒的布局和动向。子反抢先逼近晋营布阵，可能是事先在“巢车”上经过瞭望做出的正确决策。
晋师受楚师紧逼的约束，不易施展。鲁师和卫师尚未赶到，齐师虽已赶到而暂时还不能参战。栾书准备固守三天，待楚师引退时反击。郤至认为楚师有几个严重的弱点，即令尹与司马不和以及郑军不整肃、蛮军无阵法等，不难击败。晋厉公一度准备退兵，但为楚裔的苗贲皇劝止。苗贲皇建议以偏师应付楚人的左军和右军，以四个军合击中军王族。苗贲皇的这个战略，对于像庄王那样精通韬略的国君是无效的，对于像共王这样不谙兵法的国君就可能有效了。
晋厉公再次行筮，据说得吉兆，这才下令出击。
晋营前面有一片沼泽，战车不得不从两边绕行。晋厉公的戎车陷入沼泽，随从大惊。幸得车右栾身强力壮，一鼓劲把这乘戎车赶上了平地。否则，晋师若陷入混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楚中军顶住了晋主力的合击，可想而知，楚人打得异常顽强，而且子反的指挥没有发生重大的失误。可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共王负了伤，晋将吕锜射中了共王的一只眼睛。共王不胜其愤，派人把养由基找来，要他为自己报仇。
养由基是邓裔楚人，以善射著称。《战国策·西周策》记苏厉云：“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汉书·枚乘传》云：“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鄢陵之战的前一天，养由基和潘党比赛箭的穿透力，两人都射穿了用七层皮革制作的甲，兴高采烈地对共王说，大王有我们这样的两个臣子，还怕打不败晋人吗？共王或许一时糊涂，或许出于一种反常的心理，竟训斥他们说，只怕明天你们自己会被射死的。待到自己受了伤，共王才不得不求助于养由基。他给养由基两支箭，叫养由基去射杀吕锜。养由基不辱君命，只发一支箭就射中吕锜的头颈，吕锜当即倒毙。养由基拿着剩下的一支箭，向共王复命。
郤至冲得快，三次遇到共王的乘广，每次都跳下战车，脱下头盔，趋前向共王致敬。共王命工尹襄送给郤至一张弓，以表慰问。
郤至受弓后，三次向工尹襄顿首，随即退走，登车再战。
郑师被晋师击败，韩厥和郤至先后与郑成公遭遇，他们都以为不可捕捉或伤害国君，因而都暂停追击。郑成公的车右唐苟跳下战车，与晋人格斗而死。车左石首快马加鞭，保护着郑成公逃走了。
子重虽与子反有不同意见，但他指挥左军作战是不遗余力的。
栾曾经访问过楚国，见过子重，在战斗中望见子重的旌旗，请求晋厉公允许他向子重敬酒，晋厉公同意了。可是，作为晋厉公的车右，栾这时不便离开晋厉公。于是，请专管外事的行人代他去向子重敬酒。子重听行人说明来意，称赞栾记性不错，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吩咐行人回去，自己继续击鼓进兵。
天黑了，双方收兵，各回本营。子反派军吏传告全军：连夜护理好伤员，补充好车兵和徒兵，整修好兵器，收拾好车马，听到鸡鸣就进食待命。晋人风闻楚人如此传令，不免忧惧。苗贲皇奉元帅命巡视全军，下达命令，要求把战车清理好，把马匹喂养好，把士卒补充好，把兵器磨砺好，把工事修筑好，吃得饱饱的，为胜利祈祷，准备明天继续打仗。苗贲皇故意放一些战俘回楚营去，让他们去报告晋营的动静。共王听到了获释的战俘带来的信息，派人找子反来商议对策。不料子反的家仆谷阳为了让主子解乏，违反军规，献酒给子反。子反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晋见共王。共王叹道，怕是天意要让楚国打败吧！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说罢，弃军而逃。楚人见国君不告而去，也连夜弃营而逃。楚师遗弃在营垒里的军粮，让晋师足足吃了三天。
楚师退入方城后不久，共王派使者对子反说，前次城濮之败，先大夫子玉有责任，因为先君不在军中；这次鄢陵之败，是寡人的罪过，你无须引咎自责。子反对共王的使者说，大王赐我死也是应该的，我的士卒确实也逃跑了。子重派人对子反说，以前打了败仗的怎么自处，你是知道的，你也该考虑了。这是敦促子反以子玉为榜样，自尽以谢国人。子反对子重派去的人说，即使没有先例，只要大夫(子重)让我去死，我也不敢贪生忘义的，是我打了败仗，我还敢不死吗？于是，子反自尽。
楚师败于鄢陵，论者多归咎于子反醉酒误事。诚然，子反不能辞其咎。身为元帅，律己不严，乃至临敌酗酒，实为玩忽职守。但就激战一天的结局来看，双方其实不分胜负。子反在开战前所做的部署是正解的，使晋人难于施展手脚。他在休战后所做的部署也是正解的，又给晋人添加了精神压力。假如楚共王不弃军而走，翌日再战，鹿死谁手尚难论定。在这样近乎势均力敌的混战兼恶战中，谁能坚持不懈，谁就有比对方更多的获胜机会。可是，楚共王一逃，楚师必定陷于恐慌之中，就非撤退不可了。晋厉公的品性和教养都不及楚共王，但他没有弃军而走，尽到了一个国君在战场上应尽的责任。假如晋厉公弃军而走，那么，败退的就不是楚师而是晋师了。
