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国君去世之后，总会给嗣君留下又顺手又棘手的双重遗产。嗣君在先君显赫功业的荫庇之下，只要恪守遗规，就不难坐享其成，这是顺手的一面。先君令人敬服和畏服的作用消失之后，本来只是隐性的祸胎容易演成显性的危机，嗣君在品格、智术、威望等方面不如先君的缺陷可能使他无法驾驭局势，这就是棘手的一面了。庄王留给共王的遗产正是这样的双重遗产。共王初即位时，倚仗雄厚的基业和忠贞的老臣，还不觉得费力。尤其是因为年龄还小，政柄由老臣执掌，共王无须操心，自然觉得轻松。年龄越大，在位的时间越长，躬亲的国事越多，共王就发现要维护庄王留下的遗产是越来越难了，他甚至不得不做一位忍辱负重的国君。
共王是庄王的长子熊审，继位时只有十岁。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遗憾多于满足。
（第一节晋楚修好之盟前后
庄王末年，齐、鲁交恶，鲁向楚求援。事不凑巧，逢上庄王去世，爱莫能助。鲁不得已，求助于晋。共王既立，因鲁已背楚从晋，楚乃与齐结好，以期与晋争雄。
公元前589年———共王二年，春，齐伐鲁。夏，晋以兵车800乘救鲁伐齐，比城濮之战晋师的兵车还多100乘，元帅为郤克。郤克是满怀着怨恨去伐齐的，因为三年以前他曾在齐受辱。那时，郤克为晋使，和鲁使、卫使一起谒见齐顷公。晋使驼背，鲁使跛脚，卫使独眼。齐顷公做了一个荒唐的安排，派一位驼背的官员接待晋使，派一位跛脚的官员接待鲁使，派一位独眼的官员接待卫使。齐顷公母听到这等无独有偶的奇事，便在楼上看稀罕，看到得意处笑出声来。郤克受辱，大怒，发誓非报复不可。这次伐齐，就是郤克报复的机会了。六月，晋、鲁、卫联军败齐师于鞍(在今山东济南西)。
是年秋，楚国为了援助齐国，准备讨伐鲁国。出师以前，派申公屈巫到齐国访问。屈巫一反常规，带着亲属和细软同行。原来，他要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到郑国娶夏姬，一去不复返了。夏姬即夏征舒之母，楚伐陈，俘夏姬。庄王要娶她，因屈巫谏庄王不可“贪色”而止。子反也想娶她，屈巫以其人“不祥”相劝而止。经庄王允许，夏姬嫁了连尹襄老。在襄老战死后，夏姬与襄老子黑要同居。屈巫本人有意娶夏姬，但不便在楚国办婚事，便唆使夏姬回到了娘家郑国。这时的夏姬年逾四十五，而仍有魅力使屈巫做出不爱祖国爱美人的事来。屈巫到了郑国，请副使把准备送给齐国的礼品带回楚国，自己则和夏姬携亲属到晋国去了，晋景公以屈巫为邢邑的大夫。司马子反建议厚赂晋国，以求禁锢屈巫终身，共王不许。
共王说，屈巫为自己盘算是错了，他为先君谋划却是忠诚的。假如他对晋国有用，晋国是不会遵从我们的意图去禁锢他的；假如他对晋国无用，我们又何必让晋国去禁锢他呢？这时，共王年仅十二，他对屈巫叛楚入晋事件所持的态度，显示了他智慧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素养，以及宽厚有余而刚猛不足的性格。屈巫在执行公务时公然带着亲属和细软，表明在庄王去世后老臣骄狂而法纪松弛了。
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联合沈尹和王子罢，杀死了屈巫的族人子阎和子荡，以及黑要和清尹弗忌，瓜分了他们的田宅和仆妾。屈巫写信给子重和子反，说一定要让他们疲于奔命而死。
大臣如此胡作非为，年幼的共王无可奈何。
是年秋冬，楚伐鲁、卫。子重是先朝老臣，懂得恤民方能用民，出兵之前，豁免欠税，赈济贫民，大赦刑徒。然后，连同王卒在内，全军出动，郑、蔡、许三国合兵从征。共王因年幼不行，但他的戎车由将军彭名居中辔，随军而出。蔡景公和许灵公都比共王大几岁，都得亲历戎行，分别坐在彭名的左右两侧。楚师先伐卫，后伐鲁，所向披靡。晋人见楚师强大，不敢发兵救鲁、卫，鲁、卫乃向楚乞和。十一月丙申，令尹子重与齐、鲁、卫、秦、郑、陈、宋、蔡、许、曹、邾、鄫、薛诸国的国君或执政大夫在鲁国的蜀邑(在今山东泰安西)会盟。鲁国献工匠给楚国，执斲(木工)、执针(缝纫工)、织纴(纺织工)各100人。