兵者危事，必须慎始慎终，稍有疏忽懈怠，就可能因“一举不得”而“前功尽弃”，这样的教训层出不穷，楚师败于鄢陵也是一个实例。晋国的有识之士知道晋师获胜实为侥天之幸，头脑是清醒的。
《国语·晋语》记晋师占领楚人遗弃的空营之后，士燮站在晋厉公的车马前面说，大王年幼，诸臣才弱，我们不知凭什么福分才获得了这次胜利！我听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我怎么能知道这不是天意要让晋人获胜以后便告诫和激励楚人呢？大王和各位臣僚都要以此为戒才好。德为福之基，无德而福大一如无基而墙高，很快就要垮掉的。士燮大概有某种使他不安的预感，才说出这话来，并非危言耸听。在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就接连演出了君诛臣、臣弑君的惨剧，相比之下，楚国反而是稳定的。
（第三节“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楚国战败了，但它的实力未受重大损伤。郑国也如此，而且没有因此而背楚从晋。不过半年，即在公元前574年———共王十七年，春，郑袭晋，这表明晋在鄢陵之战中只是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战胜者，否则郑是不敢轻启边衅的。同年夏，楚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晋与周、齐、鲁、宋、卫、邾、曹合兵伐郑，楚令尹子重率师救郑，联军望风而退。是年冬，联军又伐郑，楚公子申领兵救郑，联军又知难而退。是年末，晋厉公及其嬖臣杀“三郤”———即晋国当时最大的家族郤氏的郤锜、郤犨、卻至，陈尸于朝。其明年春，栾书和荀偃弑晋厉公，迎晋襄公曾孙周子而立之，是为晋悼公，时距晋胜楚于鄢陵仅一年半。
楚败于晋，舒人以为有隙可乘，公元前574年———共王十七年，舒庸潜引吴师围攻巢邑。楚公子橐师领兵东征，赶跑了吴师，击灭了舒庸。
其明年，楚伐宋，晋救宋，楚、晋战于宋邑鼓城附近，楚师因不利而退却。
右司马公子申贪黩而跋扈，接受小国的贿赂，侵夺令尹子重和左司马子辛的职权。公元前571年———共王二十年，公子申被杀。
其明年，令尹子重率师伐吴。楚师首次东渡长江，一度攻占鸠兹(在今安徽芜湖东)，但将军邓廖被吴师俘获。楚师刚退走，吴师即西渡长江，攻占驾邑(在今安徽无为)。
不久，子重病故，子辛继为令尹。子辛的贪黩甚于公子申，向陈国索贿太苛，乃至迫使陈国背叛楚国。公元前568年———共王二十三年，杀子辛，以子囊(公子贞)为令尹。公元前566年———共王二十五年，子囊率楚师围陈都。晋、鲁、宋、卫、曹、莒、邾诸国虚言救陈，然而意见分歧，迟迟不出兵。陈不得已，向楚乞和。
郑国在顺境中过了几年，它的执政大夫有点忘乎所以了，居然去袭击楚国的附庸蔡国，俘虏了蔡司马公子燮。公元前565年———共王二十六年，冬，楚伐郑以问罪，子囊为元帅。郑国的大夫商议对策，有主张向楚人求和的，有主张等晋人来救的，莫衷一是。执政子驷说，事势危殆，民众已急不可耐，我们姑且顺从楚人吧！以后晋人打来，我们再顺从晋人就是了。我们以后就放一些玉帛和牛羊在边境上，无论楚人、晋人，谁来打我们，我们都毕恭毕敬地献上玉帛和牛羊。小国事奉大国，只能这样。对策就这么决定了，郑国一面与楚国议和，一面派使者向晋国说明事出无奈。晋人没有表示谅解郑人的处境，但这也并不出乎郑人的意料。当时晋楚势均力敌，郑国只能像钟摆那样摇来晃去，以前是自发的，现在自觉得多了。
其明年，据《左传·襄公九年》所记，晋悼公采纳中军帅荀的建议，“三分四军……以逆来者”，即将中、上、下、新四军各分为三部，出征时每军只调用一部，这是使楚人疲于奔命的良策。郑人见楚人果然穷于应付，就转而采取中间偏晋的立场，晋师来伐则从晋而“告”楚，楚师来伐则从楚而“赂”晋。如此一“告”一“赂”，钟摆就晃到晋国那边去了。楚国大为不满，扣留了郑国派来的两位使者。这个粗暴的措施激怒了郑人，郑与晋会盟，郑简公送给晋悼公一份厚礼，计有：著名乐师3人，女乐2佾即16人，歌钟2肆连同相配的镈和磬全套，兵车100乘连同相应的甲兵在内，女工30人。
晋与齐结盟，并使郑和宋成为自己的附庸。楚的对策是与秦结盟，尽力夺回在中原丧失的阵地。公元前562年———共王二十九年，秦伐晋，晋因轻敌而大败。楚与秦相呼应，当秦在为伐晋做准备时，楚联郑而伐宋，又使中原扰动了。