其明年，晋国送公子谷成回楚国，同时把连尹襄老的遗骸归还楚国，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楚国做出了相应的表示，送荀回晋国。《左传·成公三年》记共王问即将去楚返晋的荀：“子归，何以报我？”荀答道：“无怨无德，不知所报。”共王说：“虽然，必告不穀。”荀说：“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按，‘首’乃荀父名)，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效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共王感其言，以为“晋未可与争”，以隆重的礼节为荀送行。
子重安于现状，没有在蜀之会后加固楚国在中原的阵地，扩大楚国在中原的影响，对中原政局的演变趋向缺乏警觉性和洞察力，而且不能及时而适度地做出反应。公元前587年———共王四年，鲁成公朝晋景公，鲁大夫季文子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这是叛楚从晋的趋向，起初犹如暗流，但不久就成为明流了。
公元前586年———共王五年，许、郑相侵，先后诉于楚。子重以为许有理而郑无理，未经深思熟虑，便扣留了郑使皇戌和子国，由此，把郑推进了晋的怀抱。晋人在楚人不经意时，展开了有效的外交活动。是年冬，晋与齐、鲁、郑、宋、卫、邾、曹、杞诸国的国君在郑邑虫牢(在今河南封丘北)会盟。其明年秋，楚伐郑。冬，晋救郑。绕角之役，楚师先小胜后小败，乃退兵。未几，晋侵蔡，楚救蔡。晋师受阻，也退兵了。又明年秋，楚又伐郑，晋与齐、鲁、宋、卫、邾、曹、莒、杞合兵救郑。郑师有恃无恐，袭击楚师，俘获郧公钟仪。楚师受小挫，知难而退。这时，在晋楚之间，占上风的是晋。
在北方，楚国要与晋国角逐。在东方，与楚国角逐的是吴国。
郑师俘钟仪之年是吴王寿梦二年，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是年，吴伐郯，郯乞和，中原为之悚动。这时吴人已占领宁镇丘陵，与姬姓的吴国或称宜国的公族合流，袭用“吴”这个国号，但按照越语即吴语的发音习惯自称为“攻敔”。寿梦曾经到北方访问，知中土之辽阔，文明之昌盛。回吴国后，讲求富强之道，并且开始用诸夏的文字和典籍来教育几位公子。屈巫向晋景公献联吴抗楚之计，得到采纳。为此，屈巫出使吴国，甚得寿梦欢心。吴人同越人一样，本来没有车兵，而且不善于用弓箭。屈巫带着战车30乘，教吴人驾车、射箭、列阵，煽动寿梦伐楚。将回晋国时，送战车15乘给吴国，还让其子屈狐庸留在吴国做行人。寿梦对屈巫所献之计深为赞赏，当年就派兵袭击楚、徐、巢诸国，一度攻入州来(在今安徽凤台)。一年之内，子重和子反七次出兵迎击吴师，果然疲于奔命。
公元前583年———共王八年，晋侵蔡，又侵楚，俘获楚大夫申骊，楚无计可施。晋人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待诸侯太苛，诛索无厌，因而不能长久扮演盟主的角色。也许楚人看准了晋人的这个弱点，在公元前582年———共王九年，以重赂诱郑从楚而背晋。郑当然乐意在晋楚之间左右逢源。于是郑成公先南行朝见楚共王，后北行朝见晋景公。晋人以为郑成公居心叵测，把他软禁起来，随即兴师伐郑。郑遣使向晋乞和，晋不许，还杀了郑使，这把郑推回楚的怀抱里去了。楚发兵侵陈以救郑，意在使晋师分散兵力，拉长战线。陈对楚余悸未消，当即乞和。楚移兵伐莒，意在警告晋的附庸。
莒是一个东夷小国，其故地在今山东莒县。楚伐莒势如破竹，但楚将公子平不慎被莒师俘获。楚师传告莒人，要求不杀公子平，许诺遣返莒人战俘。莒人像十余年前的萧人，出于意气，不顾后患，偏把公子平处死。于是楚师连破莒国三城———连同国都在内，莒人逃散。秦和白狄见诸侯多已叛晋，乃相继伐晋。郑围许，意在向晋人表明他们不以国君为虑，可能立新君代旧君。晋人祸出多端，一时颇为窘迫。楚人在与晋人的角逐中，又变劣势为优势了。