郑国所受的兵祸最多，几乎每个对中原稍有影响的诸侯国的军队都到过郑国。可是，郑国所聚的奇货也最多，它的商人几乎到过任何一个诸侯国。春秋时代，其他诸侯国的商人都不如郑国的商人殷实而且活跃，公元前627年秦师过周都伐郑国，遇见正要到周都去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假托奉郑君之命前来迎接和犒劳秦师，先献上4张牛皮，再献上12头牛，说了些使秦人以为郑人已做好迎战准备的话，又暗中派人乘快车回郑国报警。秦师不敢继续前进，撤回秦国去了。晋国的荀被俘后，滞留在郢都，郑国的一个商人到郢都做生意，见到荀，打算把他装在货囊中偷带出境，没有办成。楚国放荀回晋国后，这个商人到晋都贸易，荀待他极好，就像他真把自己救出了楚国似的。不久，这个商人又到齐国贸易去了。可见，郑国的商人是国间贸易的主角，挟重赀而交王侯，有时能对政局和战局施加并非微不足道的影响。
郑国是当时转口贸易的中心，最为繁华。打仗归打仗，经商归经商。在郑国的商人看来，战争只是过眼烟云，不须介怀。在商业的刺激下，郑都的风气最为奢靡，次于郑都的是中原东部的卫都。
郑、卫之音被圣人视为淫佚之音，采入《诗经》的作品是经过圣人筛选和净化的。《诗经》的《国风》计15国160首，《郑风》最多———占21首，可见圣人也不是不喜欢郑国流行歌曲的。《郑风·出其东门》有句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阇，有女如荼。”《郑风·溱洧》有句云：“溱与洧，浏其清兮！士与女，殷其盈兮！……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所描写的是郑都的郊外士女如云，欢情如梦。类似的景象在其他诸侯国虽也有，但盛况与郑都所见不可同日而语。
郑国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很精的。已知的中原春秋铜器，以郑国的莲鹤方壶为最精。
共王晚年，楚国在北线有得有失，得失大致相当。郑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双方的交往一直是频繁的。
公元前561年———共王三十年，吴王寿梦去世，子诸樊继位。
共王晚年，楚国在东线得大于失，局势比较平静。
公元前560年，共王去世，在位凡三十一年。子熊昭继位，是为康王。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共王遗言，自称“不德”，为鄢陵之败引咎自责，要大夫给他加个“灵”或“厉”的恶谥。既死，有些大夫主张遵从共王遗命。令尹子蠹力排众议，认为应当谥之为“共”。
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
共王生长在荣华和安宁之中，有父王训诫，有师保诱导，有臣僚拥戴，一切都是现成的。父王和师保对他的教育，只是细心地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仁厚贤明的国君，没有大胆地锻炼他成为一个英勇果断的统帅。在鄢陵之战前，他还不曾见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波巨澜。一旦事态危急，他就容易失态。如《淮南子·氾论训》所记，撤离鄢陵时，有潘尫、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四位大夫簇拥着共王，共王因恐惧而瘫倒在地上。黄衰微急中生智，用脚踢共王。共王见黄衰微如此无礼，变恐惧为震怒，站了起来，四位大夫才乘机把共王抬上了戎车。国君如此，将士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立嗣问题上，共王也显得优柔寡断。《说苑·建本》说：“楚恭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王为太子。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之乱也。”
国君的优柔寡断，在用兵和立嗣这样的重要关头是一种劣性，在平时却可能是一种美德，因为优柔寡断常常是同宽厚仁慈联系在一起的。相传共王在围猎时遗失了一张宝弓，随从要去找，共王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不算什么损失，何必去找呢？如此豁达实属罕见，因而传为佳话。据说，后来孔子和老子都对此发表过意见。
孔子说：“去其‘荆’而可矣。”去其“荆”，就成为“人遗之，人得之”了。老子说：“去其‘人’而可矣。”已去“荆”，又去“人”，就成为“遗之，得之”了。一个故事，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共王的仁厚以及儒道两家的精义。共王弥留之际能以“不德”自责，恰如《庄子·天地》所云：“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