晋景公因军情紧急，到兵器仓库去视察，看到那里关押着一个戴“南冠”的人，一问，知道是两年以前被郑人俘获并转送给晋国的楚人钟仪。晋景公问到钟仪的出身，钟仪答称是泠人(伶人)。晋景公让随从取一张琴给钟仪，钟仪用这张琴弹奏了楚曲。晋景公问钟仪楚共王如何，钟仪说那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晋景公坚持要钟仪说说对楚共王的印象，钟仪不得已，答道，寡君做太子的时候，有师保侍奉，早晨向公子婴齐(子重)求教，黄昏向公子侧(子反)请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晋景公向士燮(范文子)说起钟仪同他所讲的话，士燮是主张晋楚和好的，趁机进言，称赞钟仪这位楚囚是君子，不忘本，不忘旧，无私，尊君，可谓仁、信、忠、敏四者俱全。随即建议放钟仪回楚国，让他去促成晋楚两国的和议。
晋景公从士燮之言，以厚礼送钟仪回楚国。这是一次音乐外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年冬，楚国派太宰公子辰(子商)到晋国报聘，也表达了和平诚意。其明年春，晋国派大夫籴茷到楚国回聘，不久又放郑成公回国复位。籴茷留居楚国半年有余，得到确实的和平信息之后才回晋国复命。
战与和的变换，敌与友的转化，总是在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愿望都已大体具备之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以成为触媒，加上其他偶然因素就可以实现了。当时宋国由右师华元执政，此人与楚令尹子重和晋上卿栾书(栾武子)的私交都不错，听说晋楚双方正在试探对方的和平诚意，有心玉成其事。于是，华元先访问楚国，后访问晋国，居中斡旋，顿见成效。公元前579年———晋厉公二年、楚共王十二年，春，晋楚两国各各派执政大夫在宋都西门外会盟，相当于草签和约。然后，晋国派大夫郤至到楚国莅盟，楚国派大夫公子罢到晋国莅盟，相当于正式通过和约。
郤至莅盟到郢都后，谒见共王。将登堂入室之际，忽然从地室中传出洪亮的钟乐(“金奏”)，这通常是诸侯相会的礼节，郤至受宠过望，大惊，退走。经在场相礼的司马子再三邀请，才定下心来，行礼如仪。
楚国从成王起，就喜欢向诸侯或其使者展示豪华的排场和隆重的仪式。楚国能办到，因为：第一，楚国的宫殿建筑，上有楼台，下有地室，容易给北方人士留下壮丽的印象；第二，楚国的器乐发展迅速，编钟已超过北方，宫廷乐队安置在地室里，有特殊美妙的效果；第三，楚国物产丰饶，资财富厚，好客成风；第四，楚人有追新逐奇的癖好，容易使北方人士感到新鲜。遇到晋楚议和这样的大事，自然会搞的如锦上添花一般。
这样的和平当然只是暂时的妥协，随时可能因条件的改变而转化为战争。晋楚两国在中原的影响，此长则彼消，此消则彼长，没有均分势力范围的可能，彼此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而信任无法压倒猜忌。不过四年，晋楚之间就又爆发了一场大战。
晋人比楚人精明，在晋楚修好的第二年就纠合齐、鲁、郑、宋、卫、邾、曹、滕等国伐秦，大胜。楚人开始发现和约麻痹了自己而放纵了敌人，于是筹划采取切实有效的因变措施。在晋楚修好的第四年，即公元前576年———共王十五年，司马子反主张北伐，子囊(共王弟公子贞)以为不可背盟，这时共王二十五岁，还未曾亲临战阵，跃跃欲试，便下令起兵，自己随军出征。这次楚师先侵郑，后侵卫，都是稍进即退，是一次无名而出、无功而返的武装游行，只为了向中原表明楚国的存在。在楚国撤回后，郑国却派兵袭占了楚国的一个边邑。晋人保持着克制，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
也在公元前576年，宋国内乱，左师、大司寇、少司寇、太宰、少宰共五人俱奔楚避难。他们是华元的政敌，由此，华元与楚国之间也发生了隔阂。晋国的伯氏受郤氏迫害，大夫伯州犂奔楚。不久，共王命伯州犂为太宰。许国为郑国所迫，求迁于楚境。公子申率楚师迁许国于叶邑(在今河南叶县南)，这等于楚国承认自己在中原的影响减弱了。
（第二节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这年，在晋是厉公六年，在楚是共王十六年。春，楚国以割让汝阴的领土为诱饵，笼络郑国。郑国的君臣唯利是图，当即背晋从楚。夏，晋伐郑，楚救郑。
这次晋楚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彼此不再回避。
令尹子重谨慎有余勇猛不足，司马子反恰相反，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如果和衷共济，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搭档。可是子反不尊重子重，共王不喜欢子重，这给楚师的前途投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共王命子反将中军为元帅，命子重将左军，命子辛(右尹公子壬父)将右军，共王自己偕王卒随中军行进。这样，让令尹听司马指挥，违背了楚国的传统，颠倒了尊卑的顺序。郑师与楚师为同盟，“东夷”的一些“蛮军”也参加了楚师。
晋师以执政的上卿栾书将中军为元帅，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其佐荀留守；郤犨将新军，郤至佐之。
起师前，派使者到齐、鲁、卫诸国请求出兵相助。
楚师过申县，子反向已在养老的申叔时请教。申叔时认为楚师将会失败，他说，战争靠的是德、刑、详(祥)、义、礼、信六个要素，六个要素齐备了，上下和睦了，民众愿为君命而尽力致死，才能打胜仗。现在楚国对内不施惠而无德，对外不守盟而无信，用兵违农时而无礼，谁还乐意效死呢？你好自为之吧！我只怕再也见不到你了。申叔时尖锐的批评意见，子反听后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估计他是不以为然的。
晋国的将领也不都是同心同德的，栾书和郤至主战最力，士燮则以为战不如和。《国语·晋语》记士燮在出兵前说，睦内方能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在出兵后，士燮又说，我们要是战胜了，大王将更加骄恣，朝政将更加混乱，晋国非受祸不可；战败了，晋国反而会得福。《左传·成公十六年》记士燮还说，先君多次出征，是因为秦、狄、齐、楚四国都很强，我们若不尽力而为，子孙就会保不住。现在秦、狄、齐三国都顺从我们了，敌手只剩下一个楚国。“外宁必有内忧”，何不留着楚国作为我们的“外惧”呢？
士燮颇有远见卓识，但他的主张很难被近视而浅识的同僚接受。
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其地古今同名，介乎郑许之间，离晋国远，离楚国近。可见晋师求战心切，绕过郑都不攻，径奔楚师而来。
这次大战像邲之战，也只打了一整天，六月甲午，从天刚亮布阵，到天大黑收兵。开战前，双方都有严整的部署。开战后，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战局的变化，双方都是军自为战乃至车自为战，人自为战，打成了一场混战。晋人和楚人都是出色的将士，打得异常勇猛。其中有若干情节，很能显示当时战争的特点以及将士的心态。
清早，楚师抢先逼近晋师布阵，这使尚未布阵的晋师受到空间的约束。共王由伯州犂陪同，登上楚师独有的“巢车”眺望晋营。
共王问，晋人的兵车有向左驶去的，有向右驶去，他们在干些什么？